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巴纳德会议”为分析点，重点梳理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性战”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围绕着色情、女同性恋TP（男女）角色、S/M（虐恋）三个主题的争论而形成的性激进派女权主义与反色情派支配论女权主义这两种女权主义性论述的基本立场、观点分歧及后续影响。20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性骚扰”在内的诸多争论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当年的论战，围绕着“危险与快乐：迈向性政治”这一理论框架的女权主义性论述影响至今。而这种影响，尤其是支配论女权主义的论点，显然也已经走出了美国，并与中国大陆产生某种（自觉不自觉的）连接，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会议及其性政治的了解、讨论与检视却非常之少（或严重偏颇），当下的很多讨论甚至远不如当年深刻与丰富，且在缺乏充分认识与警惕的情况下容易将其中一派的观点放大为整个女权主义的性立场。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梳理，是为了回到中国大陆的当下，观察其与中国大陆的可能关联，探讨进一步推进更为丰富而本土的“性思考”以及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发展另一类 “性论述”的可能。

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在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方法的影响。本文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逻辑和方法上八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并提出这些区别的本源就是人的特性， 即人是又有本能，又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 本文强调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些区别的忽视是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徘徊不前、步入误区的根本原因。

自罗伯特·金·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以来，它业已成为社科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之一。在为社会科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它也遭遇到很多批评。系统回顾中层理论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并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予以评判，有助于我们超越目前常见的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对此概念所做的解读和倡导，更深入的理解宏大理论、中层理论与经验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有益反思。

《社会学评论》2015 年第4 期发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一文。该文所波及的李连江教授对其中一些说法多有不同看法。本文对李教授有所回应。笔者分析李教授提出的“依法抗争”概念与斯科特的“日常抗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为什么“依法抗争”是一个失败的概念。笔者进一步指出一个成功的解读性概念必须是解构性而不是建构性的。换而言之，它必须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大面积误区或盲区，而不是为一个复杂群体的行动方式“正名”。

本文梳理了新世纪以来国内中产阶级的相关研究，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级研究奠定了此后西方中产阶级以及国内中产阶级研究的基本议题，这包括阶级结构、阶级形成与阶级社会功能三大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由于理论背景与经验材料不同，学者们对于我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形成与社会功能还存在很多争议。作者强调，后续研究应该基于统一的理论框架，利用已有的丰富调查数据，对我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形成、社会功能以及几十年来的发展进行系统与比较研究。

网络走红现象作为近年来中国网络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道独特景观，既见证了微观个体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又体现了一股强大的经济社会力量。基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采取技术-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网络走红的性质特征、逻辑机制与后果影响进行了历史比较研究，文章发现：网络媒介技术社会扩散过程的跨越性特征和用户主体结构，是塑造影响网络走红的表现形式、群体特征与基本性质的重要因素；人们在网络上社交互动所建构生成的阶段性结构事实决定了网络走红的三类不同逻辑机制：即网络虚拟空间的公共广场效应、网络交往的社群化模式、以及资本市场的商业打造；网络走红的社会后果影响，经历了从文化社会领域到经济领域的过渡演变，并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而衍生出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网络走红现象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形成机理与发展变迁提供了鲜活样本。

性别角色观念代表了人们如何看待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它从另一个维度反映了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010）数据，从社会整体和家庭内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性别角色观念：高教育程度、高收入以及高地位职业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更为开放；第二，社会结构位置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积极影响要大于男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较高位置的女性相比相同位置的男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开放；第三，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模式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夫妻间相对教育程度和相对收入对男性没有影响，但是对女性有显著的影响。夫妻间相对教育程度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持续的积极影响，教育程度高于配偶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开放。夫妻间相对收入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女性的收入高于配偶一定范围后，这种影响消失了。

