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角色观念代表了人们如何看待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它从另一个维度反映了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010）数据，从社会整体和家庭内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性别角色观念：高教育程度、高收入以及高地位职业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更为开放；第二，社会结构位置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积极影响要大于男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较高位置的女性相比相同位置的男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开放；第三，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模式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夫妻间相对教育程度和相对收入对男性没有影响，但是对女性有显著的影响。夫妻间相对教育程度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持续的积极影响，教育程度高于配偶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开放。夫妻间相对收入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女性的收入高于配偶一定范围后，这种影响消失了。

学校是青少年重要的社会化场所，考察学校中的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 学年数据，探讨了班级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了班级同辈群体对父母管教程度不同的子女的异质 效应。研究发现，班级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养成具有促进作用，学校归属感是其重要传导机制。班级偏差行为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但学校疏离感的中介作用较小。此外，班级亲社会行为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子女具有补偿效应，对其亲社会行为影响更大，而班级偏差行为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子女具有增强效应，对其偏差行为影响更大。因此，教育管理者要注重培养班级亲社会行为、遏制班级偏差行为，并重点关注班级同辈群体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学生的负面影响，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文以“巴纳德会议”为分析点，重点梳理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性战”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围绕着色情、女同性恋TP（男女）角色、S/M（虐恋）三个主题的争论而形成的性激进派女权主义与反色情派支配论女权主义这两种女权主义性论述的基本立场、观点分歧及后续影响。20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性骚扰”在内的诸多争论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当年的论战，围绕着“危险与快乐：迈向性政治”这一理论框架的女权主义性论述影响至今。而这种影响，尤其是支配论女权主义的论点，显然也已经走出了美国，并与中国大陆产生某种（自觉不自觉的）连接，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会议及其性政治的了解、讨论与检视却非常之少（或严重偏颇），当下的很多讨论甚至远不如当年深刻与丰富，且在缺乏充分认识与警惕的情况下容易将其中一派的观点放大为整个女权主义的性立场。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梳理，是为了回到中国大陆的当下，观察其与中国大陆的可能关联，探讨进一步推进更为丰富而本土的“性思考”以及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发展另一类 “性论述”的可能。

自罗伯特·金·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以来，它业已成为社科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之一。在为社会科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它也遭遇到很多批评。系统回顾中层理论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并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予以评判，有助于我们超越目前常见的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对此概念所做的解读和倡导，更深入的理解宏大理论、中层理论与经验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有益反思。

形式理论如今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微观经济学更是经典形式理论中的代表。反观社会学领域，经典形式理论却少之又少，马克.格兰诺维特的门槛模型可谓少数中的范例。针对社会学形式理论的稀缺现状，本文旨在解析门槛模型的一系列建构和拓展思路，并通过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比较，试图发现社会学形式理论的独特之处。为了对此做充分讨论，笔者将首先深入简单门槛模型的形式化与数理化过程，逐一梳理其建模思想，并展示后续模型的延展逻辑；其次，从行为假设的形式化、社会过程的数理化以及形式理论的延展性这三个方面，具体辨析微观经济学理论与门槛理论的建模差异，并尝试总结两者的特点。

以往研究对于社会支持类别对老年人口心理健康产生差异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索相对比较匮乏。本文基于中国9省农村老年情绪问题干预研究的基线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不同的社会支持源（人）提供的不同类别的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心理健康产生差异性影响；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支持数量增长可以显著提升老年心理健康水平，且有部分作用是通过支持质量评价（支持满意度）产生中介效应。亲密关系中，配偶和成年子女是几乎所有支持类型的重要提供者，且配偶是老年人最核心的支持者；老人对配偶的需求定位于提供陪伴且高质量让人满意的陪伴，对子女的需求定位更侧重于子女提供支持即可。较高质量的友邻支持有益于老年心理健康；社区活动参与对老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则体现为多多益善，而老人对参与质量层面的要求较低。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城乡关系也发生历史性转变。在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城镇化模式下，城镇化进程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不同时期城市和乡村的功能定位，以及关于城乡关系的不同发展思路与战略。本文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城镇化所经历的从波动发展城镇化、农村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的四个阶段特征的梳理，认为城乡关系实际上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以城统乡”阶段，转向相互融合但要素仍然是由乡向城单向流动的“城乡分治”阶段，并逐步开始进入共荣共生的“城乡一体”阶段。本研究认为这一城镇化历程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从城市汲取农村到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关系变迁，意味着我国不仅开始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也为社会主义可以怎样建设和发展城市提供了有益模式。

