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5-5154 CN 10-1098/C

2015年, 第3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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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方法
  • 王水雄
    《评论》. 2015, 3(06): 3-16.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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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中,真正构成生产要素和交易对象的,不是作为物的资源本身,而是基于物的、人的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从这样的生产要素和交易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权利有限思想、权利不平等或权利分层问题因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对它的考察构成社会分层研究的必要补充。权利及其分层的考察可以通过一个两维、四象限的框架来进行,其一维(行)可划分为规范性(如法律)与实践性(如经济或社会中的实际行为)权利两类,其另一维(列)则可划分为个体权利与个体间权利结构两类。经由权利分层理论模型与社会事实的对照,以及各权利主体和属性维度之关系原则的考察,社会结构中隐藏的问题可以被很好地——基于制度分析和社会事件来——发现、理清及把握,并有针对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法律等)的解决方案。
  • 张翔
    《评论》. 2015, 3(06): 17-27.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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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科斯和弗里德曼两人对“假设真实性”问题认识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甚至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小。弗里德曼对话的主要对象是列斯特,重点在于作为公理的基础假设是否应该是真实的。科斯对话的对象是“黑板经济学”,交易费用是科斯解释企业存在的自变量。科斯讲的假设是关于自变量的假设,不是基础假设或关于无关变量的假设。所以科斯更强调关于自变量的假设应该是真实的,而弗里德曼则更强调关于基础假设以及无关变量的假设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讨论“理性人”假设在社会学中的适用性问题。
  • 经济与社会
  • 营立成
    《评论》. 2015, 3(06): 28-43.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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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社会学关于行动者经济行为的研究存在两种嵌入性范式。实质嵌入源自波兰尼,强调社会文化环境、观念内化等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形塑;关系嵌入范式来自格兰诺维特,强调经济行为对于社会关系的嵌入。基于这两种范式,研究考察了城市居民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实质嵌入论,研究提出了区域制度文化、知识习得、行业经历等三个假设;基于关系嵌入论,研究提出了社会关系假设和社会信任假设。研究采用多层次广义线性模型(multileve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MGLM),在CFPS(2012)数据资料及“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表明,区域制度文化、金融行业经历的确对居民投资行为起到了形塑与规训作用,但金融专业知识习得发挥作用有限;人际投资、对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参与、对陌生人的信任有利于提高投资参与度,但对民间社会组织、对熟悉关系和权力的信任则未被证实对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基于此,研究对两种嵌入性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讨论。
  • 特里·N.克拉克等(吴军 译)
    《评论》. 2015, 3(06): 44-53.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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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驱动着工作场所和政治上的合作、民主、信任、经济与人口增长?抑或是对它们形成阻碍?普特南、韦尔巴等、佛罗里达、格莱泽、劳埃德、斯科特和波特等发展出的西方模型所强调的变量,在分析亚洲时有时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从托克维尔强调“参与促进合法性”到“波西米亚促进创新”,这些依托于个人主义和个体主动性的观点或模型,在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相关动力展开新研究时,相对于对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西班牙的分析而言,经常会遭致失败或大幅转变。当西方社会中社会团体在发挥驱动力方面的作用减弱时,诸如卡拉OK餐厅和酒吧等在巩固工作场所、家庭的团结方面开始扮演关键角色。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解释框架来理清:文化、政治和经济动力如何渗透到不同且富有变化的组合(背景)中。年轻人、工人与普通大众的参与或疏离左右着其他社会过程。艺术和文化在不同环境下不仅可以构成时尚和魅力,也可以分离成违规和非真实。这些都会随着背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 探讨与评论
  • 蔡禾、周兆安
    《评论》. 2015, 3(06): 54-63.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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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转型中国的组织现象”这一问题,重点对2007年以来国内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文章分“单位制研究”、“经济领域的组织研究”、“政府领域的组织研究”、“社会领域的组织研究”四个方面讨论了近年来的研究主题,分析概括了各个领域的研究特征,一方面力图显示组织社会学是如何通过持续的学术对话推进学术累积,另一方面力图显示组织社会学是如何在探求新的研究方向。国内组织社会学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时又面临一些局限。
  • 潘建雷
    《评论》. 2015, 3(06): 64-73.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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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转型求解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复兴,是费孝通先生这一代国士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的时代主题,也是费先生思想体系的北辰中枢;而《江村经济》则是其中讨论产业转型的一部重要著作。基于对社会转型的总体判断与对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有限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费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尝试把现代工业导入“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渐进方式诱发乡村社会的总体转型。开弦弓村的乡村工业试验证明,合作社是一种可行的乡村工业模式,它可以凭借其“经济伸缩力”等优势,应对来自世界市场的挑战,从而复兴乡村经济,促进社会转型。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作为1930年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成果,费氏合作社是传统农副经济的“家族社会主义”向现代产业经济的“合作社会主义”转型的有益尝试,对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仍有借鉴意义。
  • 卜玉梅、周志家
    《评论》. 2015, 3(06): 74-83.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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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话语机会结构理论,是基于对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和框架化理论的批判和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理论,重在强调话语框架取得成功的社会文化因素。近年来,话语机会结构理论在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国内却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对话语机会结构理论的衍生历程、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拓展我们对社会运动理论的认识。
  • 王佳鹏
    《评论》. 2015, 3(06): 84-95.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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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从宏观向微观、从结构比较分析向机制过程分析转向的蒂利,在其后期作品《为什么?》一书中提出了四种理由给定的方式:惯例、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本文将对该书有关理由的界定、四种理由给定方式的划分及理由给定之社会过程等方面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蒂利的基本立场。最后,通过分析社会学家舍夫和格拉德维尔对蒂利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以说明在蒂利那里仅仅作为一种理由给定方式的故事,所可能具有的更广泛的情感意义和社会整合力量。
  • 总目录
  • 编辑部
    社会学评论. 2015, 3(06): 96-96. https://doi.org/abstract/abstract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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