《社会学评论》2015 年第4 期发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一文。该文所波及的李连江教授对其中一些说法多有不同看法。本文对李教授有所回应。笔者分析李教授提出的“依法抗争”概念与斯科特的“日常抗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为什么“依法抗争”是一个失败的概念。笔者进一步指出一个成功的解读性概念必须是解构性而不是建构性的。换而言之，它必须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大面积误区或盲区，而不是为一个复杂群体的行动方式“正名”。

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在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方法的影响。本文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逻辑和方法上八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并提出这些区别的本源就是人的特性， 即人是又有本能，又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 本文强调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些区别的忽视是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徘徊不前、步入误区的根本原因。

内容提要：“阶级”是对社会不平等、社会矛盾与冲突进行分析的概念工具。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显著特征是“敌对阶级理论”。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使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面对严峻挑战。现代阶级理论是适应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形态多样化的产物，远远超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敌对阶级的范畴。阶级是社会权力的基本形式。社会是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对资源和机会的控制权的场域。如果能够拭去附在阶级概念上的种种曲解、误解，而不是谈虎色变或因袭僵化，“阶级”概念仍然是分析权力、利益、社会不平等以及相应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自罗伯特·金·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以来，它业已成为社科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之一。在为社会科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它也遭遇到很多批评。系统回顾中层理论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并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予以评判，有助于我们超越目前常见的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对此概念所做的解读和倡导，更深入的理解宏大理论、中层理论与经验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有益反思。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话语机会结构理论，是基于对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和框架化理论的批判和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理论，重在强调话语框架取得成功的社会文化因素。近年来，话语机会结构理论在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国内却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对话语机会结构理论的衍生历程、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拓展我们对社会运动理论的认识。

本文旨在以现代人类学为基础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为分析经济现象提供一种从“生产”视角出发的社会结构 理论。然而，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抑制了这一理论视角的灵活性、可操作性。本文从现代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思考在渊源上的亲和性出发,首先揭示现代人类学研究给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四个挑战——这四个挑战同时是实证科学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要求。随后，本文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本进行重访，并引入现代人类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诠释”，在理论上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满足以上四个要求。另一方面，基于扩大历史唯物主义的射程和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因果性的两种尝试，本文从实践层面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实证科学的要求，且能够成为一种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经济现象的有效社会结构理论。

孔飞力的《叫魂》尝试回答了中华帝国专制统治之动力问题，但却未留意到其中的时间性维度与文法学问题。本文在阐释国家过程与权力时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在专断权力时间中，君主既是国家的化身，也是政治的化身，能够对诸官僚施以私仆化的作用，而在常规权力时间中，诸官僚通过团伙化来实现将君主“去化身”的可能。将这样的化身理论放置在中西方历史上君主化身的案例比较的语境下，能够看出叫魂案中的弘历化身在其类型学、具体机制与后果效应上既具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近年来的部分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也就是从社会这一结构性空间的种种制度、体系、功能的考察和研究向着结构性空间的“填充物”——个体经验、自主性以及个体间交往的情感及其构成方式的转换上。本文引用三部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作品旨在说明，传统的中国人类学除了乡土社会的社区功能研究、仪式研究、宗族组织研究、小传统或农民社会的研究或者城镇与乡村的地域级序研究之外，似乎应该加上情感这一重要的维度。情感的琐碎凌乱一直干扰着人类学者理论推衍的定力，再加上它展示的空间相对私密，并且往往湮没在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如何从日常的言辞和交往中去发现情感和意义生产的途径也就越发考验人类学家的洞察力，并且也应该成为衡量民族志水平的试金石。

