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干预力如何通过社会动员，释放乡村社会治理能量并使之逐渐凝聚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研究议题。本文提出“差序动员”的分析框架，意在表征中国社会动员从外到内的国家干 预力转化与从内到外的乡村内生力再生产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其核心要义是外部干预力在地方性情境中，推动治理逻辑从以能人促生乡村社会 共同体情感向以制度促生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转变。前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将动员意志注入关键点，经由关键群体向外推出，逐渐延展至辐射群体和扩边群体，即由情-利-理到义（初阶），实现社会动员意志的地方性 嵌入；后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在制度情境建构中，依托利益表达与激励、意义感知与情感再生产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再造，即由理-利-情到义（高阶），激活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官吏分途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影响官与吏在行政领域的分工，还影响二者在社会和道德领域的分 层。社会学现有的功能论框架，并不足以解释官吏分途的独特性。本文从儒家“重道轻器”的基本观点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对吏的政治性、道德性排斥，解释官吏日趋分途的原因。然而，认同“君子不器”的士大夫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又必须高度依赖掌握专业技能、熟悉地方情况的吏，这种话语与实践的分离反映了儒家思想与理性行政间的张力。基于此，本文提出 “官僚制度儒家化”命题，强调儒家思想塑造了一套独特的官僚组织模式， 在理念导向、行政原则、治理机制方面与理性官僚制形成关键差别。“官僚制度儒家化”为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对劳动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否 会带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随着数字化职业替代概率的增大，劳动者对政府福利责任偏好增强、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期望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降低。第二，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通过提高劳动者对失业风险预期和降低对经济地位的预期影响福利态度。第三，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和就业群体中具有异质性。社会政策改革应关注数字时代 劳动者的福利态度，政府应夯实劳动保障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当前关于工作有无意义的讨论凸显了职业使命感研究的重要性。职业使命感意在通过职业实现自我价值与利他主义。本研究从 结构化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一项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个人如何在结构性约束下，通过资源重塑与规则重塑的方式转变自己的职 业使命感。研究发现：一方面，不同职类的职业使命感存在显著差异，非技术工人的职业使命感较低，职业固有的工作方式影响职业使命感；低工作收入者的职业使命感较低。另一方面，过度教育者具有高效与亲社会倾向特征，因而更可能积极重塑工作，从而提升职业使命感；高职业使命感群体的积极社会影响也有助于提升他人的职业使命感。研究表明，当 面对无意义的工作，深耕职业以努力改善际遇、积极重塑工作，是获致职业使命感的有效路径。

本文聚焦于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探 究平台劳动时间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平台主要通过人效考核，管理、培训活动的无酬化和业余时间化，以及激励内嵌三个机制来延长平台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平台规则对劳动者进行直接考核、通过第三方机构协助监督管理，为了完成这些考核和监管任务，平 台劳动者只能尽量延长在线工作时间以及利用休息时间进行额外的劳动；另一方面，平台将激励制度嵌入考核奖惩体系和系统派单程序，延伸了劳动者自由调整工作时间结构的弹性边界。不同类型的平台控制劳动 时间机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出现了兼职劳动全职化现象，平台劳动者很 难真正做到上班灵活，下班自由，也不可能实现下线即下班。

时间的社会性是时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通常假定时间标准的同步性和共享性，较少讨论时间同步的产生条件与表现形式。以共时性来指代不同主体共享时间标准的性质，我们可以考察它的多种路径、层次、特征、范围与稳定性。区别于唯我论者的不可同步假设和先验主义者的普遍同步假设，社会学家在共时性上的立场普遍体现出建构性。依据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可以将共时性划分为主体间性、社会约定和生态-事件三种取向。共时性包含形式共时、内容共时和际遇共时三个层次，涉及个人、群体、国家乃至世界范畴，不同类型的共时性在稳定性和再生产过程上存在差别。思考共时性不仅有助于澄清时间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也为反思数智时代人类生存状态与社会时间节奏奠定了基础。

本文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不适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重要性及其推动学术创新的潜力。文章首先分析了不适感的内涵演化， 指出它不仅仅是研究者面临学术挑战时的情感反应，更是一种促进研究突破的方法论。通过对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冲突的审视，文章强调了借 助不适感重返社会科学“社会性”的必要性，主张研究者应直面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带回价值关怀的态度，并以宏观总体视角开展研究。最后，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本文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应通过向反常现象发问、接纳 技术方法创新以及探索范式整合的可能性，充分发挥不适感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走出舒适区，实现动态发展与进步。

