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社会性是时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通常假定时间标准的同步性和共享性，较少讨论时间同步的产生条件与表现形式。以共时性来指代不同主体共享时间标准的性质，我们可以考察它的多种路径、层次、特征、范围与稳定性。区别于唯我论者的不可同步假设和先验主义者的普遍同步假设，社会学家在共时性上的立场普遍体现出建构性。依据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可以将共时性划分为主体间性、社会约定和生态-事件三种取向。共时性包含形式共时、内容共时和际遇共时三个层次，涉及个人、群体、国家乃至世界范畴，不同类型的共时性在稳定性和再生产过程上存在差别。思考共时性不仅有助于澄清时间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也为反思数智时代人类生存状态与社会时间节奏奠定了基础。

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理解社会差异的形成一直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传统，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亦遵循此路径，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市场转型和制度变革如何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机会结构影响社会分层。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机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难以充分解释社会分层的复杂性。本文以住房不平等的形成为例，揭示了劳动力市场视角的局限性，发现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超过了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情境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应超越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采取多重结构的分析取向，尤其需要关注房地产市场、金融政策、信息技术等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利益分化过程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况，并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发展。

韦伯基于禁欲这一宗教理念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将禁欲视为现代西方人格形成的关键要素，并阐明了这种人格对于现代秩序构建的重要意义，突破了那个时代神学家和哲学家对禁欲的一般看法。出于对禁欲这一概念的偏爱，他将其带入比较文明研究中，揭示了不同文明秩序下人格类型的差异，认为正是这种差异塑造了不同的生存秩序。以此，韦伯发展出“理念-人格-秩序”的多元因果文明分析路径，这构成了他关于“人的科学”。对于韦伯来说，由人创造的秩序反过来控制人所造成的困境，只能依靠人格来突破，理性禁欲的人格完成了最初的使命，此后，人格将在生存秩序的价值观斗争中重获新生。

“嵌入性”是经济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核心理论视角，一直被视为该领域对经济研究的重要贡献。尽管嵌入性范式影响深远，但其在具体应用中时常面临如何更深入地揭示经济过程的内在机制以及有效回应主流经济学理论挑战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本文梳理了 21 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学在“嵌入性”范式陷入困境后的三个新的研究方向：关系运作、述行性和经济化，分析了它们各自如何拓宽“嵌入性”范式的理论视野，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对中国研究的启示与意义。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民众对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状况的感知，基于排序相关的分析框架，采用情境准实验法构建了代际收入与代际教育流动信念的测量，并将它们与对应的客观流动指标进行比较，以准确估计流动信念感知偏差模式。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民众社会流动感知的复杂性：第一，人们高估了中下出身子代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教育维度尤其如此；第二，人们低估了教育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主观的亲代-子代教育排序相关度低于客观水平）；第三，人们高估了收入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主观的亲代-子代收入排序相关度高于客观水平）。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上述感知偏差并不因被访者特征不同而变化，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本研究以北京一家养老驿站护工的拟亲式情感劳动为例，分析了情感劳动如何生成积极体验。研究发现，养老驿站护工的情感劳动过程包括从称谓到照料的表层表演，以及从仪式到关系的深层表演；拟亲式情感劳动之所以能够生成积极体验，是因为护工在情感劳动的深层表演中实现了内在认同与外在认同的一致性，从而在劳动过程中与老人建立了超越经济维度的关系，并将养老驿站建构为自己与老人的“家外之家”，劳动过程中的“认同一致性”是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关键。本研究对于反思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具有一定启发性，对于养老行业发展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文以蓝海镇老渔民的口述记忆为案例，从情感记忆视角探讨大集体时代“苦乐并存”的二元情感何以生成。研究发现，不论是“苦”还是“乐”，都是当事者对大集体时代的一种情感性记忆再建构：老渔民的粮票记忆与晚年生活境遇的变化，让他们对历史产生“乐”的情感，并以此情感的共振实现老年生活的抱团取暖；老渔民对“苦”的诠释从“不求回报”到“奉献-回报”的变化，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对自我价值评价的变化，也反映了他们对“吃了一辈子苦”的自我意义建构。这种“情感整合”现象表明，在社会变革中，人们可通过记忆再建构的方式重寻自我价值，减少面对变化时的不确定感与无意义感。“情感整合”现象的揭示有助于认识意义寻求与记忆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为解释人们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面对社会变化时如何寻找自我价值提供了一个切口。