基于农民工生活结构的分析，把农民工放置于由流出地和流入地共同构成的场域中，建构了由“流出地脱离”和“流入地嵌入”两个维度构成的分类框架，把农民工分为打工群体、无根群体、移民群体、两栖群体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农民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转化路径，无根群体的日益增长是城乡二元结构屏障引起社会流动渠道梗塞的结果，极具消长、变动与转化的张力；通过制度变迁引导农民工转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是什么驱动着工作场所和政治上的合作、民主、信任、经济与人口增长？抑或是对它们形成阻碍？普特南、韦尔巴等、佛罗里达、格莱泽、劳埃德、斯科特和波特等发展出的西方模型所强调的变量，在分析亚洲时有时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从托克维尔强调“参与促进合法性”到“波西米亚促进创新”，这些依托于个人主义和个体主动性的观点或模型，在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相关动力展开新研究时，相对于对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西班牙的分析而言，经常会遭致失败或大幅转变。当西方社会中社会团体在发挥驱动力方面的作用减弱时，诸如卡拉OK餐厅和酒吧等在巩固工作场所、家庭的团结方面开始扮演关键角色。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解释框架来理清：文化、政治和经济动力如何渗透到不同且富有变化的组合（背景）中。年轻人、工人与普通大众的参与或疏离左右着其他社会过程。艺术和文化在不同环境下不仅可以构成时尚和魅力，也可以分离成违规和非真实。这些都会随着背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本文聚焦“转型中国的组织现象”这一问题，重点对2007年以来国内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文章分“单位制研究”、“经济领域的组织研究”、“政府领域的组织研究”、“社会领域的组织研究”四个方面讨论了近年来的研究主题，分析概括了各个领域的研究特征，一方面力图显示组织社会学是如何通过持续的学术对话推进学术累积，另一方面力图显示组织社会学是如何在探求新的研究方向。国内组织社会学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时又面临一些局限。

中国已经进入群体性事件多发期，以城市业主为主体的中产抗争日渐增多，与传统的农民群体抗争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案例，阐释了中产阶级、农民群体、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研究发现，农民和中产阶级两个群体在抗争形式、组织方式、媒体利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展现了传统抗争和现代抗争的区别，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鸿沟。与农民相比，中产抗争的武器更加多元化，更具有去政治化的表演性和创新性，有能力塑造多元的话语结构和维持媒体的关注。抗争过程中，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和诉求交织在一起。这些差异使得中产阶级能够借用弱者的道义资源，进而塑造了媒体报道的不同文本，最终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抗争结果。

与人们日常生活甚为密切的市场交易秩序建基在情理社会基础上。情理社会中的伦理情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主导着交易主体的行为方式与行动逻辑。焦玉良仅从社会交往形式抑或社会呈现的表层现象就认定中国社会已步入 “生人社会”、认为交易主体之间展开的交易行为需要建立在普遍信任基础上的制度承诺的观点过于草率偏激，并陷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陷阱中。认知市场交易秩序，应当关注交易主体行为及其社会交往的社会文化环境，应当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理性与情理、熟悉与陌生之间理解其本质，并探寻优化之道。从社会整体的脉络看，“伦理情谊之手”和“法治理性之手”均是维系市场交易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是当前国内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广泛应用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近二十年来，借助“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会学论域中的诸多研究，包括乡村社会研究、城市社区研究以及社会组织研究等均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但综合观之，这些研究或存在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神化”倾向而屏蔽了其他框架的解释力，或仅仅是在语词意义上使用“国家与社会”而无力揭示现象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分析框架本身具有难以突破的限度，这种限度既来自与之相关的理论脉络，更与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基于此，目前国内已经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和恰切性，并致力于重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刘少杰教授在近来的文章中指出：市场化改革以来，陌生关系的增长并未改变中国熟悉社会的性质；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支配着市场交易行为；在目前条件下，“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可以作为“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而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就概念本身而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应作为界定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标准；第二，从经济形态和交往形式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或者至少正在快速进入生人社会；第三，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生人社会，由于“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存在约束力困境，因而就要求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来维持其经济生活中的交易秩序。

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误读构成了韦伯中国命题解释力的硬伤，他忽略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区别以及三教合流的趋势。对于前者，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考察表明，儒教伦理作用下的差序式思维对作为“法人”的中国家族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后者，引入传统宗教的标签代替不可分的制度性的-/分散性的-儒释道的诸多类别。以对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企业家的传统宗教信仰对企业经济活动与社会责任有着相当的影响。最后分别从各种不同的“中国”与“韦伯”的角度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与对待经典理论的不同态度进行了反思。