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理解社会差异的形成一直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传统，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亦遵循此路径，重点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市场转型和制度变革如何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机会结构影响社会分层。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机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难以充分解释社会分层的复杂性。本文以住房不平等的形成为例，揭示了劳动力市场视角的局限性，发现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超过了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情境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应超越单一的劳动力市场视角，采取多重结构的分析取向，尤其需要关注房地产市场、金融政策、信息技术等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对利益分化过程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况，并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发展。

韦伯基于禁欲这一宗教理念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将禁欲视为现代西方人格形成的关键要素，并阐明了这种人格对于现代秩序构建的重要意义，突破了那个时代神学家和哲学家对禁欲的一般看法。出于对禁欲这一概念的偏爱，他将其带入比较文明研究中，揭示了不同文明秩序下人格类型的差异，认为正是这种差异塑造了不同的生存秩序。以此，韦伯发展出“理念-人格-秩序”的多元因果文明分析路径，这构成了他关于“人的科学”。对于韦伯来说，由人创造的秩序反过来控制人所造成的困境，只能依靠人格来突破，理性禁欲的人格完成了最初的使命，此后，人格将在生存秩序的价值观斗争中重获新生。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需要借助大量项目资金 的输入来实现，而资金运用方式和转化效率与基层卫生组织结构密切相 关。通过案例比较，本文分析了我国两个县域的乡镇、村两级医疗卫生 机构的关系模式与工作流程，归纳出项目式关联与准科层化两种类型。 前者充分利用了本土资源，却由于难以控制政策执行者而面临低效率困 境；后者充分适应了乡村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却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只能 将医疗服务化约为卫生行政，难以回应民众需求。结合制度变革的历史 维度，本文考察了科层化作为一种组织机制调整策略所能发挥的效果及 其限度，在基层组织的理性化趋势之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依然不是一 劳永逸的。

生育问题是涂尔干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但无论是人口学界抑或涂尔干研究界，都未充分重视涂尔干对生育问题的研究。本文系 统梳理了涂尔干关于生育问题的论述，总结出其将生育作为道德现象的独特视角，发现重建社会团结与道德秩序的核心关切贯穿始终。针对低生育水平和非婚生育两种现象，涂尔干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进路，强调生育水平的变化应该诉诸道德原因，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才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首要推动力；非婚生育现象的根源则在于性的失范，需要依靠婚姻与性规范之重建加以匡正。探究涂尔干的生育论述，既可深化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认识，也可为人口理论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并为认识当前中国的 人口形势提供启发。

新制度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世界社会”的制度规范扩散到 各国的程度是解释国家间科学成就差异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在 实证检验中并未区分科学制度同构与实际科学成果，这一混淆导致既有 研究未能充分考察哪些因素会约束制度扩散对一国实际科学成果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国家能力这一变量，检验它对国家科学成就的作用及对制度扩 散效应的潜在制约或干扰作用。本研究使用跨国比较数据，采用混合效应 模型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国家能力是一个干扰变量，既有分析框 架对它的忽视导致制度扩散的效果被高估，实际上，国家能力的解释效力 远大于制度扩散效应；强国家能力可能放大嵌入“世界社会”的积极效应， 但这一交互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本研究作为探索性尝试，将宏观视 角的定量分析重新带回到现有文献脉络，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科学 成就差异的解释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研究以北京一家养老驿站护工的拟亲式情感劳动为例，分析了情感劳动如何生成积极体验。研究发现，养老驿站护工的情感劳动过程包括从称谓到照料的表层表演，以及从仪式到关系的深层表演；拟亲式情感劳动之所以能够生成积极体验，是因为护工在情感劳动的深层表演中实现了内在认同与外在认同的一致性，从而在劳动过程中与老人建立了超越经济维度的关系，并将养老驿站建构为自己与老人的“家外之家”，劳动过程中的“认同一致性”是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关键。本研究对于反思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具有一定启发性，对于养老行业发展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全国多地政府部门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本文 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例，通过分析其运作时涉及信息、协调、监督与管理的诸环节，揭示了平台组织给国家治理功能带来的变化。平台组织使得过去依赖地方提供信息的中央可以直接与公众对话，基层政府转变为“借渠道”和“要数据”，重塑了需求回应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通过平台组织将识别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变成政府、平台企业、公众的共享任务，由此社会突触与国家中枢相连，促进了资源共享并重振了团结。围绕着平台组织形成的内外部监督评价，不仅使国家以新的方式“看到”社会，也使公众更清晰“看到”国家。在上述过程中，平台组织运行围绕着精确性达成目标——这亦成为平台组织运行管理的主要特色。这一特征与地方治理能力、公众需求之间的张力也构成了重大 的时代性议题。