留守经历对个体教育发展影响深远且具有差异性，剖析其内在机制有助于增进对留守经历者教育发展过程的理解。本研究基于 20位有留守经历的农村“80 后”的自传和深度访谈，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回溯了他们的教育发展过程。留守是一种不稳定、教育支持不足，且个体差异较大的早期生命状态，它与受访者教育发展轨迹的关联路径可归纳为良性循环、危机转化、劣势累积、连锁传递四种类型；受访者的教育发展动力源于其内化“父母缺场”的积极解释，监护人、师友等外部支持是促进其教育发展的维系力而非根源性动力。在优先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倡导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当下，增强留守者对父母空间缺位的积极认知、构筑稳定的早期教育支持网络将有助于留守儿童教育高质量发展。

社会学与生物学曾长期隔绝。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推动了社会性要素重新进入生物学解释框架。在此背景下，社会科学家提出构建“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社会理论”，情感研究领域则借助认知神经科学实现“情动转向”。然而，主流情感社会学仍固守情感源于反思性评估的传统假定，未能充分整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认知神经科学已然对情感社会学构成双重挑战：其一，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情感具有非意识的自动性特征，与传统认知主义的核心假设相悖；其二，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析层次难以解释发生在个体意识层面之下的情感过程，需引入“内在个人主义”视角，进一步挖掘集体欢腾和互动仪式链等概念的理论潜力。情感社会学亟须打破学科边界，整合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成果，优化情感解释模型；同时跨学科对话应保持批判性反思，避免对神经科学发现的简化挪用。

本文勾勒出中国艺术市场的结构模型，它由“全球-中国”“官方-职业”和“制度-民间”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全球-中国”子系
统呈现了艺术品和艺术家在我国与全球市场间流动的过程，以及文化中间人和“中国性”的文化意义在其中的关键角色；“官方-职业”子系统突出政府主导和职业市场主导的两套艺术制度的相对独立和共存，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制度化的艺术界；民间艺人、手工艺者和自学艺术家维系着小规模的民间艺术社群，他们相对独立于制度化艺术界并发展出各异的运作逻辑，构成“制度-民间”子系统。最后，本文回应了这一结构模型在经验和理论范式上的解释力和包容性，提炼了三个子系统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逻辑，并在回顾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感的基础上强调中国艺术市场研究的学科对话潜力。

本研究利用 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夫妻权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由女性决策支出的家庭整体消费水平显著高于由男性决策的家庭；在消费类别方面，女性决策显著提高了食品、衣着和医疗等基础生存型支出，而在发展型或重大支出上性别差异则不显著，表明女性家庭权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领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当由女性决策支出且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差距较小时，家庭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应关注家庭内部权力结构，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促进夫妻在职业与家庭责任中的均衡分工，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推动居民消费增长。

本文基于丧服制度对“私亲”“私尊”等问题的讨论，重新考察了“私”的含义及其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本文发现，在儒家社会思想中，“私”并非单纯指自我，亦非纯粹的贬义，而是表示相对次要的、在与核心关系冲突时须避让的关系。与“私”相对的并非“公”，而是父子关系或同体关系。父亲是否亲之、尊之，是判断自身与其关系私与否的关键。与父母的关系、与父同体的关系是差序格局的核心与轴心，由此生发的亲尊之义、爱敬之情是推己及人的真正源头。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分析路径，其中“国家-社会”视角与“地域社会”视角构成了最具张力的两种研究取向。在第一种视角下，形成了国家行政控制与地方社会治理二元并立、二元竞争与二元整合三条研究路径；在第二种视角下，有关研究探究了地域社会与精英治理取向、治理策略、组织网络三个不同面向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脉络呈现出研究内容从结构到行动者，再到行动网络的转向，其研究取向则从行动者被结构所限定转向行动者支配结构。

基于对 52 位家政工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家政工与家庭雇主的人际关系是基于信任的动态生成逻辑建立的，并在由特殊信任、工作能力、市场交易成本及风险、家政公司提供的服务交织构成的多维动态空间中变化推进。雇佣关系类型和基于此而产生的心理契约，通过影响家政工与家庭雇主之间信任建构的机制，形塑了双方的互动模式。工种在双方人际关系的维系中调节了心理契约的影响。心理契约界定了责任与义务的边界，而这一边界的错配与家政服务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及供需失衡密切相关。

