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13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5-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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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全合约下底线探寻的“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对跨国企业与异文化环境关系的思考

  刘世定 严 俊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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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注了不完全合约条件下事后调整中的底线探寻行为，采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分析框架，探讨合约参与者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进行博弈的机制与策略，尤其是在利益与规范交织的情境中，行动者如何通过信号传递与策略互动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跨文化合约参与者各自的底线并非双方的共同知识，而且通常是动态调整的。结合多个子博弈模型与实地案例，本文探讨了博弈中涉及的底线突破、差序底线、多元底线的转换等现象，揭示了跨文化博弈中的互动复杂性与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双重博弈模型对于不完全合约下的事后调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复杂环境中的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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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人市场：川南茶贩的交易策略与风险控制

  杜鹏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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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兼具市场性和社会性。文章结合川南湖镇的茶叶收购案例，分析“农户-贩子-茶厂”这一市场链条中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逻辑，揭示了开放市场体系中的熟人市场形态。贩子以人情互动策略竞争市场范围，却可能软化交易的质量标准，堵塞市场链条，进而须通过灵活开放的交易策略实现风险控制。基层市场链条不同环节的社会性存在差异，且与市场性形成不同的适配方式。根据交易场景平衡社会性与市场性的关系，才能保持市场链条的弹性，进而在开放市场中建构灵活包容的交易秩序，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渐进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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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的代际异质性：再论县域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宋丹丹 吴柳财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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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研究强调社会基础对于理解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但主要聚焦观念、伦理等抽象维度，对其结构化特征分析不足。本文以舒溪县本土产业与招引产业的发展差异为切入点，聚焦县域劳动力结构的具体特征，探究劳动者观念与劳动力结构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舒溪县存在二元产业格局，本土产业和招引产业虽面对同一个县域劳动力市场，但在劳动力适配方面差异显著。本地人口中的子代劳动力、亲代劳动力和祖代劳动力对两类产业来说其可及性和稳定性呈现代际异质性，该特征的形成机制与舒溪县既往的产业发展路径及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县域劳动力结构特性的深入探讨，揭示了中西部县域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有助于明确县域产业发展的困难、挑战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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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文”相“怜”：文化要素、文化共鸣与捐赠意愿

  杜世超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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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从文化关系性的视角考察文化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塑造，发现文化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存在两个机制：一是特定文化要素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二是文化要素可以通过激发潜在捐赠者对受助对象的文化认同而增强其捐赠意愿。后者的文化共鸣作用强于前者。此外，人们对文化共鸣的感受是情境化的，但文化共鸣一旦达成，其对个体捐赠意愿的促进作用稳定存在且不受社会角色的调节。文化的力量体现为同“文”相“怜”，即文化认同会促进善行。增强潜在捐赠者和受助对象之间的文化关联可以进一步释放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民间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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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慈善的文化解释——以我国商帮文化和民营企业捐赠为例

  阎菡 陈宗仕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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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立足义利观、信任、冒险精神和政商文化四大维度，构建了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文化解释框架。依托该框架，基于 2014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商帮文化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研究发现：第一，整体上传统商帮文化对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第二，在商帮文化的细分维度下，相比地缘型商帮企业，血缘型商帮企业的捐赠水平更高；相比风险规避型商帮企业，风险偏好型商帮企业的捐赠水平更高。第三，政治联系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促进作用，并未因商帮政商文化属性的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商帮文化中强关系信任特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与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信任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凸显了我国激发民营企业捐赠的制度和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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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计与道德的失配：乡村医生的职业角色建构

  罗 婧 黄馨怡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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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乡村医疗体系治理逻辑的演变，乡村医生的职业角色亦发生变化。他们既成为医疗市场主体、获得执业自主空间，又在基层医疗卫生体系重塑过程中被赋予健康“守门人”的责任。由此，乡村医生面临着复杂的医患互动情境，而这些多重变化使其陷入执业困境。本文基于对江西某县乡村医生执业境况的调查，发现在半行政化的制度环境、有限的商品化市场和流动的农村社会中，乡村医生对生计模式的构建与对职业道德的塑造难以匹配，其职业角色出现内在张力。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医疗体系的公益性与可持续机制，对于推动乡村医生整合私利和公利、形成内在一致的职业角色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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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资本有助于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基于 2008—2018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分析