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已经“阶层固化”存在分歧，亦缺乏明晰的科学检验方法。本文考察公众对自身阶层流动情况的感知和对“阶层固化”话语关注之间的关联，以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我们认为，如果“阶层固化”渐已成为社会现实，那么在宏观层面，过低的流动率会使得公众总体的自我流动感知恶化，触发人们对“阶层固化”的关注：流动感知越向下，固化关注度就越高。反之，如果“阶层固化”并非现实而只是一种预警，社会流动率并没有降低到危险点，那么公众对“阶层固化”的关注，和自身的流动感知就不会存在关联。就此，我们构建起“阶层固化”话语列表，利用其在百度的被检索热度来生成各省历年“阶层固化”关注度指数，并将其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2012）的流动感知数据及统计年鉴资料相匹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多模型分析揭示了“无关的流动感知”这一重要现象：当代中国公众基于自身经历的代内流动感知和代际流动感知，与“阶层固化”关注度均没有负向的统计关联。这一发现意味着“阶层固化”在当代中国更多地是一种预警而非社会现实。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心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社群性、极端性、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四方面鲜明的特征。在剖析网络社会心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社会心态看作一种具有关系性、局部主体间性和相对流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解要求我们综合运用归纳逻辑、类型学分析和话语分析等视角对网络社会心态进行实证研究，并聚焦考察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极化和形成机制这三个关键性议题。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界的基本命题，也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歧见的话题领域。乔尔·S. 米格代尔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学术关切，在反思和对话的基础上，看到了韦伯式国家观的“简化论”倾向，进而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定义，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国家观”。同时，结合过程性的视角，从方法论的角度建构了“社会中的国家”分析路径，从动态的、过程的以及建构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全新解读。避免了以往“国家中心论”或是“社会中心说”中所存在的单向度解释，深化了对复杂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开启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蕴。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呈现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照顾工作研究的若干理论议题和分析脉络，尤其关注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愈益蓬勃的有酬照顾劳动，并提炼出“照顾的性别框架”、“照顾工作的阶层化”以及“亲密关系劳动”三大研究主题。最后，本文结合中国社会当下现状指出了照顾工作研究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几个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内容提要：拟像序列理论的提出预示着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转向。本文在梳理、评述现有争论的基础上，对拟像序列理论进行了文本分析，概述了拟像序列理论在批判指认、问题面向、逻辑推理和解救之道等不同环节上的核心思想。最终从立论前提入手认为：鲍德里亚对拟真社会的“批判”与“解决”之间存在逻辑跳跃；他用“真实”概念批判现实，却用“本真”概念给出解决办法，这样做虽然避免了陷入（他本人提出的）拟像序列陷阱，但因囿于“世俗—神圣”的二元框架，而忽视了世俗伦理的前提意义，最终使得拟像序列理论沦为了20世纪“大写解构”的一隅，只能屈从于荒诞玄学和悲观主义。 关键词： 拟像序列 象征交换 世俗伦理 拟真

大数据研究在社会学领域被视为统计方法或者定量研究的新趋势与有前景的新方向。但是，信息技术嵌入的数字生活形成了新的“社会性”，主体的存在与实践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被赋予更多选择和更大延展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数字麻烦”。这些新情境同样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在当代万物皆可数据的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在大数据时代迷航，我们亟需一种新的社会学想象力，来批判性地理解和“解锁”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数字生活。

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的理解，需要回到《差序格局》以及《乡土中国》的最初语境。一方面，自我主义及其与差序格局的关系需要深究，以理解“私”的内涵。差序格局是中国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自我主义是差序格局背后的思维结构。将个人主义作为比较的类型，能够更清楚地考察自我主义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将差序格局放置于乡土社会基础性秩序中进行思考，以理解“私”的限度。在传统社会中，稳定的礼俗与熟悉关系约束着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但随着传统礼治秩序的瓦解，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缺乏有效的制约，致使基础性社会秩序的维持成为“问题”，这是“差序格局”以及《乡土中国》所隐含的更重要的问题意识。在社会建设的语境下，讨论自我主义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对网络社会中的“全景敞视”予以分析。互联网技术全面提升了监视的程度，在网络社会中，监视是可见的但又无法确知的，通过自动化、非个人化监视，进一步落实了监视权力的网状分布，开展全方位的监控，并构建了永恒的档案记录，因而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实现了“完美”的“全景敞视”。在强化、升级的同时，互联网中的“全景敞视”也发生变异，体现为被监视的个人不再相互隔离，监视是扁平化的，检查和档案分离。此外，互联网中的监视方向出现分化，不仅有国家对个人的监视，还有个人对国家的监视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不同的监视方向有不同的数据基础，不可等而视之。随着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互联网不仅能监视虚拟网络社会，还能监视实在网络社会，而网民在这一潮流中难以脱离，只能谨言慎行。网络社会是否会基于“完美”的“全景敞视”而开展规训，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内容提要：在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中，EGP图式是最常用的阶层分类框架。如何把中国的标准职业分类直接转换为具有国际比较可能的EGP阶层分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当前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讨论。对此，本研究在对EGP图式的理论基础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甘泽博姆和特雷曼的方法，提出了基本的转换原理并给出了具体的转换程序（SPSS和STATA两种形式）。这一工作不仅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技术支持，也有利于推动中国流动分析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社会渐渐浮出水面的同性恋正统主义将同性恋者对亲密关系的追求带入了一个悖论状态：一方面，非婚性行为是主流价值观所排斥的；另一方面，同性婚姻对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说又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本文以对中国同性婚姻的分析为基础批判性地检视公私划分理论。首先引入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强调中国社会中公私边界的伸缩性与相对性，来批判性地分析同性婚姻讨论中关于国家的角色以及对家庭的想象。随后，借鉴巴特勒、涂安娜等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口号中被坐落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置换成更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隐藏在普通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态度背后的知识/无知的后果。这是一场公私划分穿梭于不同世界之间的理论旅行：从西方到中国，从特定的（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到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在不同的世界中理论找到了拥有着不同的特质的不同的自我，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自我为我们阅读、使用、发展社会理论打开了新的可能。

