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心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社群性、极端性、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四方面鲜明的特征。在剖析网络社会心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社会心态看作一种具有关系性、局部主体间性和相对流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解要求我们综合运用归纳逻辑、类型学分析和话语分析等视角对网络社会心态进行实证研究，并聚焦考察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极化和形成机制这三个关键性议题。

调查实验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它结合了调 查和实验方法两者的优势，从而能够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进行准 确的因果推断。虽然这一方法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它在国内社会学 界还未受到充分关注。本文旨在介绍调查实验法的原理和优势，然后通 过一个案例阐释此方法的操作流程，以及它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场景， 最后讨论调查实验法的局限和前景。

本文旨在以现代人类学为基础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为分析经济现象提供一种从“生产”视角出发的社会结构 理论。然而，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抑制了这一理论视角的灵活性、可操作性。本文从现代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思考在渊源上的亲和性出发,首先揭示现代人类学研究给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四个挑战——这四个挑战同时是实证科学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要求。随后，本文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本进行重访，并引入现代人类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诠释”，在理论上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满足以上四个要求。另一方面，基于扩大历史唯物主义的射程和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因果性的两种尝试，本文从实践层面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实证科学的要求，且能够成为一种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经济现象的有效社会结构理论。

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平台劳动者群体。与 其他劳动者相比，平台劳动者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劳资关系和劳动保 护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两个维度出发，可以 将平台劳动者研究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劳动控制研究、劳动自由研究、 劳动关系研究和劳动主体性研究。文章在回顾和评述四种基本研究类型 的基础上，结合劳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当前中国平台经济 发展的现实经验，提出平台劳动者研究的新方向，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丈夫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依旧传统，且大多数妻子对当前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婚姻状况表示满意。丈夫的收入和家务时间分别通过影响妻子对丈夫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满意度的途径影响婚姻满意度。相比家务贡献，妻子对丈夫经济贡献的满意度对婚姻满意度有更强的影响。多组比较研究发现，丈夫的经济贡献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随妻子特征的变化而变化；但相比传统女性，现代女性更可能因为丈夫的家务参与不足而对其家务贡献产生不满，进而导致婚姻满意度下降。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特征，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不同学科视角特点的辨析，本文定义了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指出了社会学视角在理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美国记忆社会学为案例，分析总结了涂尔干/社会-功能取向、话语-诠释取向、行动-互动取向、形式-结构取向和个体-集合取向这五种记忆社会学的理论和认识论取向。在看到美国记忆社会学贡献的同时，本文指出：尽管中国记忆社会学是相对新生的领域，但其研究作品所体现出的“场域-关系”取向也为记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中美记忆社会学的相互借鉴为社会学贡献记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 认识论基础。

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研究从家 庭庇护的视角检验了母职、家庭经济资源和代际支持对已婚女性劳动参 与的影响以及家庭庇护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育有多个未成年子 女的女性受到显著且更严重的母职惩罚。第二，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家 庭庇护效应。女性劳动参与受家庭经济资源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庇护 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女性劳动参与和父辈 提供的经济支持显著负相关，和父辈提供的生活支持显著正相关。第三， 家庭庇护对育有不同数量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影响不同，代际生活支持对 育有一孩的女性劳动参与更具影响力，家庭经济条件对育有两孩及以上 的女性更为重要。本研究认为，家庭是当代女性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的 重要资源，女性正是依托家庭庇护机制做出参与就业还是回归家庭的理 性决策。

本文借助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分析视角，探讨社会阶层定位如何系统地影响人们感知与评价自我、他人与社会的方式，从而塑造主观 感知模式。本文指出，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客观与主观两重内涵，强调主观阶层的必要性和意义在于，由于主客观阶层间存在普遍不一致性，客观阶层无法替代主观阶层来解释主观感知等特定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提出社会阶层塑造主观感知的基本分析框架：首先，静态的阶层定位对主观感知与评价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主观阶层定位的解释力远高于客观阶层；其次，动态的阶层流动带来预期、经历与局部参照三种调整校正机制，进一步影响主观感知模式的形成。笔者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五期数据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一系统分析主观分层现象的解释框架，有助于弥补结构决定论分析主观感知与评价时解释力不足的局限性，同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社会中主观层面涉及的诸多不平等现象。

