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共时性记账法与拓展式参与观察，对国内 13 位自雇卡车司机 2024 年经营公路货运的账目调查发现，自雇卡车司机的劳动是一种经营性劳动，其运费与成本分化较大，收入由运费与成本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要经由具有综合性、流动性，长时段、多种类、多层次的复杂计算，嵌入于每一位卡车司机的劳动情境、经营方式与市场位置。账目调查将金钱标记与工具理性的讨论带回生产经营领域，揭示出金钱标记既是一个厘清金钱流向与盈余的理性化过程，又是一个被赋予主观意涵与心理感受的非理性过程。

韦伯基于禁欲这一宗教理念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将禁欲视为现代西方人格形成的关键要素，并阐明了这种人格对于现代秩序构建的重要意义，突破了那个时代神学家和哲学家对禁欲的一般看法。出于对禁欲这一概念的偏爱，他将其带入比较文明研究中，揭示了不同文明秩序下人格类型的差异，认为正是这种差异塑造了不同的生存秩序。以此，韦伯发展出“理念-人格-秩序”的多元因果文明分析路径，这构成了他关于“人的科学”。对于韦伯来说，由人创造的秩序反过来控制人所造成的困境，只能依靠人格来突破，理性禁欲的人格完成了最初的使命，此后，人格将在生存秩序的价值观斗争中重获新生。

基于对 52 位家政工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家政工与家庭雇主的人际关系是基于信任的动态生成逻辑建立的，并在由特殊信任、工作能力、市场交易成本及风险、家政公司提供的服务交织构成的多维动态空间中变化推进。雇佣关系类型和基于此而产生的心理契约，通过影响家政工与家庭雇主之间信任建构的机制，形塑了双方的互动模式。工种在双方人际关系的维系中调节了心理契约的影响。心理契约界定了责任与义务的边界，而这一边界的错配与家政服务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及供需失衡密切相关。

近年来，环境社会工作研究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但存在学术脉络尚不明晰和概念混杂等问题。相较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的反思性与反压迫性，中国环境社会工作主要面向社会建设，致力于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实务支持。与绿色社会工作和生态社会工作等概念相比，环境社会工作是一种以温和的环境正义观为价值基础，追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工作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环境社会工作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性社会为目标，以缓解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为行动内容，以理念倡导、信息整合、知识挖掘等为行动策略，推进多元主体的生态自觉，激发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分析路径，其中“国家-社会”视角与“地域社会”视角构成了最具张力的两种研究取向。在第一种视角下，形成了国家行政控制与地方社会治理二元并立、二元竞争与二元整合三条研究路径；在第二种视角下，有关研究探究了地域社会与精英治理取向、治理策略、组织网络三个不同面向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脉络呈现出研究内容从结构到行动者，再到行动网络的转向，其研究取向则从行动者被结构所限定转向行动者支配结构。

本研究以北京一家养老驿站护工的拟亲式情感劳动为例，分析了情感劳动如何生成积极体验。研究发现，养老驿站护工的情感劳动过程包括从称谓到照料的表层表演，以及从仪式到关系的深层表演；拟亲式情感劳动之所以能够生成积极体验，是因为护工在情感劳动的深层表演中实现了内在认同与外在认同的一致性，从而在劳动过程中与老人建立了超越经济维度的关系，并将养老驿站建构为自己与老人的“家外之家”，劳动过程中的“认同一致性”是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关键。本研究对于反思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具有一定启发性，对于养老行业发展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社会学与生物学曾长期隔绝。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推动了社会性要素重新进入生物学解释框架。在此背景下，社会科学家提出构建“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社会理论”，情感研究领域则借助认知神经科学实现“情动转向”。然而，主流情感社会学仍固守情感源于反思性评估的传统假定，未能充分整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认知神经科学已然对情感社会学构成双重挑战：其一，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情感具有非意识的自动性特征，与传统认知主义的核心假设相悖；其二，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析层次难以解释发生在个体意识层面之下的情感过程，需引入“内在个人主义”视角，进一步挖掘集体欢腾和互动仪式链等概念的理论潜力。情感社会学亟须打破学科边界，整合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成果，优化情感解释模型；同时跨学科对话应保持批判性反思，避免对神经科学发现的简化挪用。

