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5-5154 CN 10-1098/C

2016年, 第4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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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与社会
  • 郭星华 郑日强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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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社会学蓬勃发展,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文对近十年来本土法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成果进行评述,藉此展望法律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弱化,诉讼日益成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有需求解释和治理解释两种观点,但其互动关系仍缺乏令人信服的研究。学者们运用定量、定性研究方法对民众的法律意识加以研究,探究了民众的纠纷解决倾向以及对法律的认知。我们认为,要想理解法律意识的变迁与形塑,尚需结合两种方法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司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学者们多从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的张力入手开展研究,已形成十分成熟的研究框架,但学术增量不足。民间规范的转型与新生,民间规范如何引入立法等,或可成为研究增长点。作为法治的载体,法院嵌入于地方政法体系之中,不仅承担国家治理的职责,还对法官加以治理。处于复杂结构中的法官,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角色间的张力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们提出,在研究司法系统与法律职业的过程中,需关注行政干预与政治介入的区别,探究治理逻辑与法理逻辑的张力,提炼系统框架以整合现有的分散的研究成果。对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前景,我们认为应扩展边界、立足实证、由破到立、打造团队、加强合作,将法律社会学建设成为具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以回应司法改革不断深入的现实需求。
  • 辛允星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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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干部群体在中国当前的乡村社会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特殊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来牟取“灰色”个人利益。笔者通过对鲁西南X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地的村干部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扮演起“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与当前中国的基层政治结构和民众普遍持有的思想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村干部的“赢利空间”正是由该群体和国家政府、普通民众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他们的“赢利”行动和策略更是彰显了权力的“合谋性”特征。
  • 传统与脉络
  • 佟新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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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回顾了中国社会学家袁方的学术人生。袁方作为第一代劳动社会学家陈达先生的学生和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是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继往开来者。首先,先生一直倡导和坚守社会调查的学风,做了大量的劳工调查。1957年,倡导对新中国的工人阶级进行调查。第二,先生着重研究中国工业化与职业流动。指出中国工业化开端于抗战时期,它带来了职业流动和人口迁移。人们的职业伦理从“公道竞争”向“唯利是图竞争”转型。第三,1979年后,先生致力于重建劳动社会学,对现实的就业问题和劳动用工制度做了大胆的学术讨论。第四,先生以劳动模范的精神培养了一批批从事中国劳动事业的学者和工作者。
  • 刘少杰 邵占鹏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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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运行理论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时空思想,研究社会运行理论的时空观,对于准确理解社会运行理论的理论脉络与学术贡献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运行理论的时空观包括时空定位与时空建构两方面,时空既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又作为社会学研究所建构的内容;社会运行理论的时空观在立论出发点、侧重点、研究路径与理论逻辑四个方面明显区别于结构化理论的时空观,这些思想观点值得进一步阐释和扩展。本文在揭示社会运行理论时空观念的基础上,比较了社会运行理论时空观与结构化理论时空观的异同。
  • 江立华 王斌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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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良善社会”的本土化建设之中,他关于“何以为善”的思考,更是与其所创立的社会运行学派中的“论”、“史”、“法”紧密相联。从理论上讲,郑杭生对于“新型现代性”的论述,能启迪我们更新本土慈善发展范式的核心理念和主体关系。而他基于我国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史所总结出来的“善”的四种境界以及慈善转型,则能为我们带来通透的历史体悟与现实认知。另外,郑杭生提出的“以史带论”、“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以及“类型比较”等观点,也能弥补当前慈善研究的方法短板。更为重要的是,郑杭生通过对基金会的筹建和运营,也扩展了慈善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边界,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理论向实践的有效转化。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亟需在“行”与“思”两个维度上,全面传承和开发郑杭生先生遗留下来的慈善资源。
  • 探讨与评论
  • 朱静辉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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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社区现在处于一种多重语义的构建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对农村社区理解形成了多方面交互的困局。但是最大的语义交互来自于学理话语与政策行为体系之间的冲突,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农村社区研究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公共场域,研究者是在这一场域中共享农村社区的概念、内涵与研究路径。但是离开学术语境,政策实践与解读的农村社区却有自身运作的话语空间,而且其表现形态、内涵、特征都与学术理路形成内在冲突。学理范畴型社区与政策对应型社区的相互渗透与借用导致了表达中所出现的误解,同时在实践中也发生学理型社区与政策行为社区的基础逻辑冲突。
  • 罗牧原 陈婉婷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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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误读构成了韦伯中国命题解释力的硬伤,他忽略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区别以及三教合流的趋势。对于前者,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考察表明,儒教伦理作用下的差序式思维对作为“法人”的中国家族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后者,引入传统宗教的标签代替不可分的制度性的-/分散性的-儒释道的诸多类别。以对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企业家的传统宗教信仰对企业经济活动与社会责任有着相当的影响。最后分别从各种不同的“中国”与“韦伯”的角度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与对待经典理论的不同态度进行了反思。
  • 付来友
    《社会学评论》. 2016, 4(2):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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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社会的货币观念时,将西方本土观念带入进去导致了文化上的偏见和盲视。布洛克和帕瑞提出了“长期交易秩序”和“短期交易秩序”这对概念对西方传统货币观念进行了批判,从传统到现代叙事中货币的一元含义在这一新的理论关照下被不同文化情形中货币的多元含义所代替。两种交易秩序的概念触及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并为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的观点对于分析中国思想观念中的“义利之辩”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