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虽揭示了子女婚姻与父母福祉之间的关联，但围绕代际联系的文化基础及关联模式变化仍待探讨。本研究结合中国“亲子一体”的传统文化语境，分析了子女婚姻满意度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子女的婚姻满意度与父母的幸福感呈正向关联。然而，这种关联效应仅在父母对子女具有强烈期待的情况下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子女满意的婚姻生活通过改善家庭关系，满足了父母对理想家庭生活的期待，从而增强了父母的幸福感。随着父母对子女生育期待的降低，相较儿子，女儿对婚姻的满意度评价能给父母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总的来说，在“亲子一体”的文化语境下，父母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强化了代际联系。上述发现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文化韧性，同时揭示了文化变迁背景下家庭生活的灵活调整。

本研究从观念系统视角出发，使用关联类别分析（RCA）方法挖掘我国农村居民主要观念结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 年和 2018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在不同议题上的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点，存在着连贯型、分歧型与模糊型三种具有显著差异的观念系统。从影响机制来看，观念系统的异质性不仅源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且受到微观层面个体生活实践经历以及宏观层面时空性结构变量的影响。对观念系统的关注既有助于深入挖掘现代化大潮中农村居民不同的观念模式与社会动因，也有助于把握未来农村居民观念结构变迁的可能方向。

本 文 利 用 2011-2018 年 中 国 健 康 与 养 老 追 踪 调 查（CHARLS）数据和 PM2.5 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空气污染与中老年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城市优势论和城市劣势论两个竞争性理论对中国城乡环境健康不平等的解释。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中老年健康具有显著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与农业户口居民相比，非农居民在认知健康方面受空气污染的影响较小，但在多重患病方面受到的影响较大；此外，农村-城市流动人口相对于城市居民在多重患病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城市优势论和城市劣势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环境健康效应的城乡差异；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环境健康不平等的城乡差异，必须细致考察和比较城乡之间的资源转化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

互联网接入和使用能否有效缩小健康不平等，在以往研究中尚未达成共识。本研究采用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从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分析互联网使用导致的健康数字鸿沟。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有更大的可能性使用互联网，并利用互联网检索健康/医疗信息；互联网使用和检索行为提升了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但是，随着互联网广泛普及和人们不断利用互联网获取健康服务，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并未获益更多，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的健康不平等没有扩大，而是缩小了。互联网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对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具有更重要的健康促进价值。

本文聚焦于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探 究平台劳动时间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平台主要通过人效考核，管理、培训活动的无酬化和业余时间化，以及激励内嵌三个机制来延长平台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平台规则对劳动者进行直接考核、通过第三方机构协助监督管理，为了完成这些考核和监管任务，平 台劳动者只能尽量延长在线工作时间以及利用休息时间进行额外的劳动；另一方面，平台将激励制度嵌入考核奖惩体系和系统派单程序，延伸了劳动者自由调整工作时间结构的弹性边界。不同类型的平台控制劳动 时间机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出现了兼职劳动全职化现象，平台劳动者很 难真正做到上班灵活，下班自由，也不可能实现下线即下班。

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对劳动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否 会带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随着数字化职业替代概率的增大，劳动者对政府福利责任偏好增强、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期望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降低。第二，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通过提高劳动者对失业风险预期和降低对经济地位的预期影响福利态度。第三，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和就业群体中具有异质性。社会政策改革应关注数字时代 劳动者的福利态度，政府应夯实劳动保障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当前关于工作有无意义的讨论凸显了职业使命感研究的重要性。职业使命感意在通过职业实现自我价值与利他主义。本研究从 结构化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一项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个人如何在结构性约束下，通过资源重塑与规则重塑的方式转变自己的职 业使命感。研究发现：一方面，不同职类的职业使命感存在显著差异，非技术工人的职业使命感较低，职业固有的工作方式影响职业使命感；低工作收入者的职业使命感较低。另一方面，过度教育者具有高效与亲社会倾向特征，因而更可能积极重塑工作，从而提升职业使命感；高职业使命感群体的积极社会影响也有助于提升他人的职业使命感。研究表明，当 面对无意义的工作，深耕职业以努力改善际遇、积极重塑工作，是获致职业使命感的有效路径。