在与列斐伏尔、福柯、詹明信、吉登斯等空间理论家进行对话的基础上，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重申了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社会、权力、后现代性和时间等既是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分析维度，也是空间理论的经验实践。虽然后现代空间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构型的价值和意义。当前空间理论正朝着一个拥有多个分析维度、具有鲜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综合理论体系的方向而建构，并试图发展出一个经验型和阐释性意义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体系。

本文以在昆明的四个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居民的视角出发讨论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公共信任、社区归属感、冲突解决与社会融合问题。通过最基层城市社区的运行和实施情况分析社区管理和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该研究是欧盟“城镇化中国：中国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的一部分 ，旨在以整体论的视角反思快速城市化给居民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社会渐渐浮出水面的同性恋正统主义将同性恋者对亲密关系的追求带入了一个悖论状态：一方面，非婚性行为是主流价值观所排斥的；另一方面，同性婚姻对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说又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本文以对中国同性婚姻的分析为基础批判性地检视公私划分理论。首先引入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强调中国社会中公私边界的伸缩性与相对性，来批判性地分析同性婚姻讨论中关于国家的角色以及对家庭的想象。随后，借鉴巴特勒、涂安娜等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口号中被坐落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置换成更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隐藏在普通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态度背后的知识/无知的后果。这是一场公私划分穿梭于不同世界之间的理论旅行：从西方到中国，从特定的（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到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在不同的世界中理论找到了拥有着不同的特质的不同的自我，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自我为我们阅读、使用、发展社会理论打开了新的可能。

笔者认为科斯和弗里德曼两人对“假设真实性”问题认识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甚至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小。弗里德曼对话的主要对象是列斯特，重点在于作为公理的基础假设是否应该是真实的。科斯对话的对象是“黑板经济学”，交易费用是科斯解释企业存在的自变量。科斯讲的假设是关于自变量的假设，不是基础假设或关于无关变量的假设。所以科斯更强调关于自变量的假设应该是真实的，而弗里德曼则更强调关于基础假设以及无关变量的假设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讨论“理性人”假设在社会学中的适用性问题。

系统理论并不存在以纳入与排除为基本解释工具的理论第三演进阶段。系统理论并没有否认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功能系统分化不完全与“沟通不能”现象。卢曼对系统理论基本维度的论述包含了纳入与排除概念的所有意涵。但是，纳入与排除概念也并不是多余的，它们是系统理论的“个体性”维度，也是系统理论对“社会如何可能”问题的深层次回应。赞成第三阶段论的观点并没有注意到上述系统理论维度，赞成论者也并没有注意到在纳入与排除规则中一阶观察与二阶观察的交替使用。系统理论研究现有文献并没有指出这些错误，第三阶段论阻碍了系统理论自身维度的展开。

基于“人的特性”，赵鼎新分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颇具启发性地援引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论内核，由此阐释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困境。然而，因为对时间、行动与肉身的社会学意义的重视不够，赵鼎新没有按照其触碰的路线深入下去。我们认为，通过时间线索，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困境有望得以化解。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学范式建立的起点或方向。

以转型求解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复兴，是费孝通先生这一代国士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的时代主题，也是费先生思想体系的北辰中枢；而《江村经济》则是其中讨论产业转型的一部重要著作。基于对社会转型的总体判断与对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有限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费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尝试把现代工业导入“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渐进方式诱发乡村社会的总体转型。开弦弓村的乡村工业试验证明，合作社是一种可行的乡村工业模式，它可以凭借其“经济伸缩力”等优势，应对来自世界市场的挑战，从而复兴乡村经济，促进社会转型。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作为1930年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成果，费氏合作社是传统农副经济的“家族社会主义”向现代产业经济的“合作社会主义”转型的有益尝试，对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仍有借鉴意义。

从我自身成长为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者的经历出发，我开始反思经济社会学及其在理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崛起中的作用。市场转型理论建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经典文献等“巨人的肩膀”之上，考查的是大型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能够持久存在和变化的前因后果。本文首先概述了国家结构的起源，并聚焦于能为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提供分析框架的国家理论。然后通过对汲取性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的比较，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既没有休克疗法也没有政权更替但中国却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崛起并且出现了新兴的市场经济。