近年来，环境社会工作研究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但存在学术脉络尚不明晰和概念混杂等问题。相较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的反思性与反压迫性，中国环境社会工作主要面向社会建设，致力于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实务支持。与绿色社会工作和生态社会工作等概念相比，环境社会工作是一种以温和的环境正义观为价值基础，追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工作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环境社会工作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性社会为目标，以缓解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为行动内容，以理念倡导、信息整合、知识挖掘等为行动策略，推进多元主体的生态自觉，激发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使用共时性记账法与拓展式参与观察，对国内 13 位自雇卡车司机 2024 年经营公路货运的账目调查发现，自雇卡车司机的劳动是一种经营性劳动，其运费与成本分化较大，收入由运费与成本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要经由具有综合性、流动性，长时段、多种类、多层次的复杂计算，嵌入于每一位卡车司机的劳动情境、经营方式与市场位置。账目调查将金钱标记与工具理性的讨论带回生产经营领域，揭示出金钱标记既是一个厘清金钱流向与盈余的理性化过程，又是一个被赋予主观意涵与心理感受的非理性过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下乡与农民进城并存，对村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对云南省弥村的田野调查，以农民家庭为核心分析单位，从农业生产、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三方面，探究村庄社会结构变迁与伦理延续的逻辑。文章提出“行动伦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的同心圆发展模式，揭示了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作为内在驱动力，促使社会变革与乡土价值体系相互调适，形成传统伦理与现代制度的共生机制。这一发现为理解城乡互动逻辑、构建突破“传统-现代”二分的本土化发展理论框架提供了微观视角与经验支撑。

本文基于对旅德华人音乐家的研究，提出“观念-关系”互构的理论模型。倾向于采用中国风格的音乐家因其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更易与商业及政府机构建立关系，由此内化“大众化的古典音乐”观念，发展为“跨界大众派”音乐家。而回避中国风格的音乐家则更可能因其抽象且先锋的风格而获得学院专业精英的支持，进而内化“精英化的古典音乐”观念，成为“先锋精英派”音乐家。本文为探讨社会关系与观念结构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以独特案例拓展了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本文借鉴“实验室研究”的思路，通过剖析医生的诊断技术来理解精神疾病的临床建构，进而探讨一种有别于在社会层面追踪诊断类别之形成历史及社会后果的研究思路。在将各种身心苦痛从含混的、模糊的、未知的状态，转化为可以清晰命名、加以治疗的精神障碍的临床过程中，既存在着国际诊断标准、专家共识、测评量表等标准化诊疗工具，又贯穿着临床医生的匹配、转译、降噪等技术操作与逻辑。诊断既是社会行为，也是技术行为，分析诊断技术意在为既有讨论补充医生及临床技术视角，从而丰富对精神疾病建构论的理解。

本文基于对快时尚行业的田野调查，呈现并分析了由订单“缝合”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以服装快销品牌为代表的主导公司、贸易公司和成衣厂在生产组织管理和劳动控制中的协作，及其构建起的工厂政体复杂的、非类型化的特征。整个生产网络而非单个企业建构了工人对订单而非基于计件制赶工的同意；多层级生产体系强化了劳动控制的专制属性；贸易公司使得直接生产场所的劳动控制外部化，并进一步导致了工人原子化。本研究为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劳动控制图景。

本文基于 2023 年中国软件工程师调查的数据，以软件行业中行政人员、工程开发岗和智能科研岗这三个数字技术介入程度依次加深的岗位人员为研究对象，从工作弹性、工作团队、工作认知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控制其所在工作机构所有制属性的影响后，本文发现，数字技术的介入带来了模块化的工作特征。即与传统流水线生产的产出标准化模式不同，模块化生产表现为功能导向的输入标准化，并相应形成了架构中性化的目标管理模式。

本文基于费孝通早年的作品和新近发现的他求学时期的档案，探讨了他如何回应功能主义范式在解释社会文化变迁时的局限，形成“发挥功能的传统”与“引发变迁的外部势力”二元分析视角。他从传统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出发，以“活历史”概念为基础，将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非洲文化变迁时探讨的“三栏法”改造为研究乡土社会变迁的“四项法”，并将其应用于《江村经济》和《茧》的江村蚕丝业分析。这体现了费孝通早年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方案的重要探索和理论自觉。