  温翔麟 何凌锋 边燕杰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13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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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 2008—2018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二，企业拥有潜在性和动员性两类社会资本，就促进企业履责效应而言，后者显著强于前者；第三，企业社会资本的履责效应受市场理性约束，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其正向作用减弱，但随着时间推进，其正向作用增强。本研究为理解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有效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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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过疏化乡村老年社会资本培育困境与实践路径——基于吉林省安镇的田野调查

  张竞月 吕 楠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15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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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乡村过疏化问题是指乡村人口持续流失导致村落社会生活、生产、公共性与文化价值系统性衰退的过程与状态。本研究从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安镇老年群体社会资本培育过程的分析，总结了边境过疏化乡村公共性危机的主要特征，揭示了当前治理实践中存在的资源统筹无序、治理主体错位与社会场域原子化等问题。依托地方特色资源赋能、社会组织再造与社区认同重构，可以有效促进老年群体社会资本的再生，实现边境乡村社会联结机制的创新与社会活力的重塑。本研究不仅为理解边境过疏化乡村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经验样本，也为探索老龄化与过疏化叠加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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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性：探索城乡融合社会的心态秩序

  吴越 孙弋帏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16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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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费孝通的城乡心态秩序理论出发，提出用“城乡性”刻画位育于城乡融合社会而生发的理想心态秩序，旨在化解“现代性-城市性”与“传统性-乡村性”的二元对立。传统中国的城与乡是连续统一的关系，在心态层面体现为城乡居民共享共通的地方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分别对应城区与乡区、家庭与事业、人文与自然的融合。这三个维度在当前的城乡融合进程中既有传承也有转化，共同构成新时代心态秩序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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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张力：大理移居母亲的母职实践与教育策略

  王蕾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18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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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关注从都市携子移居大理的母亲这一群体。在选拔机制导致的竞争氛围催生普遍的教育焦虑的背景下，她们对教育目标
  进行了策略性规划，选择让孩子就读崇尚“全人教育”理念的创新学校，在低龄阶段优先保障成长安全感，同时通过家庭学习辅导、规划衔接国际教育或培养特长，维系孩子回归主流教育体系、保持社会竞争力的可能，以此尝试兼顾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创新学校承担起落实教养内在价值的延展母职，母亲则从时间、精力密集型母职中解放出来，利用自身特长投入教育社区的共建和共育中。这种母职实践呈现出知识和情感密集的特点，重构了“家-校-社”教育权责分配格局，而其实现则依赖于母亲群体可供支配的时间、物质和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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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分层信念与青年心态——基于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的潜剖面分析

  李适源 周 洁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2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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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 2024 年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数据，运用潜剖面分析识别出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四种模式：强双重信念（45%）、温和双重信念（35%）、绩能主导型（16%）和结构主导型（4%）。其中，持双重信念的青年认为绩能性因素（努力、能力等）与结构性因素（家境、关系等）对取得经济成功同等重要，持绩能主导型信念的青年则强调绩能性因素的主导性作用，而持结构主导型信念的青年认为经济成功主要取决于结构性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其信念模式，持不同信念模式的青年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态度亦呈现出系统性差异。本研究揭示了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多维特征与复合模式，为理解当下青年心态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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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镇田野的再思考

  沈 原

  社会学评论. 2025, 13(6): 22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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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回顾了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北镇田野调查及主要发现，从经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当地箱包专业市场的起源与结构、“家户工厂”的制度安排、“家户工”的行为逻辑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进行了再分析，并分别指出了当时调查的局限和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方向。在结论部分，讨论了经济社会学的两条路线、判定田野调查数据的衡量标准、重访的必要性以及理论重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