在中国社会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基本方向，并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其实践基础。鉴于社会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因现代性而生的学科，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向共进，使其自然成为一场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学术实践。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引导下，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在这场绵延 40 余年的学科重建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另一方面自身也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个人转型。在这样迅猛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实践毫无例外地成为一种转型叙事，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疾性和转型社会的特殊性为萃取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提供了可能。

金融化是经济社会学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一个层次 复杂、意涵宽泛，容易混淆和滥用的概念。本文首先梳理了英文文献中金 融化概念的操作化方式，并概括出从“市场结构转型”和“行动逻辑演变” 入手的两种金融化研究进路；随后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两 种传统下对金融化（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化）的不同解 释，厘清了将金融化作为历史必然阶段和政策意外后果的两种不同传统 及其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金融化的研究成 果和相关数据，检视了我国金融化在各个层面的经验表现，并对未来金融 化研究提出了建议。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涉及对知识本质及其生产和运用的理 解，突出强调了主体意识、创新精神、体系建构和实践导向。就倡导并坚 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建立社会学知识生产体系、产出大批科研教学成 果等而言，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突出进展，但是 仍然存在若干不足。更好更快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 进一步强化社会学者的主体意识和学科自信，始终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的社会学，切实增强社会学的文 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深入推进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创新开放合作，努力在回应全球 挑战、实现同题共答中彰显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正迈上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学加快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本文旨在阐述当前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方法。研究认为，作为一门以以普罗大众为主体构成的“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为中心使命的学科，社会学素有重视实践的基本品格。中国社会学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立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历史实践，充分发扬学科传统，吸取恢复重建以来在实践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增强实践自觉，主动回应国家和时代需求，在与实践的结合、对话和磨砺中不断提高科学性、丰实人民性。

自近代以来，“自梳”这一游离于传统中国婚姻家庭制度以外的文化现象便引起了大众和学界的关注。借助不同的透镜，自梳女现 象以地方奇观、独立女性、组织化劳工以及爱国爱家四种他者叙事模式被表述。前两者以传统婚姻制度为参照，关注自梳女不嫁的行为偏离传统的一面；后两者以家族主义为框架来理解自梳女，但并未对自梳女与其家族的亲属关系实践进行充分梳理。本文首先对以上四类叙事模式进行评述，再重新回到自梳女的自我叙事，引入“阈限”概念来重新思考其有关自我与家族的关系叙事，用以理解处于现代化变迁进程之中间状态的自梳女。文章最后指出，自梳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性。自梳女曾经的阈限境遇折射出中国人在现代化变迁中普遍面临的个体化认同与家庭主义认同之间的张力。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在社会结构安排中如何充分认可其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这一过渡尚有待完成。

当前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研究停留于全国层面的汇总分析，掩盖了代际流动水平与代际传递机制的地区差异。本文以市辖区、县、县级市为分析单元，发现城镇居民的代际流动水平呈一线、二三线、四线城市逐渐递减,由东向西逐渐下降的梯度式分布，直接相对流动指数的空间格局恰好相反，表明东部及一线城市子代受家庭背景影响最小，向上流动空间最大，由先赋性因素传递的父代作用最弱。父代经教育投资而对子代地位产生的间接影响有限，除东北地区偏低外，未见明显地区分异。市场机制的理论视角对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空间规律深具解释力，经济水平、城市化率、集聚经济均对提升代际流动水平、降低先赋性因素作用存在显著影响，收入不平等上升将加剧社会固化，而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公共支出尚不足以改善社会结构开放性，反而一定程度强化了子父代的社会地位关联。

