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5-5154 CN 10-1098/C

2015年, 第3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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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方法
  • 刘珩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3-14.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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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的部分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也就是从社会这一结构性空间的种种制度、体系、功能的考察和研究向着结构性空间的“填充物”——个体经验、自主性以及个体间交往的情感及其构成方式的转换上。本文引用三部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作品旨在说明,传统的中国人类学除了乡土社会的社区功能研究、仪式研究、宗族组织研究、小传统或农民社会的研究或者城镇与乡村的地域级序研究之外,似乎应该加上情感这一重要的维度。情感的琐碎凌乱一直干扰着人类学者理论推衍的定力,再加上它展示的空间相对私密,并且往往湮没在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如何从日常的言辞和交往中去发现情感和意义生产的途径也就越发考验人类学家的洞察力,并且也应该成为衡量民族志水平的试金石。
  • 丁惠平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15-23.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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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是当前国内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广泛应用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近二十年来,借助“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会学论域中的诸多研究,包括乡村社会研究、城市社区研究以及社会组织研究等均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但综合观之,这些研究或存在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神化”倾向而屏蔽了其他框架的解释力,或仅仅是在语词意义上使用“国家与社会”而无力揭示现象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分析框架本身具有难以突破的限度,这种限度既来自与之相关的理论脉络,更与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基于此,目前国内已经陆续有学者开始质疑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和恰切性,并致力于重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 刘安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24-37.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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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社会”可以说是在相互划清边界的过程中彼此赋予发展动力而产生与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形塑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范式在被引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后,迅速成为城市基层研究的主流,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路径;但也日益陷入一种同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为克服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内在张力,我们需要在研究中反思城市基层的“社会”如何实体化操作、其多层复合属性以及内部的多样性和不一致性,“国家”的实体化操作问题及其角色的多维性,以及城市基层“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反思“国家与社会”范式作为特定的“知识生产”成果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知识社会学属性。
  • 何祎金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38-49.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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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史讲述一门学科起源与发展的故事,内容上包括不同时期基本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进展。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但是,受社会变迁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对过去的书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方面,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社会学史中以西方为中心和男性化的写作立场;另一方面,对理论主导学科史内容的不满,亦使得过去受到忽视的主题和领域重新回归学科史的讨论。并且,侧重通过文本和概念建立来的社会学学科“内史”,越来越受到“外化”历史的冲击。后者对社会学历史的呈现,目的不在于描述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与脉络。在不同历史情境下,这门学科的轨迹与实践,它在社会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和任务,成为学者所关注的主题。本文尝试从方法与政治两个方面,讨论不同取向及趋势的学科史书写,以及它们对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和梳理自身历史所构成的挑战。
  • 社会与治理
  • 郑中玉、高朋丽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50-62.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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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行动研究过多关注于消费者运动和消费者维权等正式的、集体的社会行动,忽视了更为隐匿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消费者行动。消费者通常采取的是更安全的、回避风险的行动策略,而非个体维权或有组织的集体反抗。基于实践理论视角,本文归纳了三种消费者行动策略:基于系统信任的行动策略,基于传统信任的行动策略和个体化行动策略。这三种行动策略作为理念类型而存在,表现为社会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时的自我保护,同时具有促进社会生产的意义。
  • 陈恩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63-77.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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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对海南省一个县30年计划生育史来考察运动式治理为何及如何转向常规治理。在中国社会体制结构下,治理目标和治理能力不匹配是运动式治理的充分条件。但解决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只是常规治理取代运动式治理的必要条件。基层政府缺少将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治理的内源动力,治理模式转型是来自国家上层的外在动力驱动,是一种外生逻辑所致;生育控制成效显著、节育对象减少等人口出生控制目标变得不再紧迫为常规治理解决治理有效性奠定基础。国家上层通过改变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指标迫使基层政府推动系统性治理能力建设,从而为治理模式转型奠定基础。而长期计划生育宣传、节育对象服从使常规治理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在常规治理具备解决计划生育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前提下,在上级考核压力之下基层政府才将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治理。
  • 朱磊、雷洪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78-87.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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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农民工生活结构的分析,把农民工放置于由流出地和流入地共同构成的场域中,建构了由“流出地脱离”和“流入地嵌入”两个维度构成的分类框架,把农民工分为打工群体、无根群体、移民群体、两栖群体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农民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转化路径,无根群体的日益增长是城乡二元结构屏障引起社会流动渠道梗塞的结果,极具消长、变动与转化的张力;通过制度变迁引导农民工转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 探讨与评论
  • 马良灿
    社会学评论. 2015, 3(05): 88-96.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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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们日常生活甚为密切的市场交易秩序建基在情理社会基础上。情理社会中的伦理情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主导着交易主体的行为方式与行动逻辑。焦玉良仅从社会交往形式抑或社会呈现的表层现象就认定中国社会已步入 “生人社会”、认为交易主体之间展开的交易行为需要建立在普遍信任基础上的制度承诺的观点过于草率偏激,并陷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陷阱中。认知市场交易秩序,应当关注交易主体行为及其社会交往的社会文化环境,应当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理性与情理、熟悉与陌生之间理解其本质,并探寻优化之道。从社会整体的脉络看,“伦理情谊之手”和“法治理性之手”均是维系市场交易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