本文以蓝海镇老渔民的口述记忆为案例，从情感记忆视角探讨大集体时代“苦乐并存”的二元情感何以生成。研究发现，不论是“苦”还是“乐”，都是当事者对大集体时代的一种情感性记忆再建构：老渔民的粮票记忆与晚年生活境遇的变化，让他们对历史产生“乐”的情感，并以此情感的共振实现老年生活的抱团取暖；老渔民对“苦”的诠释从“不求回报”到“奉献-回报”的变化，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对自我价值评价的变化，也反映了他们对“吃了一辈子苦”的自我意义建构。这种“情感整合”现象表明，在社会变革中，人们可通过记忆再建构的方式重寻自我价值，减少面对变化时的不确定感与无意义感。“情感整合”现象的揭示有助于认识意义寻求与记忆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为解释人们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面对社会变化时如何寻找自我价值提供了一个切口。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民众对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状况的感知，基于排序相关的分析框架，采用情境准实验法构建了代际收入与代际教育流动信念的测量，并将它们与对应的客观流动指标进行比较，以准确估计流动信念感知偏差模式。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民众社会流动感知的复杂性：第一，人们高估了中下出身子代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教育维度尤其如此；第二，人们低估了教育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主观的亲代-子代教育排序相关度低于客观水平）；第三，人们高估了收入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主观的亲代-子代收入排序相关度高于客观水平）。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上述感知偏差并不因被访者特征不同而变化，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理解社会差异的形成一直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传统，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亦遵循此路径，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市场转型和制度变革如何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机会结构影响社会分层。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机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难以充分解释社会分层的复杂性。本文以住房不平等的形成为例，揭示了劳动力市场视角的局限性，发现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超过了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情境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应超越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采取多重结构的分析取向，尤其需要关注房地产市场、金融政策、信息技术等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利益分化过程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况，并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发展。

现有研究虽揭示了子女婚姻与父母福祉之间的关联，但围绕代际联系的文化基础及关联模式变化仍待探讨。本研究结合中国“亲子一体”的传统文化语境，分析了子女婚姻满意度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子女的婚姻满意度与父母的幸福感呈正向关联。然而，这种关联效应仅在父母对子女具有强烈期待的情况下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子女满意的婚姻生活通过改善家庭关系，满足了父母对理想家庭生活的期待，从而增强了父母的幸福感。随着父母对子女生育期待的降低，相较儿子，女儿对婚姻的满意度评价能给父母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总的来说，在“亲子一体”的文化语境下，父母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强化了代际联系。上述发现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文化韧性，同时揭示了文化变迁背景下家庭生活的灵活调整。

本研究从观念系统视角出发，使用关联类别分析（RCA）方法挖掘我国农村居民主要观念结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 年和 2018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在不同议题上的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点，存在着连贯型、分歧型与模糊型三种具有显著差异的观念系统。从影响机制来看，观念系统的异质性不仅源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且受到微观层面个体生活实践经历以及宏观层面时空性结构变量的影响。对观念系统的关注既有助于深入挖掘现代化大潮中农村居民不同的观念模式与社会动因，也有助于把握未来农村居民观念结构变迁的可能方向。

本 文 利 用 2011-2018 年 中 国 健 康 与 养 老 追 踪 调 查（CHARLS）数据和 PM2.5 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空气污染与中老年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城市优势论和城市劣势论两个竞争性理论对中国城乡环境健康不平等的解释。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中老年健康具有显著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与农业户口居民相比，非农居民在认知健康方面受空气污染的影响较小，但在多重患病方面受到的影响较大；此外，农村-城市流动人口相对于城市居民在多重患病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城市优势论和城市劣势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环境健康效应的城乡差异；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环境健康不平等的城乡差异，必须细致考察和比较城乡之间的资源转化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

互联网接入和使用能否有效缩小健康不平等，在以往研究中尚未达成共识。本研究采用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从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分析互联网使用导致的健康数字鸿沟。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有更大的可能性使用互联网，并利用互联网检索健康/医疗信息；互联网使用和检索行为提升了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但是，随着互联网广泛普及和人们不断利用互联网获取健康服务，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并未获益更多，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的健康不平等没有扩大，而是缩小了。互联网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对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具有更重要的健康促进价值。

本文聚焦于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探 究平台劳动时间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平台主要通过人效考核，管理、培训活动的无酬化和业余时间化，以及激励内嵌三个机制来延长平台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平台规则对劳动者进行直接考核、通过第三方机构协助监督管理，为了完成这些考核和监管任务，平 台劳动者只能尽量延长在线工作时间以及利用休息时间进行额外的劳动；另一方面，平台将激励制度嵌入考核奖惩体系和系统派单程序，延伸了劳动者自由调整工作时间结构的弹性边界。不同类型的平台控制劳动 时间机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出现了兼职劳动全职化现象，平台劳动者很 难真正做到上班灵活，下班自由，也不可能实现下线即下班。