“信任”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目前学界更多关注 信任的功能，却相对忽略了信任的产生机制。本文基于博弈理论的框架 来分析信任者与受信者的策略选择，提出两个核心观点：第一，通过风险 渐进式的互动，信任者一方面可以不断积累对方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 有效地分割风险，从而建立信任关系；第二，风险渐进难以通过单纯的经 济交易实现，而需要通过多束交易交替进行（即多维关系）来实现。在此 意义上，信任的建立并非通过经济交易“嵌入”社会关系，而是通过多束交 换关系的“互嵌”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现代化，但现实中人们对“社会治理是什么”缺乏共识且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对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根本属性和操作性定义进行理论研究，发现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形态可概括为“对社会的治理”“通过社会的治理”和“为了社会的治理”三种主 要模式；社会治理之社会兼具目的性社会、手段性社会和对象性社会之特征；“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规定了社会治理的逻辑边界，并将社会治理与其他管理活动区分开来。本文认为，社会治理是指为了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活动过程，包括目标制定、能力建设与计划实施三大治理环节。社会治理研究必须通过阐明三大治理环节中的治理主体、治理职能、治理对象的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揭示社会治理活动的客观规律。

内容提要：80、90后中国父母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抚育焦虑：如何在权力与民主的交织下维持家庭教养的一致性，如何在缺乏社会传承与示范的背景下生成、践行新的教养方式。通过引入对代际特征的观察，以流行于中国家庭的“儿童自主进食”喂养方式为切入点，我们将有机会检视部分中国青年父母充满内在张力的现代抚育逻辑。他们不再满足于教养传递血脉与希望的“下一代”，而是将反身性带入家庭教育，试图通过积极的教养实践缔造出一个有别于自身生活世界的平等、健康、卫生、自律的“新世代”。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推崇以儿童为本位的教养方式，尊重儿童的自我意识，并积极转向倡导“心灵教化”的精致抚育风格。而比起规训儿童和树立权威，疏解文化焦虑、寻求个人认同是驱使他们全身心投身教养实践的动因。

摘要：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本文研究了生育“事件”发生前后妻子相对收入的动态变化模式，以及这种变化模式在城乡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中的异质性。数据表明，无论在生育前后，城镇妻子的相对收入始终比乡村妻子更高。此外，本文对距首次生育时间和城乡进行交互分析，检验生育后妻子相对收入动态变化模式在城乡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城乡妻子的相对收入在生育之后均显著下降，且城镇女性由于在就业比例、工作时间、工资率等方面受生育带来的冲击更大，其相对收入的下降幅度比乡村女性更大。研究还发现，首次生育一年之后，城乡妻子的相对收入虽逐步回升，但均无法恢复到生育前的水平，说明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长期存在。通过引入受教育程度进行三层交互分析，本文进一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低，生育导致女性相对收入下降的幅度越大，且城镇女性于乡村女性所面临的劣势更大。

在各种二元理论对立的今天，拉图尔的“物之社会学”提供了一条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路径。针对先前各种社会理论对物的长期忽视，拉图尔主张用“非还原性”替代传统的“纯化”式思维。进而，他认为对物的重新定位关系到“社会学利维坦”的建立问题，其中人类集群必须借助物来稳定社会链条。物的历史与人的历史也因此在集群中获得了统一。拉图尔也通过重构“行动”这一概念去讨论物的能动性问题，物的行动意味着事后在关系网络中制造差异。最后，本文也批判性地检视了拉图尔对当代社会理论的贡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至2018年的六期中国数据，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模型，对国人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教养观念的时期与世代趋势进行了研究。时期效应表明，生存导向观念在1990至2007年间呈现强化趋势，而近十年则趋于趋于弱化；自我导向观念仅在2018年的调查中体现出显著强化趋势；从世代效应看，两教养观念在一孩政策世代组的变化较为明显。上述发现表明，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迁仅部分印证了英格尔哈特对社会发展与观念变化之间关系的论断，展现出我国观念发展的独特性，该特征或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及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此外，个体的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婚姻状态、子女数量等个体特征影响与既有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本文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型集和理 想型集演绎建模方法，讨论了一个合格的理想型集应当具有的三个基本 要素，并通过一些案例展示了理想型集的建立以及理想型集演绎方法在 理论和经验层面的运用。本文认为，理想型集演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以归纳作为逻辑基础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研究传统的弱点，为连 接社会学中的微观机制分析、宏观结构分析和行动者分析找到了一座桥 梁，为笛卡尔坐标法在社会学中找到了一种带有一定解析性的应用方法， 给出了一个能针对各种复杂经验现象进行分析的解读工具，因此具有较 大的应用潜力。