外部干预力如何通过社会动员，释放乡村社会治理能量并使之逐渐凝聚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研究议题。本文提出“差序动员”的分析框架，意在表征中国社会动员从外到内的国家干 预力转化与从内到外的乡村内生力再生产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其核心要义是外部干预力在地方性情境中，推动治理逻辑从以能人促生乡村社会 共同体情感向以制度促生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转变。前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将动员意志注入关键点，经由关键群体向外推出，逐渐延展至辐射群体和扩边群体，即由情-利-理到义（初阶），实现社会动员意志的地方性 嵌入；后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在制度情境建构中，依托利益表达与激励、意义感知与情感再生产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再造，即由理-利-情到义（高阶），激活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需要借助大量项目资金 的输入来实现，而资金运用方式和转化效率与基层卫生组织结构密切相 关。通过案例比较，本文分析了我国两个县域的乡镇、村两级医疗卫生 机构的关系模式与工作流程，归纳出项目式关联与准科层化两种类型。 前者充分利用了本土资源，却由于难以控制政策执行者而面临低效率困 境；后者充分适应了乡村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却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只能 将医疗服务化约为卫生行政，难以回应民众需求。结合制度变革的历史 维度，本文考察了科层化作为一种组织机制调整策略所能发挥的效果及 其限度，在基层组织的理性化趋势之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依然不是一 劳永逸的。

生育问题是涂尔干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但无论是人口学界抑或涂尔干研究界，都未充分重视涂尔干对生育问题的研究。本文系 统梳理了涂尔干关于生育问题的论述，总结出其将生育作为道德现象的独特视角，发现重建社会团结与道德秩序的核心关切贯穿始终。针对低生育水平和非婚生育两种现象，涂尔干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进路，强调生育水平的变化应该诉诸道德原因，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才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首要推动力；非婚生育现象的根源则在于性的失范，需要依靠婚姻与性规范之重建加以匡正。探究涂尔干的生育论述，既可深化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认识，也可为人口理论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并为认识当前中国的 人口形势提供启发。

本文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不适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重要性及其推动学术创新的潜力。文章首先分析了不适感的内涵演化， 指出它不仅仅是研究者面临学术挑战时的情感反应，更是一种促进研究突破的方法论。通过对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冲突的审视，文章强调了借 助不适感重返社会科学“社会性”的必要性，主张研究者应直面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带回价值关怀的态度，并以宏观总体视角开展研究。最后，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本文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应通过向反常现象发问、接纳 技术方法创新以及探索范式整合的可能性，充分发挥不适感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走出舒适区，实现动态发展与进步。

新制度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世界社会”的制度规范扩散到 各国的程度是解释国家间科学成就差异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在 实证检验中并未区分科学制度同构与实际科学成果，这一混淆导致既有 研究未能充分考察哪些因素会约束制度扩散对一国实际科学成果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国家能力这一变量，检验它对国家科学成就的作用及对制度扩 散效应的潜在制约或干扰作用。本研究使用跨国比较数据，采用混合效应 模型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国家能力是一个干扰变量，既有分析框 架对它的忽视导致制度扩散的效果被高估，实际上，国家能力的解释效力 远大于制度扩散效应；强国家能力可能放大嵌入“世界社会”的积极效应， 但这一交互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本研究作为探索性尝试，将宏观视 角的定量分析重新带回到现有文献脉络，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科学 成就差异的解释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

官吏分途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影响官与吏在行政领域的分工，还影响二者在社会和道德领域的分 层。社会学现有的功能论框架，并不足以解释官吏分途的独特性。本文从儒家“重道轻器”的基本观点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对吏的政治性、道德性排斥，解释官吏日趋分途的原因。然而，认同“君子不器”的士大夫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又必须高度依赖掌握专业技能、熟悉地方情况的吏，这种话语与实践的分离反映了儒家思想与理性行政间的张力。基于此，本文提出 “官僚制度儒家化”命题，强调儒家思想塑造了一套独特的官僚组织模式， 在理念导向、行政原则、治理机制方面与理性官僚制形成关键差别。“官僚制度儒家化”为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全国多地政府部门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本文 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例，通过分析其运作时涉及信息、协调、监督与管理的诸环节，揭示了平台组织给国家治理功能带来的变化。平台组织使得过去依赖地方提供信息的中央可以直接与公众对话，基层政府转变为“借渠道”和“要数据”，重塑了需求回应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通过平台组织将识别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变成政府、平台企业、公众的共享任务，由此社会突触与国家中枢相连，促进了资源共享并重振了团结。围绕着平台组织形成的内外部监督评价，不仅使国家以新的方式“看到”社会，也使公众更清晰“看到”国家。在上述过程中，平台组织运行围绕着精确性达成目标——这亦成为平台组织运行管理的主要特色。这一特征与地方治理能力、公众需求之间的张力也构成了重大 的时代性议题。

郑杭生先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开创 者和奠基人、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和繁荣发展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毕生 奉献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杰出教育家。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 2024年11月9日召开的“自信·自觉·自主——纪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 恢复重建40周年暨郑杭生先生逝世10周年”大会上，来自全国的学界同仁齐 聚一堂，系统回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的光辉历程，深切缅怀 郑杭生先生的卓越贡献。历史越远越清晰。郑先生的崇高风范和不朽业绩， 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大家越发体会到先生开创事业之艰难、推进事业之坚 劲、成就事业之宏伟。在这里，编辑部将部分发言节录整理，按发言顺序，以 笔谈的形式集结发表，既是铭记过去、保存历史，更为启迪来者，共同开创学 科发展新的篇章。