“安全感”这一概念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本文结合大规模网络调查数据，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国民安全感的现状与特点，进而从社会转型的背景对国民安全感缺失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发展与改革是影响国民安全感的双刃剑。最后就如何提升国民安全感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话语机会结构理论，是基于对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和框架化理论的批判和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理论，重在强调话语框架取得成功的社会文化因素。近年来，话语机会结构理论在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国内却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对话语机会结构理论的衍生历程、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拓展我们对社会运动理论的认识。

在与列斐伏尔、福柯、詹明信、吉登斯等空间理论家进行对话的基础上，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重申了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社会、权力、后现代性和时间等既是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分析维度，也是空间理论的经验实践。虽然后现代空间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构型的价值和意义。当前空间理论正朝着一个拥有多个分析维度、具有鲜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综合理论体系的方向而建构，并试图发展出一个经验型和阐释性意义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体系。

随着近几年区块链技术的推广和比特币价格的暴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加密货币热潮。然而，尽管投资者趋之若鹜，大量的加密货币却只是打着区块链旗号的空壳项目或纯粹骗局。白皮书是加密货币发行人为吸引投资者所撰写的项目介绍，本文搜集和分析了目前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中文白皮书，揭示出了其所包含的七种主要叙事，借此为加密货币热潮中的人们勾勒出了一幅观念画像。本文认为，加密货币是社会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刺激下所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发明，它带着反抗金融文化的初衷，却最终成为金融文化再生产的载体，这种现象意味着金融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新形态已经实现了自身的动态生成。

本文总结了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观，并分析了这些时间观的误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另外五种时间观——由经济和军事权力性质造就的积累性发展时间，由意识形态权力性质造就的多样性时间，具有一定主宰性的政治时间，能促使事物往反方向发展的道家时间，以及现实历史过程中所呈现的复合时间 （积累发展、多样性时间、主宰性政治时间和道家时间的复合）。本文讨论了这些时间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有机地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是历史社会学的要义所在。本文认为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本体论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向。

人类全部的认知与情感都产生于大脑这一器官，学业成就差距与大脑神经活动密切相关。论文概述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大脑发育和大脑结构的型塑作用，证实贫穷-大脑-学业成就三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此后论文基于进化的证据提出贫穷不利脑是源于贫困所产生的慢性压力。从“阶层地位”到“学业成就”这一路径一直为宏观社会学变量所填充，而脑科学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在这背后运作的微观机制。本文也简要评述了基于神经科学的干预策略，为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提供了新路径。论文最后做了拓展性讨论，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是最有效的研究策略。

尽管空间的社会性已经比较明确，但关于空间的社会学性——即空间如何作为一个社会学分析视角——还未及被深入讨论。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空间视角具备哪些理论分析的潜力或面向，其所具备的理论特点与分析限度为何。研究表明，空间视角具有四个面向：就社会结构面向而言，空间的占有状态构成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力；就社会变迁面向而言，空间的生产是影响社会变迁速度和方向的重要机制；就社会控制面向而言，空间的“场所化”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主要技艺；就社会行动面向而言，空间的权利诉求构成了都市运动的重要逻辑。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了空间解释所具备的情境性和基于实践的复合性两个特点，在肯定了这两个特点所具备的优势之后，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其具备的分析限度。

以劳动者的出差及其强度为窗口，文章检验了职场投入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影响。基于2014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文章发现：男性出差的比例大幅高于女性，大约是后者的1.8倍。而相比不出差的劳动者，短期和长期出差者的月收入分别高出了19%和35%。包括异质性干预效应模型在内的一系列检验均表明出差的收入回报具有稳健的因果效应。综合来看，出差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达到了19%，占到了总解释度的88%。在探索出差影响收入的路径时，文章还发现，出差及其强度确实影响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以及组织内部的晋升。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根源是基于父权制度的“文化偏见”，而非“雇主歧视”。