国内关于齐格蒙特·鲍曼的研究集中在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上，主要关注其现代性、后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等相关主题，对于鲍曼作为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成员的思想本身，及其对鲍曼一生学术思想的影响关注不够。本文从爱德华·汤普森与波兰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互动与冲突入手，力图揭示出，由于鲍曼在这场冲突中被贴上了右倾“流亡者”的标签，导致以霍施菲尔德为代表的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开创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未得到充分重视。与列宁、布哈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社会学不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元社会学，而社会学则应该是一种关注政治关系研究的具体总体的社会学。 沿此脉络，鲍曼确立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路，并将“开启人类生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贯穿其学术思想的始终。

当前老城复兴中的人文转向尝试将“人”及其“真实生活” 带回更新进程，但“活”的公共文化再生产始终是个难题。作为前沿文化 实践，“再造日常”搭建了不同人群间的沟通对话机制，重塑了制度内外对 接转化机制，需在城市更新和社会转型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本文以一 个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及新型公共文化建构为例，从“找回公众” “消融区隔”和“淡化权威”三方面展现这个界限消抹和连接再造的过程， 其背后是空间活化、文化再生及地方治理品牌化三重机制的叠加，它使老 城生活在空间、人群和制度上由表及里地向外打开。通过日常的再造，行 动者以文化再生产的柔性力量探入国家-社会连接处的肌理，推动了转 型，这也使关于“社会的生产”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的劳工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以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程 序员为代表的科技劳工群体。本文重新审视了传统劳工研究的理论框 架，回顾了劳动过程理论与规范性控制理论对劳动控制问题的主要分析 思路，厘清了二者在冲突的基础、斗争的场域与方式等方面的基本差异， 分析了两种理论传统对于理解科技劳工研究中组织结构与文化的变迁、 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社会/技术二分的职业分工等现象的启发。技术与 劳动过程的辩证互动关系和劳工主体性仍然是科技劳工研究的两个核 心议题。

国内各地近年来涌现出众多“艺术乡建”活动，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区别于结果导向的项目评估思路和价值导向的文化批判思路，本文聚焦具有明确乡村改造目标的活动类型，从经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一个基于“利益–规范”双重目标的群体互动分析模型，力图深化对艺术 乡建实践与争议的理解。通过模型与经验的交叉对话，本文探讨了两个著名艺术乡建案例的演化逻辑，并就其差异化路径的成因与社会后果做出比较分析。最后，本文还尝试讨论了艺术乡建理想与“文化自觉”概念的内在关联。

本文从企业的双重价值取向（政治的价值取向以及经济的 价值取向）出发，探讨了党组织嵌入对非公企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 及其程度问题。基于对 2018 年中国工作环境研究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发现：（1）建立党组织可以显著提高非公企业福利保障制度（包括社 会保险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和额外福利制度）的建设水平；（2）非公企业的 福利保障制度建设水平仍然低于国有企业、党政事业单位等单位组织，这 表明在党组织嵌入过程中，非公企业试图维持一种政治约束与经济理性 的平衡；（3）在此平衡过程中，政治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揭示了党组织 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行动能力，探讨了“反向政治嵌入”以及非公企 业的经济理性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政治主体和经济主体的互动关系具有 启示意义。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其面临着社会信任的挑战。本文的数据分析表明，知识、理解和信任之间确实存在着显 著的关系，个体对不同类型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差异显著影响了其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水平，自然科学知识和新技术知识发挥了“因知而信与因懂而信”的促进效应，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却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因知而疑”的反思功效；个体基于理解所形成的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合规性的主观评价则发挥了中介作用。本文为重新认识“公众理解科学”研究范式的价值、回应学界争议提供了理论佐证，也为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了现实参考。