情感劳动理论有两条进路：一是霍克希尔德的 emotional labor（EL）；二是哈特与奈格里的affective labor（AL）。两者虽有明确的理论关联，但长期以来社会学对后者缺乏必要的关注。EL 是以情感社会学视角关注情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后工业社会的商业运用，AL 是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关注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范式和生命政治。但在具体研究中，两者几乎指向完全重叠的经验现象。本文认为应该恢复和凸显 AL意义上的“情动劳动”内涵，以此为基础划分各自的适用范围，并进行必要的理论整合。

网络走红现象作为近年来中国网络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道独特景观，既见证了微观个体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又体现了一股强大的经济社会力量。基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采取技术-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网络走红的性质特征、逻辑机制与后果影响进行了历史比较研究，文章发现：网络媒介技术社会扩散过程的跨越性特征和用户主体结构，是塑造影响网络走红的表现形式、群体特征与基本性质的重要因素；人们在网络上社交互动所建构生成的阶段性结构事实决定了网络走红的三类不同逻辑机制：即网络虚拟空间的公共广场效应、网络交往的社群化模式、以及资本市场的商业打造；网络走红的社会后果影响，经历了从文化社会领域到经济领域的过渡演变，并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而衍生出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网络走红现象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形成机理与发展变迁提供了鲜活样本。

职业晋升的性别差距不仅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也是再生产不平等的重要机制。国内已有研究忽略了家庭和丈夫对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本文使用2010年、2014年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将夫妻数据进行配对，探究丈夫如何影响妻子职业地位的上升。本文综合了性别权力理论，对“丈夫抑制论”和“丈夫支持论”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丈夫的收入、女性对丈夫的情感依赖、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时间等因素会对女性的职业地位上升起负向的影响，“丈夫抑制论”得到了验证。社会网络通常被认为会促进女性职业地位上升；然而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丈夫收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丈夫支持论”没有得到证实。

本文界定了何为南部理论，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南部理论所做的贡献、南部理论的对抗性何在，以及南部理论对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界的意义，阐释了为何南南知识合作有益于全球社会理论建构。我国人文社科界固然要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科话语权，然而也很需要秉承大道之行的信念和天下为公的精神，将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东西方学术对话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贡献作为丰富我国人文社科思想的养分，为打造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社会理论做出应有贡献。

在死亡为确定终点的轨道上，安宁疗护护士的照护工作已超越治愈性医疗中的身体照料与护理范畴，情感劳动成为其重要内容。基于多家医院安宁疗护专科的田野调研资料，本文发现，中国安宁疗护护士存在多层次的情感劳动。在工具型情感劳动中，护士基于组织和专业规则展开共情训练与情感控制。在社会规范型塑的表意型情感劳动中，护士个体的悲悯情怀与身份认同连接起来，在护患之间建构“专业性亲密”。而在基于道德动机展开的慈善型情感劳动中，护士通过指导与组织仪式赠予患方“生命礼物”，以减轻家属面临的道德与情感压力；作为回馈，护士得以重构并更新生死观念。情感劳动在不同层次的转化是流动的，并受时空边界工作、选择性执行等重要机制影响。研究指出，专业照护工作者的自主性优势集中在“关系属性”上；本土制度及文化因素则会影响照护工作中情感劳动的内容及深度。为此，应当从宏观制度定位和微观支持措施两方面来提升安宁疗护护士的劳动韧性，提升护患关系质量，减少护患纠纷，促进安宁疗护事业的长久发展。