本文通过梳理义乌模式中早期的一个焦点现象即鸡毛换糖，呈现了义乌农民经商过程中商业行动的起点、过程特质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农民经商的“本钱小”选择了小本买卖“鸡毛换糖”；由于进入经营的门槛低、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加上农民经商的“家庭副业”的定位，形成“薄利”经营；为了规模化、持续经营而追求“回头客”以实现“多销”。这些特质逐步凝炼成一种“复数行动”的实践习惯和区域文化。复数行动让义乌经营者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现今探讨复数行动在调整商业经营心态、建立常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商业互动关系、反对短期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义乌模式中早期的一个焦点现象即鸡毛换糖，呈现了义乌农民经商过程中商业行动的起点、过程特质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农民经商的“本钱小”选择了小本买卖“鸡毛换糖”；由于进入经营的门槛低、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加上农民经商的“家庭副业”的定位，形成“薄利”经营；为了规模化、持续经营而追求“回头客”以实现“多销”。这些特质逐步凝炼成一种“复数行动”的实践习惯和区域文化。复数行动让义乌经营者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现今探讨复数行动在调整商业经营心态、建立常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商业互动关系、反对短期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义乌模式中早期的一个焦点现象即鸡毛换糖，呈现了义乌农民经商过程中商业行动的起点、过程特质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积淀。由于农民经商的“本钱小”选择了小本买卖“鸡毛换糖”；由于进入经营的门槛低、经营者众多可替代性强，加上农民经商的“家庭副业”的定位，形成“薄利”经营；为了规模化、持续经营而追求“回头客”以实现“多销”。这些特质逐步凝炼成一种“复数行动”的实践习惯和区域文化。复数行动让义乌经营者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现今探讨复数行动在调整商业经营心态、建立常久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商业互动关系、反对短期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本文尝试梳理中国劳工社会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线索。20世纪最后十年为劳工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段，此时恢复重建不久的中国社会学开始探讨劳工问题，但却存在误用理论之嫌。21 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为发展的第二个时段，社会学开始将劳工研究归入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之下加以研究，本文主要以清华劳工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为例阐示这一时段的特点。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今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探讨新劳工群体和形成研究的新视野构成此阶段的基本特点。三个时段的演进折射出中国劳工社会学的基本变化和内在逻辑。

中国已经进入群体性事件多发期，以城市业主为主体的中产抗争日渐增多，与传统的农民群体抗争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案例，阐释了中产阶级、农民群体、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研究发现，农民和中产阶级两个群体在抗争形式、组织方式、媒体利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展现了传统抗争和现代抗争的区别，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鸿沟。与农民相比，中产抗争的武器更加多元化，更具有去政治化的表演性和创新性，有能力塑造多元的话语结构和维持媒体的关注。抗争过程中，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和诉求交织在一起。这些差异使得中产阶级能够借用弱者的道义资源，进而塑造了媒体报道的不同文本，最终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抗争结果。

“国家”与“社会”可以说是在相互划清边界的过程中彼此赋予发展动力而产生与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形塑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范式在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后，迅速成为城市基层研究的主流，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路径；但也日益陷入一种同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为克服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内在张力，我们需要在研究中反思城市基层的“社会”如何实体化操作、其多层复合属性以及内部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国家”的实体化操作问题及其角色的多维性，以及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反思“国家与社会”范式作为特定的“知识生产”成果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知识社会学属性。

系统理论并不存在以纳入与排除为基本解释工具的理论第三演进阶段。系统理论并没有否认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功能系统分化不完全与“沟通不能”现象。卢曼对系统理论基本维度的论述包含了纳入与排除概念的所有意涵。但是，纳入与排除概念也并不是多余的，它们是系统理论的“个体性”维度，也是系统理论对“社会如何可能”问题的深层次回应。赞成第三阶段论的观点并没有注意到上述系统理论维度，赞成论者也并没有注意到在纳入与排除规则中一阶观察与二阶观察的交替使用。系统理论研究现有文献并没有指出这些错误，第三阶段论阻碍了系统理论自身维度的展开。