本文对网络社会中的“全景敞视”予以分析。互联网技术全面提升了监视的程度，在网络社会中，监视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的，通过自动化、非个人化监视，进一步落实了监视权力的网状分布，开展全方位的监控，并构建了永恒的档案记录，因而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实现了“完美”的“全景敞视”。在强化、升级的同时，互联网中的“全景敞视”也发生变异，体现为被监视的个人不再相互隔离，监视是扁平化的，检查和档案分离。此外，互联网中的监视方向出现分化，不仅有国家对个人的监视，还有个人对国家的监视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不同的监视方向有不同的数据基础，不可等而视之。随着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互联网不仅能监视虚拟网络社会，还能监视实在网络社会，而网民在这一潮流中难以脱离，只能谨言慎行。网络社会是否会基于“完美”的“全景敞视”而开展规训，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人口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理性观”和“文化适应观”的双重视角，区分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及其差异性影响，并运用CGSS2010调查数据验证了三组核心假设。研究发现：农业收入越高，农村居民越不倾向于去城镇定居；非农收入越高，越倾向于去城镇定居。但经济收入与迁移决策表现出非线性关系。且当农村居民更加认同城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现代性文化模式时，他们才更加倾向定居城镇。最后，结合中国未来城镇化道路选择问题，本文探索了农村居民对于不同类型城镇的定居选择，并提出了政策启示。

马克思.韦伯理解社会学范式长久以来被忽视或误读。本文强调并深入解析“情势因果律”、“理性化过程”、“方法论理解”和“理想型”等理解范式的核心因素及其内在理论联系，从重要性和科学性两方面回答了对其的质疑。我们认为，拒绝杜尔凯姆式将社会看作“物”，将社会现象看作“社会事实”的观点，韦伯理解范式从个体及活动的众多关系/联系出发，强调了心理因素、意图和价值等在构建社会时的重要性。区别于整体论或结构功能主义，理解社会学根据广义的“理性化过程”，以“理解”为方式把握某一具体情境中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内在因果联系，并建立一种“理想型”的认识。当今社会学研究更为强调社会化过程中的联系、沟通、信任等因素。对韦伯理解范式的厘清和解析为，使我们可以突破传统的面向功能与整合的社会研究，转而思考吸引、联想、共生下的沟通与和谐的“社会性”课题。

汪和建教授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是交易秩序研究的奠基之作，作者基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社会转型出现的秩序问题，率先提出并建构了交易秩序理论。仔细阅读汪著，我们认为作者其实是在双重动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个体经济动机进行激励和控制的理论方案，以此来实现交易秩序的扩展。方案的核心观点是既对个体的自由权和财产权进行保护，又通过制度措施确保集体效率和社会公正。这既实现了一种方法论的创新，又建构了一种能够回应时代大问题的理论。之后我们讨论了汪著将一般理论用于具体交易秩序研究时所提出的各类有限设计方案，并通过对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几个典型实例的分析来反思汪著中“有限设计”的现实意义。最后我们与当前市场交易秩序研究进行了简短对话，指出了其局限性及汪著能给予我们的研究启示。

社会学发展至今，尚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一些流派和思潮仍没有完全摆脱“某种幻象支配”，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偏离生活本真。因此在今天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从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出发，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总体上返璞归真地建立起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在这方面费孝通教授晚年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阀限，建立起了“生活论”的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此外，日本社会学“生活结构论”的创立，特别是广田康生先生在对移民社会的考察中，从生活逻辑出发，通过生活者的日常实践活动结成“个人关系网络”，进而在同正式制度的勾连中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的实证研究，也为“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启示。综合费孝通以及广田康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尝试从理论、方法论、概念体系以及可操作的研究方法等层面建立起“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整体模型。