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在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方法的影响。本文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逻辑和方法上八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并提出这些区别的本源就是人的特性， 即人是又有本能，又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 本文强调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些区别的忽视是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徘徊不前、步入误区的根本原因。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心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社群性、极端性、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四方面鲜明的特征。在剖析网络社会心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社会心态看作一种具有关系性、局部主体间性和相对流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解要求我们综合运用归纳逻辑、类型学分析和话语分析等视角对网络社会心态进行实证研究，并聚焦考察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极化和形成机制这三个关键性议题。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呈现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照顾工作研究的若干理论议题和分析脉络，尤其关注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愈益蓬勃的有酬照顾劳动，并提炼出“照顾的性别框架”、“照顾工作的阶层化”以及“亲密关系劳动”三大研究主题。最后，本文结合中国社会当下现状指出了照顾工作研究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几个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本文梳理了新世纪以来国内中产阶级的相关研究，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级研究奠定了此后西方中产阶级以及国内中产阶级研究的基本议题，这包括阶级结构、阶级形成与阶级社会功能三大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由于理论背景与经验材料不同，学者们对于我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形成与社会功能还存在很多争议。作者强调，后续研究应该基于统一的理论框架，利用已有的丰富调查数据，对我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形成、社会功能以及几十年来的发展进行系统与比较研究。

在当前人类学与认知科学、生物-演化科学等多领域交融的思潮下，早期儿童发展成为解开这个人类道德起源之谜的核心领域，中国社会则为探索道德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场。从心理认知人类学视角出发，本文以儿童道德发展为题，梳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交集历程，回顾汉学人类学相关研究，并以作者“好孩子”系列作品为案例介绍引入心理学前沿理论和方法的人类学经验研究；同时，呼吁推动人类 学和认知科学在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研究层面的全方位对话、给“人类学道德伦理研究”开拓新视野、注入新活力。

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和强调个体、差异的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之下，传统女性主义经历了自我批判和内部转向，后现代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然而，在本身作为一场普遍主义运动的女性主义遭到那些要求指陈差异的女性的攻击时，人们质疑后现代女性主义有“去政治化”的倾向。不仅如此，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后现代女性主义被“占用”、“扭曲”，滋生了一种存在于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图景，该图景不仅包含对女性的新的规训，更使传统女性主义失去批判力。唯有厘清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处的矛盾语境及其所指涉的复杂内涵，从后现代的多元视角出发，重构“女性”和“政治”范畴，才能撷取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潮交集的硕果，开拓后现代女性主义特有的政治机会。

后物质主义理论诞生以来凡五十年，在政治文化及公众意见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该理论的前提预设、内在逻辑及 经验应用也面临诸如欧美中心主义视角、线性历史观、忽略价值多层次动态变迁等批评。后物质主义理论支持者亦不断修订理论，并试图为近年来的价值观变迁图景提供更准确的解释。本文对后物质主义理论源流进行回顾和梳理，特别是对该理论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发展和争鸣进行评述，亦提出了对后物质主义理论的批评和建议。本文还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1981—2020）的分析，指出许多社会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退潮现象，并基于此，对该理论在经验世界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价值观变迁的新趋势作了阐述和总结。

内容提要：拟像序列理论的提出预示着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转向。本文在梳理、评述现有争论的基础上，对拟像序列理论进行了文本分析，概述了拟像序列理论在批判指认、问题面向、逻辑推理和解救之道等不同环节上的核心思想。最终从立论前提入手认为：鲍德里亚对拟真社会的“批判”与“解决”之间存在逻辑跳跃；他用“真实”概念批判现实，却用“本真”概念给出解决办法，这样做虽然避免了陷入（他本人提出的）拟像序列陷阱，但因囿于“世俗—神圣”的二元框架，而忽视了世俗伦理的前提意义，最终使得拟像序列理论沦为了20世纪“大写解构”的一隅，只能屈从于荒诞玄学和悲观主义。 关键词： 拟像序列 象征交换 世俗伦理 拟真

就社会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而言，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1）阶层无效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每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阶层地位的影响已经微不足道；（2）流动无关论，认为姑且承认阶层地位与性别意识尚有一定的正相关作用，但流动轨迹不会对性别意识的形成留下明显的痕迹；（3）流动无益论，认为无论方向或距离如何，社会流动本身都会对性别意识产生消极影响。本文依托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5) 的数据，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例，使用对角参照模型（Diagonal Reference Model）的方法，分析代际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意识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同时流动轨迹、流动方向和流动距离也会影响女性的性别观念。上向流动，尤其是长距离上向流动，能够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促进社会的平等和进步。