本文梳理了美国文化社会学中有关文化如何影响行动的三种理论研究路径——价值观路径、工具箱路径和认知路径。价值观路径试图阐释文化作为整体价值体系如何通过人格对行动产生影响。在批评价值观路径的基础上，工具箱路径将文化视为可随时取用的工具，并强调文化与行动之间行动策略的重要性。认知路径则是对前两种路径的批评和超越，通过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资源，该路径聚焦于兼具文化的超个体性和模式化表征的“图式解释”，将文化影响行动的过程区分为文化习得、文化共享和文化激活。对上述三种路径的讨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行观，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社会学。

外卖专送骑手在算法与组织的双重控制下，依托他们的独立承包商身份和专送模式下的站点制，在劳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团队合作，结成劳动联结。这种劳动联结虽具有情感上高度的紧密性和物质互助的特征，却局限于特定劳动情境，是一种情境性强关系。情境性强关系是外卖平台能随时调动骑手以满足即时变化的市场需求的关键，是在数字控制和组织控制之外使骑手劳动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种关系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平台劳动者的原子化趋势，成为专送骑手集体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

不同于基于自我利益理论和制度合理化理论的传统解释，本文从社会情境视角探究优绩主义认同形成的逻辑，重点关注不平等和信息媒介这两种可以改变个体社会情境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所在地区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其越认同优绩主义。此外，依托互联网的信息媒介可以弱化不平等对优绩主义认同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了“优绩主义认同的社会情境性”命题：一方面，不平等可以通过制造社会情境隔离使个体难以感知到与其他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从而更认同优绩主义；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可以扩展个体的社会情境，从而使其更新关于优绩主义的观念。

本文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概念建构起需求转译的工作视角，以之分析社会工作者如何借此成功化解一件历时 25 年的信访积案。依据需求的系统性与动态性、分层性与实践性及其行动建构性特征，社会工作者相应地通过需求澄清、需求辨识与需求确认三个步骤实施需求转译，使得案主逐渐将行动目标从“获得经济赔偿”转变为“重建生活”，并经多方联席会议的“和解”仪式，放弃无效上访。需求转译可作为专业介入信访积案的关键技术，它要求区分上访者的诉求与需求，注意信访历程本身所生产出的新需求，强调在需求转译中纳入尝试性行动，为相关者构建成功预期，从而强化转译的成果。本文最后总结了需求转译对转译概念的拓展之处。

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人类进入人机交互、人机交流乃至人机交往的数字化生存社会，以数为媒的交往方式使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万物互联日渐呈现出算法主导的“泛在团结”特征。泛在团结以数字互动和计算能量形塑着数字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广泛联结关系，具体表现为从实体人到数智人、从实体社区到虚拟社区、从工业劳动分工到数智劳动分工、从工业经济到数业经济等的分化与整合。泛在团结为虚实社会整合提供了联结机制，反映了算法主导的社会结构和秩序，是一种新的社会团结方式。

本文基于生成模型范式，重新考察了精英网络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响。针对基于 2018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分析后出现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发现之间的悖论，本文引入真实数据注入的多主体模型（ABM），发现精英关系人在互动过程中的地位轻视将明显降低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并强化其地位认同的分化，引发地位认同与客观经济地位的偏移；私营企业主只有保持较高的工具理性，方可能缓解以上状况。上述实证发现凸显了社会网络的互动过程效应，扩展了社会网络对地位认同的理论解释范围，对于新时期提升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具有启发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逐渐被服务业和知识经济所取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工业工人逐渐减少，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业人员迅速增多，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效应。然而，基于工业化社会所构建的 EGP 阶层图式未能捕捉到后工业化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常规非体力人员无法在传统的阶层框架中找到合适的阶层位置。针对这一问题，厄施提出了基于工作逻辑的社会分层理念，根据日常工作是否涉及专业技能的运用、组织权力的行使和满足个人需求的服务进行阶层划分，准确反映了后工业化社会就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厄施的社会分层理念有助于我们预测中国就业结构的演变和社会分层的未来趋势，可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有力支持。

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先行者，郑杭生早期哲学领域的求学经历，为其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辩证理性的认知根基。改革开放之后，他将自我的学术研究兴趣和具体的社会现实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哲学研究转向了恢复重建之中的社会学。基于历史和辩证视角，郑杭生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存在的两种形态，并构建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与此同时，他在反思中西方现代性背景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又先后提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最重要的是，郑杭生晚年也在谋划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事业。他不仅呼吁学术共同体要拥有理论自觉意识，还强调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权的重要性，试图为中国社会学进入世界舞台提供明确发展路径。纵观郑杭生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其学术人生背后的知识生产之道，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在自身研究方法理念引导下的动态创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