本文以蓝海镇老渔民的口述记忆为案例，从情感记忆视角探讨大集体时代“苦乐并存”的二元情感何以生成。研究发现，不论是“苦”还是“乐”，都是当事者对大集体时代的一种情感性记忆再建构：老渔民的粮票记忆与晚年生活境遇的变化，让他们对历史产生“乐”的情感，并以此情感的共振实现老年生活的抱团取暖；老渔民对“苦”的诠释从“不求回报”到“奉献-回报”的变化，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对自我价值评价的变化，也反映了他们对“吃了一辈子苦”的自我意义建构。这种“情感整合”现象表明，在社会变革中，人们可通过记忆再建构的方式重寻自我价值，减少面对变化时的不确定感与无意义感。“情感整合”现象的揭示有助于认识意义寻求与记忆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为解释人们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面对社会变化时如何寻找自我价值提供了一个切口。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民众对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状况的感知，基于排序相关的分析框架，采用情境准实验法构建了代际收入与代际教育流动信念的测量，并将它们与对应的客观流动指标进行比较，以准确估计流动信念感知偏差模式。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民众社会流动感知的复杂性：第一，人们高估了中下出身子代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教育维度尤其如此；第二，人们低估了教育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主观的亲代-子代教育排序相关度低于客观水平）；第三，人们高估了收入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主观的亲代-子代收入排序相关度高于客观水平）。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上述感知偏差并不因被访者特征不同而变化，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留守经历对个体教育发展影响深远且具有差异性，剖析其内在机制有助于增进对留守经历者教育发展过程的理解。本研究基于 20位有留守经历的农村“80 后”的自传和深度访谈，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回溯了他们的教育发展过程。留守是一种不稳定、教育支持不足，且个体差异较大的早期生命状态，它与受访者教育发展轨迹的关联路径可归纳为良性循环、危机转化、劣势累积、连锁传递四种类型；受访者的教育发展动力源于其内化“父母缺场”的积极解释，监护人、师友等外部支持是促进其教育发展的维系力而非根源性动力。在优先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倡导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当下，增强留守者对父母空间缺位的积极认知、构筑稳定的早期教育支持网络将有助于留守儿童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丧服制度对“私亲”“私尊”等问题的讨论，重新考察了“私”的含义及其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本文发现，在儒家社会思想中，“私”并非单纯指自我，亦非纯粹的贬义，而是表示相对次要的、在与核心关系冲突时须避让的关系。与“私”相对的并非“公”，而是父子关系或同体关系。父亲是否亲之、尊之，是判断自身与其关系私与否的关键。与父母的关系、与父同体的关系是差序格局的核心与轴心，由此生发的亲尊之义、爱敬之情是推己及人的真正源头。

社会学与生物学曾长期隔绝。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推动了社会性要素重新进入生物学解释框架。在此背景下，社会科学家提出构建“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社会理论”，情感研究领域则借助认知神经科学实现“情动转向”。然而，主流情感社会学仍固守情感源于反思性评估的传统假定，未能充分整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认知神经科学已然对情感社会学构成双重挑战：其一，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情感具有非意识的自动性特征，与传统认知主义的核心假设相悖；其二，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析层次难以解释发生在个体意识层面之下的情感过程，需引入“内在个人主义”视角，进一步挖掘集体欢腾和互动仪式链等概念的理论潜力。情感社会学亟须打破学科边界，整合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成果，优化情感解释模型；同时跨学科对话应保持批判性反思，避免对神经科学发现的简化挪用。

基于对 52 位家政工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家政工与家庭雇主的人际关系是基于信任的动态生成逻辑建立的，并在由特殊信任、工作能力、市场交易成本及风险、家政公司提供的服务交织构成的多维动态空间中变化推进。雇佣关系类型和基于此而产生的心理契约，通过影响家政工与家庭雇主之间信任建构的机制，形塑了双方的互动模式。工种在双方人际关系的维系中调节了心理契约的影响。心理契约界定了责任与义务的边界，而这一边界的错配与家政服务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及供需失衡密切相关。

郑杭生先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开创 者和奠基人、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和繁荣发展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毕生 奉献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杰出教育家。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 2024年11月9日召开的“自信·自觉·自主——纪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 恢复重建40周年暨郑杭生先生逝世10周年”大会上，来自全国的学界同仁齐 聚一堂，系统回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的光辉历程，深切缅怀 郑杭生先生的卓越贡献。历史越远越清晰。郑先生的崇高风范和不朽业绩， 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大家越发体会到先生开创事业之艰难、推进事业之坚 劲、成就事业之宏伟。在这里，编辑部将部分发言节录整理，按发言顺序，以 笔谈的形式集结发表，既是铭记过去、保存历史，更为启迪来者，共同开创学 科发展新的篇章。