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已经“阶层固化”存在分歧，亦缺乏明晰的科学检验方法。本文考察公众对自身阶层流动情况的感知和对“阶层固化”话语关注之间的关联，以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我们认为，如果“阶层固化”渐已成为社会现实，那么在宏观层面，过低的流动率会使得公众总体的自我流动感知恶化，触发人们对“阶层固化”的关注：流动感知越向下，固化关注度就越高。反之，如果“阶层固化”并非现实而只是一种预警，社会流动率并没有降低到危险点，那么公众对“阶层固化”的关注，和自身的流动感知就不会存在关联。就此，我们构建起“阶层固化”话语列表，利用其在百度的被检索热度来生成各省历年“阶层固化”关注度指数，并将其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2012）的流动感知数据及统计年鉴资料相匹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多模型分析揭示了“无关的流动感知”这一重要现象：当代中国公众基于自身经历的代内流动感知和代际流动感知，与“阶层固化”关注度均没有负向的统计关联。这一发现意味着“阶层固化”在当代中国更多地是一种预警而非社会现实。

内容提要：在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中，EGP图式是最常用的阶层分类框架。如何把中国的标准职业分类直接转换为具有国际比较可能的EGP阶层分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当前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讨论。对此，本研究在对EGP图式的理论基础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甘泽博姆和特雷曼的方法，提出了基本的转换原理并给出了具体的转换程序（SPSS和STATA两种形式）。这一工作不仅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技术支持，也有利于推动中国流动分析的国际化进程。

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而对空间的解释，直接关系着对这个空间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对地球空间的重新理解，帝国也开始了对新空间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 世纪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本文从地图切入，讨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法权力的空间机理。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现代帝国的兴起伴随着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殖民帝国源起于对地理空间的新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则是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

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研究从家 庭庇护的视角检验了母职、家庭经济资源和代际支持对已婚女性劳动参 与的影响以及家庭庇护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育有多个未成年子 女的女性受到显著且更严重的母职惩罚。第二，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家 庭庇护效应。女性劳动参与受家庭经济资源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庇护 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女性劳动参与和父辈 提供的经济支持显著负相关，和父辈提供的生活支持显著正相关。第三， 家庭庇护对育有不同数量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影响不同，代际生活支持对 育有一孩的女性劳动参与更具影响力，家庭经济条件对育有两孩及以上 的女性更为重要。本研究认为，家庭是当代女性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的 重要资源，女性正是依托家庭庇护机制做出参与就业还是回归家庭的理 性决策。

在有关市场秩序形成机制的理论传统中，存在自发论和建构论的二元对立。立足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特殊经验，也形成了一批富于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本文将在充分梳理市场秩序形成的自发论、建构论以及本土经验论三种理论逻辑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自发性与建构性的互动实践框架，用于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历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自发性与建构性两种力量以不同的互动关系机制塑造了实践中的市场秩序形态。在市场秩序的兴起阶段，存在民间自发主体的规则创新与官方建构主体的立法确认二者之间的前后相继。在市场秩序的拓展阶段，存在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优胜劣汰与以政治偏好为导向的地方规划两种制度选择机制的左右互搏。在市场秩序的变革阶段，存在地方政府突破体制壁垒的制度创新与企业重塑市场惯习的规则创新之间的相辅相成。

扎根于中国变迁社会中的“性”是一个/些怎样的问题？在特定的文化、政治与经济背景之下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发展脉络？本地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于响应哪些不同的问题？基于此，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可能是：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作为在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该如何切身地思考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本文将综合相关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与认识，立足于“性”的多重边缘立场，提出“生活现实－社会情境－对话语境”这三个相互交织的分析框架，分阶段自下而上地认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性问题，力图以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议题带出更具普遍的思考与对话。