本文通过对海南省一个县30年计划生育史来考察运动式治理为何及如何转向常规治理。在中国社会体制结构下，治理目标和治理能力不匹配是运动式治理的充分条件。但解决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只是常规治理取代运动式治理的必要条件。基层政府缺少将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治理的内源动力，治理模式转型是来自国家上层的外在动力驱动，是一种外生逻辑所致；生育控制成效显著、节育对象减少等人口出生控制目标变得不再紧迫为常规治理解决治理有效性奠定基础。国家上层通过改变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指标迫使基层政府推动系统性治理能力建设，从而为治理模式转型奠定基础。而长期计划生育宣传、节育对象服从使常规治理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在常规治理具备解决计划生育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前提下，在上级考核压力之下基层政府才将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治理。

村干部群体在中国当前的乡村社会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特殊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来牟取“灰色”个人利益。笔者通过对鲁西南X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地的村干部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扮演起“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与当前中国的基层政治结构和民众普遍持有的思想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村干部的“赢利空间”正是由该群体和国家政府、普通民众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他们的“赢利”行动和策略更是彰显了权力的“合谋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社会学蓬勃发展，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文对近十年来本土法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成果进行评述，藉此展望法律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弱化，诉讼日益成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有需求解释和治理解释两种观点，但其互动关系仍缺乏令人信服的研究。学者们运用定量、定性研究方法对民众的法律意识加以研究，探究了民众的纠纷解决倾向以及对法律的认知。我们认为，要想理解法律意识的变迁与形塑，尚需结合两种方法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司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学者们多从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的张力入手开展研究，已形成十分成熟的研究框架，但学术增量不足。民间规范的转型与新生，民间规范如何引入立法等，或可成为研究增长点。作为法治的载体，法院嵌入于地方政法体系之中，不仅承担国家治理的职责，还对法官加以治理。处于复杂结构中的法官，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角色间的张力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们提出，在研究司法系统与法律职业的过程中，需关注行政干预与政治介入的区别，探究治理逻辑与法理逻辑的张力，提炼系统框架以整合现有的分散的研究成果。对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前景，我们认为应扩展边界、立足实证、由破到立、打造团队、加强合作，将法律社会学建设成为具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以回应司法改革不断深入的现实需求。

内容提要：拟像序列理论的提出预示着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转向。本文在梳理、评述现有争论的基础上，对拟像序列理论进行了文本分析，概述了拟像序列理论在批判指认、问题面向、逻辑推理和解救之道等不同环节上的核心思想。最终从立论前提入手认为：鲍德里亚对拟真社会的“批判”与“解决”之间存在逻辑跳跃；他用“真实”概念批判现实，却用“本真”概念给出解决办法，这样做虽然避免了陷入（他本人提出的）拟像序列陷阱，但因囿于“世俗—神圣”的二元框架，而忽视了世俗伦理的前提意义，最终使得拟像序列理论沦为了20世纪“大写解构”的一隅，只能屈从于荒诞玄学和悲观主义。 关键词： 拟像序列 象征交换 世俗伦理 拟真

在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中，真正构成生产要素和交易对象的，不是作为物的资源本身，而是基于物的、人的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从这样的生产要素和交易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权利有限思想、权利不平等或权利分层问题因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对它的考察构成社会分层研究的必要补充。权利及其分层的考察可以通过一个两维、四象限的框架来进行，其一维（行）可划分为规范性（如法律）与实践性（如经济或社会中的实际行为）权利两类，其另一维（列）则可划分为个体权利与个体间权利结构两类。经由权利分层理论模型与社会事实的对照，以及各权利主体和属性维度之关系原则的考察，社会结构中隐藏的问题可以被很好地——基于制度分析和社会事件来——发现、理清及把握，并有针对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法律等）的解决方案。

学科史讲述一门学科起源与发展的故事，内容上包括不同时期基本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进展。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但是，受社会变迁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对过去的书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方面，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社会学史中以西方为中心和男性化的写作立场；另一方面，对理论主导学科史内容的不满，亦使得过去受到忽视的主题和领域重新回归学科史的讨论。并且，侧重通过文本和概念建立来的社会学学科“内史”，越来越受到“外化”历史的冲击。后者对社会学历史的呈现，目的不在于描述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与脉络。在不同历史情境下，这门学科的轨迹与实践，它在社会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和任务，成为学者所关注的主题。本文尝试从方法与政治两个方面，讨论不同取向及趋势的学科史书写，以及它们对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和梳理自身历史所构成的挑战。