知识社会学在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深 入分析，但一直以来却鲜有关注动态的社会进程与知识的跨国接受间联 系的研究。通过分析英格尔斯与福柯在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知识生 产中的接受过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间的共变趋势，可以发现：首先， 从社会学家影响力变迁的角度看，重建伊始名噪一时的英格尔斯的影 响力在逐渐下降，而早期寂寂无名的福柯的被提及频率却在逐渐上升。 其次，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对现代化的渴慕与想象随社会转型或改革 的深入而让位于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回应。最后，上述社会进程与理论家 的接受过程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持续的特征。这一双动态研究框架为理解现代化如何塑造知识生产和理论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以以“大小屋檐”建筑为主要特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单位社区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记忆如何在 70 年社区变迁历程中通过塑造 日常实践来重塑社区公共性。研究发现，“大小屋檐”在国家、企业、社会 以及北厂人的共同推动下，完成了向“记忆之场”的实践样态转换。这一 “记忆之场”包含着实在性的存续样态、神圣性的象征意蕴以及整合性的 功能传递，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深层的情感联结，流动的记忆由此 得以扎根、聚合、共振，并获得突破个人局限的生命力与超越时空边界的 永恒性。单位社区治理不能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在衔接历史的 同时，更要尊重人民的记忆承载与情感表达，通过记忆资源实现共同体意 识的有效激发与新公共性的积极再造。

英国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在 1962 年对阿诺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概念的重新解读，成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本文通过比较格拉克曼的文本与范热内普的原著，结合两位学者的生命历程、研究方法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了格拉克曼对范热内普理论的批判性再造，特别是两者在仪式与社会研究方面的根本分歧。同时，本文也关注两位学者在创作过程中对虚构与想象的运用，揭示了他们对学术体制和知识生产机制的反思，及其个人角色的投射。本文强调经典文本在当代学术传统中再创造和再解读的重要性，为重新审视学科经典及其背后的思想脉络提供了一种路径。

患者依从性一直被认为是医疗技术取得预期疗效的关键因素，是医疗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对于患者的低依从性，既有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但依然无法为提高患者依从性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本文首先辨析了依从性概念背后的理论和价值预设，指出现有关于患者依从性的讨论存在悖论，应当用物质主义的实践理论视角替代以人为中心的权力关系视角，将理解患者依从性的关键从医患关系转化为患者认为的更好的选择是如何形成的；其次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医疗技术作为文化之物如何塑造患者认为的更好的选择，认为应把医疗技术的物质性、象征性与人的认知、身体联系起来，探讨包括医疗技术在内的多元行动者是如何互动并对患者依从性产生影响的。本研究对于如何在医患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推动医疗实践、减轻患者痛苦具有理论启示。

既有关于家庭结构形态对农村儿童教育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存在对父母缺位笼统处理、对祖辈同住补偿效应缺乏比较、对子代非认知能力传导机制重视不足等局限。本研究重点分析和比较了家庭结构缺损（父母离婚或去世）与家庭结构离散（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都会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且家庭结构缺损的负效应更强；祖辈同住可以缓冲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但对离散家庭的补偿作用有限；非认知能力构成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影响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中间机制，但二者的具体作用路径不同：家庭结构缺损主要通过影响情绪稳定性影响学业成就，而家庭结构离散主要通过影响尽责性影响学业成就。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阿赞德研究是探讨“土著如何思考”的经典著作，该研究通过分析巫术和魔法，展示了阿赞德人如何通过巫术和魔法理解灾祸发生的因果联系。本文尝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理论框架下梳理阿赞德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阿赞德研究融合了结构-功能论与年鉴学派的方法，同时凭借丰富的田野素材，在后来的语言转向、历史转向、写文化、伦理转向与本体论转向中都得到了关注。今天的研究者需要关注阿赞德研究如何在学科史的变迁中被不同理论接纳、吸收和理解。魔法与因果关系的联结揭示了非西方理性与人类思维运作的重要规律。中国人类学应该从这个自身较少关注的领域看到人总是从最习惯的语言、逻辑和道德解释周遭世界的变化，以魔法和巫术思维为逻辑的信仰实践在世界很多地方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

本文关注了不完全合约条件下事后调整中的底线探寻行为，采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分析框架，探讨合约参与者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进行博弈的机制与策略，尤其是在利益与规范交织的情境中，行动者如何通过信号传递与策略互动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跨文化合约参与者各自的底线并非双方的共同知识，而且通常是动态调整的。结合多个子博弈模型与实地案例，本文探讨了博弈中涉及的底线突破、差序底线、多元底线的转换等现象，揭示了跨文化博弈中的互动复杂性与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双重博弈模型对于不完全合约下的事后调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复杂环境中的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启示。

基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本文探讨了现代性条件下知识与抽象系统之间的二元悖论：一方面，作为实践的核心媒介，知识提升了个体能动性；另一方面，由于抽象系统的脱域过程的存在，知识又强化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然而，知识分配的不对称及对专家系统的依赖，限制了个体反思能力与对社会结构的改造，导致认知困境的形成。在人工智能时代，需特别关注知识权力关系对社会稳定与变迁的深远影响，以深化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技术风险的理解。