通过对不同学科视角特点的辨析，本文定义了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指出了社会学视角在理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美国记忆社会学为案例，分析总结了涂尔干/社会-功能取向、话语-诠释取向、行动-互动取向、形式-结构取向和个体-集合取向这五种记忆社会学的理论和认识论取向。在看到美国记忆社会学贡献的同时，本文指出：尽管中国记忆社会学是相对新生的领域，但其研究作品所体现出的“场域-关系”取向也为记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中美记忆社会学的相互借鉴为社会学贡献记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 认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三期中国老龄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双向代际支持中的性别悖论，即女儿相对于儿子向父母提供的支持更多但父母却给予儿子更多支持的现象。本研究通过建立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多元情境动机模型来解释该现象：女儿和父母倾向于形成情感驱动与即时交换相混合的代际支持模式，具有日常性质；而儿子与父母倾向于形成文化规范和延时交换相混合的模式，具有托底性质。这两组模式的复合效应导致了群体层面的性别悖论。通过对性别悖论的探索，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剧烈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张力，呈现出中国家庭向个体化转型过程中既受制于传统社会结构，同时也积极开展主动性文化实践的复杂面貌。

通过对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家庭的案例研究,本文考察同住环境中的代际关系的冲突与协调。研究发现，在跨代同住家庭中，代际分歧和矛盾难以避免；很多家庭采取不同方式缓和代际张力，协调代际关系，维护家庭的正常运作。本文概括了三种同住家庭代际关系协调机制：情感缓冲、中间人调节和形式民主化。情感缓冲指的是通过代际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包容等亲密情感缓解矛盾分歧引发的家庭权力之争；当特定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尚未建立或者濒临破裂时，家庭核心成员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节；更为和睦的代际关系往往在情感缓冲的基础上辅以民主协商的形式实现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不同家庭成员由此获得一定的尊重和发言权。

金融化是经济社会学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一个层次 复杂、意涵宽泛，容易混淆和滥用的概念。本文首先梳理了英文文献中金 融化概念的操作化方式，并概括出从“市场结构转型”和“行动逻辑演变” 入手的两种金融化研究进路；随后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两 种传统下对金融化（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化）的不同解 释，厘清了将金融化作为历史必然阶段和政策意外后果的两种不同传统 及其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金融化的研究成 果和相关数据，检视了我国金融化在各个层面的经验表现，并对未来金融 化研究提出了建议。

照护作为一项亲密劳动，包含大量情感劳动以及身体工作。本文基于养老院的民族志研究，考察了围绕性/别身体的照护实践、情感经验和日常互动。一方面，身体的亲密接触往往造成强烈的羞耻和肮脏感，而护理员们通过多重划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性/别身体”与“工作身体”的分离，自发建立起照护的专业脚本和工作伦理。另一方面，专业性的界线也可能在长期的互动中遭遇挑战和瓦解，这一过程伴随着厌恶、惊奇、愉快等复杂流变的情感。性/别与衰老、失能身体之间的复杂交织也形塑了护理员和老年住民之间的另类亲密性，有助于我们在当前主流的性与性别规范性论述之外拓展新的理解。

对在反思新古典经济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济社会学而言，其微观理论基础必须要考虑人类行为的社会性。对相对位置和社会比较的重视是人的社会性的主要体现，个体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益，也关心与参照对象比较产生的相对位置。本文把从相对位置假定出发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理论称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比较理论，梳理和整合了分散在以往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与此有关的重要内容。把相对位置引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需要讨论参照对象的选择、比较事项的位置外部性、相对位置引发的行为反应、对相对位置的社会认可等基础性问题。社会比较理论有助于理解消费级联、工资压缩、生产定额、晋升激励等困扰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现象。社会比较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的知识领域。

本文以女性网络主播为例，探讨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与身份认同出现的新变化。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收集田野资料并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在平台的薪资制度、竞争制度、弹性用工模式的作用下，劳动者在平台上的劳动空间之外开辟出“第二层劳动空间”进行隐蔽的情感劳动，并塑造商品化的“人设”以迎合观众的消费需求。其结果是劳动空间被无限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空间被挤压、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被全面商品化。平台技术深刻影响了服务业中的女性劳动者，看似“自由”的平台劳动者实则在牺牲自由的同时面临异常严重的剥削与异化。