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对劳动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否 会带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随着数字化职业替代概率的增大，劳动者对政府福利责任偏好增强、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期望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降低。第二，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通过提高劳动者对失业风险预期和降低对经济地位的预期影响福利态度。第三，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和就业群体中具有异质性。社会政策改革应关注数字时代 劳动者的福利态度，政府应夯实劳动保障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当前关于工作有无意义的讨论凸显了职业使命感研究的重要性。职业使命感意在通过职业实现自我价值与利他主义。本研究从 结构化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一项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个人如何在结构性约束下，通过资源重塑与规则重塑的方式转变自己的职 业使命感。研究发现：一方面，不同职类的职业使命感存在显著差异，非技术工人的职业使命感较低，职业固有的工作方式影响职业使命感；低工作收入者的职业使命感较低。另一方面，过度教育者具有高效与亲社会倾向特征，因而更可能积极重塑工作，从而提升职业使命感；高职业使命感群体的积极社会影响也有助于提升他人的职业使命感。研究表明，当 面对无意义的工作，深耕职业以努力改善际遇、积极重塑工作，是获致职业使命感的有效路径。

外部干预力如何通过社会动员，释放乡村社会治理能量并使之逐渐凝聚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研究议题。本文提出“差序动员”的分析框架，意在表征中国社会动员从外到内的国家干 预力转化与从内到外的乡村内生力再生产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其核心要义是外部干预力在地方性情境中，推动治理逻辑从以能人促生乡村社会 共同体情感向以制度促生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转变。前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将动员意志注入关键点，经由关键群体向外推出，逐渐延展至辐射群体和扩边群体，即由情-利-理到义（初阶），实现社会动员意志的地方性 嵌入；后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在制度情境建构中，依托利益表达与激励、意义感知与情感再生产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再造，即由理-利-情到义（高阶），激活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需要借助大量项目资金 的输入来实现，而资金运用方式和转化效率与基层卫生组织结构密切相 关。通过案例比较，本文分析了我国两个县域的乡镇、村两级医疗卫生 机构的关系模式与工作流程，归纳出项目式关联与准科层化两种类型。 前者充分利用了本土资源，却由于难以控制政策执行者而面临低效率困 境；后者充分适应了乡村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却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只能 将医疗服务化约为卫生行政，难以回应民众需求。结合制度变革的历史 维度，本文考察了科层化作为一种组织机制调整策略所能发挥的效果及 其限度，在基层组织的理性化趋势之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依然不是一 劳永逸的。

生育问题是涂尔干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但无论是人口学界抑或涂尔干研究界，都未充分重视涂尔干对生育问题的研究。本文系 统梳理了涂尔干关于生育问题的论述，总结出其将生育作为道德现象的独特视角，发现重建社会团结与道德秩序的核心关切贯穿始终。针对低生育水平和非婚生育两种现象，涂尔干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进路，强调生育水平的变化应该诉诸道德原因，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才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首要推动力；非婚生育现象的根源则在于性的失范，需要依靠婚姻与性规范之重建加以匡正。探究涂尔干的生育论述，既可深化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认识，也可为人口理论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并为认识当前中国的 人口形势提供启发。

本文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不适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重要性及其推动学术创新的潜力。文章首先分析了不适感的内涵演化， 指出它不仅仅是研究者面临学术挑战时的情感反应，更是一种促进研究突破的方法论。通过对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冲突的审视，文章强调了借 助不适感重返社会科学“社会性”的必要性，主张研究者应直面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带回价值关怀的态度，并以宏观总体视角开展研究。最后，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本文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应通过向反常现象发问、接纳 技术方法创新以及探索范式整合的可能性，充分发挥不适感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走出舒适区，实现动态发展与进步。

新制度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世界社会”的制度规范扩散到 各国的程度是解释国家间科学成就差异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在 实证检验中并未区分科学制度同构与实际科学成果，这一混淆导致既有 研究未能充分考察哪些因素会约束制度扩散对一国实际科学成果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国家能力这一变量，检验它对国家科学成就的作用及对制度扩 散效应的潜在制约或干扰作用。本研究使用跨国比较数据，采用混合效应 模型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国家能力是一个干扰变量，既有分析框 架对它的忽视导致制度扩散的效果被高估，实际上，国家能力的解释效力 远大于制度扩散效应；强国家能力可能放大嵌入“世界社会”的积极效应， 但这一交互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本研究作为探索性尝试，将宏观视 角的定量分析重新带回到现有文献脉络，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科学 成就差异的解释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