通过分析 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家 庭收入管理权分配模式对中国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家 庭收入管理权在塑造家务劳动分工方面具有独立作用。在不同家庭收入 管理权分配模式的家庭中，拥有收入管理权的妻子通常承担更高比例的 家务劳动。此外，收入和收入管理权也交互影响着家务劳动分工。当存 在性别资源交换时，男性往往通过收入转移来实现性别分工的专业化，当 妻子拥有家庭收入管理权时，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随着相对收入增加而 显著降低；夫妻双方拥有各自收入的独立管理权时，丈夫的绝对收入提升 并不能使其在家务劳动分工中获益。上述研究发现揭示了中国大部分家 庭中的家务劳动分工实际上主要是夫妻双方进行性别资源交换的结果， 而非经济资源博弈的结果。

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均是社会网络影响精神健康的重要机制。农民工社会网络具有跨城乡和跨群体特征，据此可将其划分为跨 地关系、本地非市民关系和本地市民关系。本文利用 2016 年广州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比较了这三类社会关系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机制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异同。结果表明，跨地关系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支持的双重机制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本地非市民关系仅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社会比较机制的作用不显著。与预期相反，研究发现本地市民关系通过社会比较机制促进了农民工的精神健康。这可能是由于：（1）网络中市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使农民工在社会比较中获得了优越感；（2）农民工对市民存在认知偏差。本文有助于理解社会网络影响精神健康的机制，对农民工精神健康促进工作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界定了何为南部理论，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南部理论所做的贡献、南部理论的对抗性何在，以及南部理论对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界的意义，阐释了为何南南知识合作有益于全球社会理论建构。我国人文社科界固然要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科话语权，然而也很需要秉承大道之行的信念和天下为公的精神，将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东西方学术对话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贡献作为丰富我国人文社科思想的养分，为打造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社会理论做出应有贡献。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不断深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日趋丰富，其在为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以往个体化的研究视角，本文采用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讨论了金融知识与金融技能传播的社会路径。研究发 现，中国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金融素养水平与他们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相关，社会关系网络金融素养水平更高的居民，自身金融素养也更高。此外，居民社会关系网络金融素养水平对弱势群体提升自身金融素养更为重要。以初中学历群体为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他们和本科学历群体金融素养得分差在纳入社会关系网络后缩小了 54%。因此，提升弱势群体社会关系网络的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有效缩小他们和社会优势阶层金融素养水平的差距，有效抑制金融领域不平等的再生产。

借助差序格局中“差”和“序”的基础原则，本文引入社会网络视角，运用基于行动者建模方法，对社会交往网络（“圈子”）从乡土社 会、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建构和变迁过程进行模拟。结果发现，在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等同质性因素，圈子内部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的格局，圈子与其他圈子存在等级分层的“序”的格局；在工业社会中，基于同质性社会交往与工具性社会交往，乡土社会的血缘圈子在消解的同时，演化出新的以同质性社会交往和工具性社会交往为基础的复杂圈子；在网络社会中，每个圈子都被圈子的中心所控制，而圈子的中心个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因此圈子之间和圈子内部都存在着互联网中的“差序格局”。本文通过对“圈子”形成过程的解释和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圈子”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逻辑的认识。