19、20 世纪之交，交恶百年的英美逐步修好，而并无宿怨的英德走向对抗。结构性因素——地缘政治或政体差异与个体因素都无法解释这两组反转。本文引入“稳健行动者”概念，分析关键国家及其决策者的危机应对与其关系结构改变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无力驾驭俾斯麦留下来的精巧外交格局，其盟友关系被拆解，网络主导位置丧失，行动空间逐步被对手和盟友缩小乃至锁定。与此同时，英国成为大国政治中新的稳健行动者，构建了复杂对冲的盟友体系。英国对美国从敌对到绥靖，对德国施加限制却维持战略模糊。英德在一战的碰撞爆发于两国关系改善之时，显然不是双方有意算计的结果；陷入关系困境的德国误判了英国的战略模糊性，而英国也被迫对德国的军事冒险做出反应。本研究也说明，重大历史结果往往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线性过程发展而来，而可能是由多个事件序列涌现出的反复反转所致。

“闺女家”是指以出嫁女儿为中心的直系组家庭，在女儿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女儿与娘家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在以“心意”为基础的相扶相依之上，心心相系是两代人共同的期待。“闺女家”的出现是女儿与其父母积极建构的结果，体现了女性个体作为女儿在代际关系中和作为妻子在夫妻关系中两重主体性的上升，但这是女性通过“对自我要求加码”的方式来实现的。“闺女家”呈现出女儿与娘家父母关系的新变化，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家庭面临的新挑战。“闺女家”处于女儿与娘家关系转型中的“阈限阶段”，女儿与其父母由此得以在家庭实践中获得更多协商与行动的空间，但同时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也有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借鉴文化社会学理论，本文尝试厘清与批判社会运动研究的文化面向，并提出一个文化的理论模型来解释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主流框架建构论强调集体行动动员的思想观念基础。然而，它却走向了忽视结构约束的意志决定论，文化仅仅成了集体行动参与者策略动员的工具箱资源。基于此，本文引入经典社会学中文化作为规范系统的观念，将其概念化为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这一理论模型认为集体行动是特定制度情境下作为规范系统的文化与作为工具箱的文化互动共生的产物，阐述了两者互动过程之中的理论机制。本文以这一理论模型为参照框架，重新审视了裴宜理1922年安源大罢工的研究。最后反思了这一理论模型。

欧文·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曼福德·库恩的结构角色论和布鲁默的过程角色论的兼容并蓄，戈夫曼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汲取各方所长，创设了影响深远的拟剧理论。最早阐释这一理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以个体“表演”和“剧班”共谋等丰富的戏剧学概念，描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整饰自我形象，呈现出互动世界的正常之序；随后，在《污名》中，他则讨论了污名者和潜在污名者这两种彼此相关的另类群体，在遭贬或可能遭贬的情境下，如何通过对污名的整饰维持自我呈现的非常之道。通过对戈夫曼独特的生命史解读，能够知晓其作品更像是一部部加密版的个人传记，或者说他的社会学想象力直接来自其异常丰富的另类经历。

孔飞力的《叫魂》尝试回答了中华帝国专制统治之动力问题，但却未留意到其中的时间性维度与文法学问题。本文在阐释国家过程与权力时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在专断权力时间中，君主既是国家的化身，也是政治的化身，能够对诸官僚施以私仆化的作用，而在常规权力时间中，诸官僚通过团伙化来实现将君主“去化身”的可能。将这样的化身理论放置在中西方历史上君主化身的案例比较的语境下，能够看出叫魂案中的弘历化身在其类型学、具体机制与后果效应上既具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以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东利事件”为例，透过该教派冲突事件的冲突升级及解决过程，重点探讨了不同治理主体及治理机制参与下的复合型冲突治理如何陷入结构性错位困境这一核心问题。文章通过历时性案例分析发现，东利事件不仅经历了从日常冲突到刑事案件、再到群体性武装械斗甚至地方骚乱的冲突类型转换，还呈现出由个体性非暴力冲突到局部性暴力冲突、再到群体性及全局性暴力冲突的冲突等级变化，实际上也分别适用不同类型的冲突解决框架。然而，与宗教的复合性治域属性相对应，由宗教组织、不同层级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等主体所共同参与的复合型冲突治理，却面临双重结构性错位的现实困境——横向和纵向结构性治理错位，进而使得内外、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失效甚至反向激化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