本文通过梳理义乌模式中早期的一个焦点现象即鸡毛换糖，呈现了义乌农民经商过程中商业行动的起点、过程特质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农民经商的“本钱小”选择了小本买卖“鸡毛换糖”；由于进入经营的门槛低、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加上农民经商的“家庭副业”的定位，形成“薄利”经营；为了规模化、持续经营而追求“回头客”以实现“多销”。这些特质逐步凝炼成一种“复数行动”的实践习惯和区域文化。复数行动让义乌经营者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现今探讨复数行动在调整商业经营心态、建立常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商业互动关系、反对短期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义乌模式中早期的一个焦点现象即鸡毛换糖，呈现了义乌农民经商过程中商业行动的起点、过程特质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农民经商的“本钱小”选择了小本买卖“鸡毛换糖”；由于进入经营的门槛低、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加上农民经商的“家庭副业”的定位，形成“薄利”经营；为了规模化、持续经营而追求“回头客”以实现“多销”。这些特质逐步凝炼成一种“复数行动”的实践习惯和区域文化。复数行动让义乌经营者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现今探讨复数行动在调整商业经营心态、建立常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商业互动关系、反对短期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义乌模式中早期的一个焦点现象即鸡毛换糖，呈现了义乌农民经商过程中商业行动的起点、过程特质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农民经商的“本钱小”选择了小本买卖“鸡毛换糖”；由于进入经营的门槛低、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加上农民经商的“家庭副业”的定位，形成“薄利”经营；为了规模化、持续经营而追求“回头客”以实现“多销”。这些特质逐步凝炼成一种“复数行动”的实践习惯和区域文化。复数行动让义乌经营者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现今探讨复数行动在调整商业经营心态、建立常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商业互动关系、反对短期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社会的货币观念时，将西方本土观念带入进去导致了文化上的偏见和盲视。布洛克和帕瑞提出了“长期交易秩序”和“短期交易秩序”这对概念对西方传统货币观念进行了批判，从传统到现代叙事中货币的一元含义在这一新的理论关照下被不同文化情形中货币的多元含义所代替。两种交易秩序的概念触及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并为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的观点对于分析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义利之辩”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的理解，需要回到《差序格局》以及《乡土中国》的最初语境。一方面，自我主义及其与差序格局的关系需要深究，以理解“私”的内涵。差序格局是中国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自我主义是差序格局背后的思维结构。将个人主义作为比较的类型，能够更清楚地考察自我主义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将差序格局放置于乡土社会基础性秩序中进行思考，以理解“私”的限度。在传统社会中，稳定的礼俗与熟悉关系约束着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但随着传统礼治秩序的瓦解，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缺乏有效的制约，致使基础性社会秩序的维持成为“问题”，这是“差序格局”以及《乡土中国》所隐含的更重要的问题意识。在社会建设的语境下，讨论自我主义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历了从宏观向微观、从结构比较分析向机制过程分析转向的蒂利，在其后期作品《为什么？》一书中提出了四种理由给定的方式：惯例、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本文将对该书有关理由的界定、四种理由给定方式的划分及理由给定之社会过程等方面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蒂利的基本立场。最后，通过分析社会学家舍夫和格拉德维尔对蒂利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以说明在蒂利那里仅仅作为一种理由给定方式的故事，所可能具有的更广泛的情感意义和社会整合力量。

本文总结了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观，并分析了这些时间观的误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另外五种时间观——由经济和军事权力性质造就的积累性发展时间，由意识形态权力性质造就的多样性时间，具有一定主宰性的政治时间，能促使事物往反方向发展的道家时间，以及现实历史过程中所呈现的复合时间 （积累发展、多样性时间、主宰性政治时间和道家时间的复合）。本文讨论了这些时间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有机地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是历史社会学的要义所在。本文认为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本体论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