“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国家政权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性问题，缺乏对社区自治组织合法性的系统分析。本文对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在法律、政治、行政和社会不同领域的合法性水平及其基础进行全面比较，指出两种社区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存在着不对称的特点：一方面，居委会和业委会在自身不同类型的合法性水平上差别很大，且存在着内部张力；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合法性形成不对称格局，一方合法性强的类型正是另一方合法性弱的类型。这种不对称的合法性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在效用和价值观上对两种社区自治组织的认知和期待存在着深刻差别。居委会和业委会也因此面临着不同的合法性危机或困境。

笔者认为科斯和弗里德曼两人对“假设真实性”问题认识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甚至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小。弗里德曼对话的主要对象是列斯特，重点在于作为公理的基础假设是否应该是真实的。科斯对话的对象是“黑板经济学”，交易费用是科斯解释企业存在的自变量。科斯讲的假设是关于自变量的假设，不是基础假设或关于无关变量的假设。所以科斯更强调关于自变量的假设应该是真实的，而弗里德曼则更强调关于基础假设以及无关变量的假设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讨论“理性人”假设在社会学中的适用性问题。

形式理论如今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微观经济学更是经典形式理论中的代表。反观社会学领域，经典形式理论却少之又少，马克.格兰诺维特的门槛模型可谓少数中的范例。针对社会学形式理论的稀缺现状，本文旨在解析门槛模型的一系列建构和拓展思路，并通过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比较，试图发现社会学形式理论的独特之处。为了对此做充分讨论，笔者将首先深入简单门槛模型的形式化与数理化过程，逐一梳理其建模思想，并展示后续模型的延展逻辑；其次，从行为假设的形式化、社会过程的数理化以及形式理论的延展性这三个方面，具体辨析微观经济学理论与门槛理论的建模差异，并尝试总结两者的特点。

女性在技术发展史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现代信息传播技术领域更缺少女性视角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社会边界理论出发，以IT产业中的女性程序员为例，以期阐释她们如何在工作实践中建构身份认同和性别边界。通过民族志和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阐释了女性程序员如何通过“凸显—弱化”的技术边界和“加强—淡化”的性别气质来实现社会性别边界的协商。研究分析显示，性别界限的建构并非单一、固定、界限明显的，而是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多元、流动和持续协商的过程。

基于“人的特性”，赵鼎新分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颇具启发性地援引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论内核，由此阐释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困境。然而，因为对时间、行动与肉身的社会学意义的重视不够，赵鼎新没有按照其触碰的路线深入下去。我们认为，通过时间线索，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困境有望得以化解。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学范式建立的起点或方向。

罗尔斯以“原初状态”展示了论证其正义原则需要的一些限制条件。他试图以其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论证国家的福利政策的正当性。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及其论证方法是有价值的，但是其差别原则依据的哲学理论是有缺陷的。他否认个人对自己的自然才能的权利，将个人的自然才能看作是一种共同的资产。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中应该作为共同资产分配的是自然资源。在“原初状态”下，更可能形成的是实现每个人对自然资源平等权利的原则。该原则既能够使国家的福利政策具备更为坚实的基础，也会使之变得简单易行。

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于《乡土中国》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一直影响今天学者的研究，成为社会学和关于中国研究的经典命名。一个命名如何才能流传下来？这需要对社会事实的敏锐观察，也依赖命名方法论。本文探讨了《乡土中国》一书中的命名及方法，进一步追溯到早期社会学家经典大师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以及社会学的近亲生物学对于变异和新物种的类型学研究方法，进一步通过归纳和演绎两个维度界定出来四种研究方法的类型，以及在不同类型下的命名方法。在此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讨论描述性研究的学术创新价值、命名的学术创新价值和不当命名的表现。

利用2008年中国亚健康调查数据并拟合多分类Logistic模型，本文旨在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居民肥胖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教育和收入水平对于肥胖的影响在城乡、性别之间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总体上，我国肥胖问题集中于城市男性和农村女性。收入与肥胖的关系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高、中、低三等收入群体中，中等收入者肥胖风险最高。进一步分性别与城乡的分析显示，男性、农村居民的肥胖问题与收入的关联性更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肥胖风险；但在女性与城市居民中，高收入与肥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此外，教育与肥胖的关系在不同性别群体中正好相反，其中男性为正相关，女性则为负相关。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我国肥胖问题发生的社会机制、遏制肥胖病蔓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在昆明的四个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居民的视角出发讨论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公共信任、社区归属感、冲突解决与社会融合问题。通过最基层城市社区的运行和实施情况分析社区管理和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该研究是欧盟“城镇化中国：中国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的一部分 ，旨在以整体论的视角反思快速城市化给居民生活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