“阶段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理论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对于这些不同阶段的认识，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知识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阶段”是现代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重大命题，我们应该在新阶段、新问题的理论自觉性、新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后物质主义理论诞生以来凡五十年，在政治文化及公众意见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该理论的前提预设、内在逻辑及 经验应用也面临诸如欧美中心主义视角、线性历史观、忽略价值多层次动态变迁等批评。后物质主义理论支持者亦不断修订理论，并试图为近年来的价值观变迁图景提供更准确的解释。本文对后物质主义理论源流进行回顾和梳理，特别是对该理论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发展和争鸣进行评述，亦提出了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批评和建议。本文还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1981—2020）的分析，指出许多社会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退潮现象，并基于此，对该理论在经验世界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价值观变迁的新趋势作了阐述和总结。

Social solidari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or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source exchange. This article take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s a manifestation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With the typology of social solidarity according to the trusting relationship,we explore how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nd resource exchan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enhance social solidarity. This paper promotes existing theories from three aspects: 1. This paper makes clear that there are two interaction mode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nd resource exchange the promotion effect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2. This article examin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nd resource exchange. 3. Based on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social solidarity, we illustrat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nd resource exchange.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arguments,by analyzing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Credit System Survey in 2011 and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7.

已有社会学研究强调所有制分割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 要因素，却很少关注外资企业这一所有制形式对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 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将外资进入中国视为深受招商引资政策影响的政治 社会过程。本文以企业为分析单位，使用行业外资穿透性来衡量外资企 业对本行业中资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通过对 1998—2013 年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的回归分析发现，外资企业的存在显著降低了私营企业的员 工收入，但对国有企业的员工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其次，外资穿透性具有 累积效应，其负效应随时间推移因其体量提高而日益显著。最后，私企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资穿透性对其收入的抑制作用。 可见，外资企业的存在重塑了所有制分割结构，因此，理解当代中国的收 入不平等问题有必要考虑外资的社会后果。

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关系”议题研究进展史的考察，指 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 的追根溯源。这种追溯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我们辨识清楚一 些社会学概念背后的理论预设，二是有利于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提 供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很强的“积累性”和“实践性”，这给 我们从中汲取营养带来很大的挑战。本文提倡从传统思想的源头进入长 时期积淀形成的阐释文献，在此基础之上再进入近现代的相关讨论。

社会学是一门多范式的学科，对众多西方社会学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将西方社会学理论视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两大阵营共同组成的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阵营以及结构论、建构论、互构论和复构论四种理论类型交叉构成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分类模式，该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学各种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一种理论演进的内在脉络中，涂尔干不断地将“恶”建构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与社会处于“构成性关系”中的社会事实，而非仅仅是对价值的背离状态。换言之，“社会恶”是社会的基础性的“构成部分”，始终与社会处在复杂的纠葛中，人类需要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在超越和克服“社会恶”的征程中凸显出社会的“神圣性”，并过上一种社会性的生活。但这种超越和克服永远只是暂时性的，而非一劳永逸的“胜利”。这便是人类处境的复杂性和辩证性之所在。涂尔干的这些发现和观点，无疑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

以往将个体或家庭作为劳动单位的研究路径经常导致内 卷化的含义模糊不清，对“家庭辅助劳力”的笼统概括也使得内卷化的边 际飘忽不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在我国东部城郊的大量夫妻代耕农场， 不仅以“夫妻”为劳动单位贡献了一场“勤勉革命”，而且为理解传统农业 社会是否内卷或农业能否去内卷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经验案例和社会 学视角。夫妻农场的实践智慧隐藏在日常默会合作的劳动世界里，用单 性别视角、个体主义经济理性或家庭化的分析视角均无法理解“夫妻”这 一生产与生活单位，更无法揭示这一合作单位中的生存智慧。代耕农场 释放了传统农业文化所束缚的以夫妻为单位的劳动能量，多重耦合了恰 亚诺夫“自我开发的过程”、格尔茨“自我战胜的过程”以及黄宗智的“过密 化耕作过程”，以史无前例的勤勉程度发挥夫妻合作的活劳动，其劳动能 量远远超过1+1的劳动力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