活跃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萨丕尔，在美学探索中发展了博厄斯学派的文化理论，其中“形式”与“创造性”是关键词。萨丕尔探讨形式与创造性的文化理论应被置于其艺术实践与美学探索的语境中理解，萨丕尔与本尼迪克特结合形式与创造性讨论个体与文化关系的微妙区别也值得在学术史脉络中辨析。虽然博厄斯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早已成为人类学界的常识，但细观萨丕尔、本尼迪克特这样的代表人物，其文化观念不乏与相对主义形成张力之处。挖掘博厄斯学派的理论遗产，有助于管窥 20 世纪初美国人类学何以包容科学与人文艺术、强调人之为人的整体性，对中国人类学也不无借鉴意义。

基层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兼具市场性和社会性。文章结合川南湖镇的茶叶收购案例，分析“农户-贩子-茶厂”这一市场链条中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逻辑，揭示了开放市场体系中的熟人市场形态。贩子以人情互动策略竞争市场范围，却可能软化交易的质量标准，堵塞市场链条，进而须通过灵活开放的交易策略实现风险控制。基层市场链条不同环节的社会性存在差异，且与市场性形成不同的适配方式。根据交易场景平衡社会性与市场性的关系，才能保持市场链条的弹性，进而在开放市场中建构灵活包容的交易秩序，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渐进性变迁。

本文回顾了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北镇田野调查及主要发现，从经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当地箱包专业市场的起源与结构、“家户工厂”的制度安排、“家户工”的行为逻辑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进行了再分析，并分别指出了当时调查的局限和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方向。在结论部分，讨论了经济社会学的两条路线、判定田野调查数据的衡量标准、重访的必要性以及理论重构的意义。

既有研究强调社会基础对于理解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但主要聚焦观念、伦理等抽象维度，对其结构化特征分析不足。本文以舒溪县本土产业与招引产业的发展差异为切入点，聚焦县域劳动力结构的具体特征，探究劳动者观念与劳动力结构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舒溪县存在二元产业格局，本土产业和招引产业虽面对同一个县域劳动力市场，但在劳动力适配方面差异显著。本地人口中的子代劳动力、亲代劳动力和祖代劳动力对两类产业来说其可及性和稳定性呈现代际异质性，该特征的形成机制与舒溪县既往的产业发展路径及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县域劳动力结构特性的深入探讨，揭示了中西部县域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有助于明确县域产业发展的困难、挑战和出路。

本研究基于 2024 年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数据，运用潜剖面分析识别出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四种模式：强双重信（45%）、温和双重信念（35%）、绩能主导型（16%）和结构主导型（4%）。其中，持双重信念的青年认为绩能性因素（努力、能力等）与结构性因素（家境、关系等）对取得经济成功同等重要，持绩能主导型信念的青年则强调绩能性因素的主导性作用，而持结构主导型信念的青年认为经济成功主要取决于结构性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其信念模式，持不同信念模式的青年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态度亦呈现出系统性差异。本研究揭示了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多维特征与复合模式，为理解当下青年心态提供了新思路。

本研究从文化关系性的视角考察文化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塑造，发现文化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存在两个机制：一是特定文化要素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二是文化要素可以通过激发潜在捐赠者对受助对象的文化认同而增强其捐赠意愿。后者的文化共鸣作用强于前者。此外，人们对文化共鸣的感受是情境化的，但文化共鸣一旦达成，其对个体捐赠意愿的促进作用稳定存在且不受社会角色的调节。文化的力量体现为同“文”相“怜”，即文化认同会促进善行。增强潜在捐赠者和受助对象之间的文化关联可以进一步释放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民间能量。

本文引入社会因素的效用函数，分析了社会博弈对技术应用中的路径依赖和锁闭打破的影响机制。在新旧技术并存的条件下，即使新技术可以给博弈各方带来物质收益的增加，但由于存在相对地位和人情关系对效用的影响，新技术选择未必成为博弈参与各方的优势策略，对旧技术的路径依赖依然可能持续。但相对地位和人情关系并非总是维系旧技术路径的保守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在技术应用的社会博弈中也会扮演打破锁闭的积极角色。该现象在企业基于新旧技术选择的内部各部门的社会博弈、内部上下层级关系的处理以及企业的外部市场关系中都存在。本研究有助于理性预测新技术在应用中可能遭遇的社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