本文勾勒出中国艺术市场的结构模型，它由“全球-中国”“官方-职业”和“制度-民间”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全球-中国”子系
统呈现了艺术品和艺术家在我国与全球市场间流动的过程，以及文化中间人和“中国性”的文化意义在其中的关键角色；“官方-职业”子系统突出政府主导和职业市场主导的两套艺术制度的相对独立和共存，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制度化的艺术界；民间艺人、手工艺者和自学艺术家维系着小规模的民间艺术社群，他们相对独立于制度化艺术界并发展出各异的运作逻辑，构成“制度-民间”子系统。最后，本文回应了这一结构模型在经验和理论范式上的解释力和包容性，提炼了三个子系统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逻辑，并在回顾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感的基础上强调中国艺术市场研究的学科对话潜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下乡与农民进城并存，对村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对云南省弥村的田野调查，以农民家庭为核心分析单位，从农业生产、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三方面，探究村庄社会结构变迁与伦理延续的逻辑。文章提出“行动伦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的同心圆发展模式，揭示了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作为内在驱动力，促使社会变革与乡土价值体系相互调适，形成传统伦理与现代制度的共生机制。这一发现为理解城乡互动逻辑、构建突破“传统-现代”二分的本土化发展理论框架提供了微观视角与经验支撑。

使用共时性记账法与拓展式参与观察，对国内 13 位自雇卡车司机 2024 年经营公路货运的账目调查发现，自雇卡车司机的劳动是一种经营性劳动，其运费与成本分化较大，收入由运费与成本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要经由具有综合性、流动性，长时段、多种类、多层次的复杂计算，嵌入于每一位卡车司机的劳动情境、经营方式与市场位置。账目调查将金钱标记与工具理性的讨论带回生产经营领域，揭示出金钱标记既是一个厘清金钱流向与盈余的理性化过程，又是一个被赋予主观意涵与心理感受的非理性过程。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分析路径，其中“国家-社会”视角与“地域社会”视角构成了最具张力的两种研究取向。在第一种视角下，形成了国家行政控制与地方社会治理二元并立、二元竞争与二元整合三条研究路径；在第二种视角下，有关研究探究了地域社会与精英治理取向、治理策略、组织网络三个不同面向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脉络呈现出研究内容从结构到行动者，再到行动网络的转向，其研究取向则从行动者被结构所限定转向行动者支配结构。

“嵌入性”是经济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核心理论视角，一直被视为该领域对经济研究的重要贡献。尽管嵌入性范式影响深远，但其在具体应用中时常面临如何更深入地揭示经济过程的内在机制以及有效回应主流经济学理论挑战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本文梳理了 21 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学在“嵌入性”范式陷入困境后的三个新的研究方向：关系运作、述行性和经济化，分析了它们各自如何拓宽“嵌入性”范式的理论视野，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对中国研究的启示与意义。

近年来，环境社会工作研究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但存在学术脉络尚不明晰和概念混杂等问题。相较西方环境社会工作的反思性与反压迫性，中国环境社会工作主要面向社会建设，致力于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实务支持。与绿色社会工作和生态社会工作等概念相比，环境社会工作是一种以温和的环境正义观为价值基础，追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工作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环境社会工作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性社会为目标，以缓解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为行动内容，以理念倡导、信息整合、知识挖掘等为行动策略，推进多元主体的生态自觉，激发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文借鉴“实验室研究”的思路，通过剖析医生的诊断技术来理解精神疾病的临床建构，进而探讨一种有别于在社会层面追踪诊断类别之形成历史及社会后果的研究思路。在将各种身心苦痛从含混的、模糊的、未知的状态，转化为可以清晰命名、加以治疗的精神障碍的临床过程中，既存在着国际诊断标准、专家共识、测评量表等标准化诊疗工具，又贯穿着临床医生的匹配、转译、降噪等技术操作与逻辑。诊断既是社会行为，也是技术行为，分析诊断技术意在为既有讨论补充医生及临床技术视角，从而丰富对精神疾病建构论的理解。

本文基于对旅德华人音乐家的研究，提出“观念-关系”互构的理论模型。倾向于采用中国风格的音乐家因其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更易与商业及政府机构建立关系，由此内化“大众化的古典音乐”观念，发展为“跨界大众派”音乐家。而回避中国风格的音乐家则更可能因其抽象且先锋的风格而获得学院专业精英的支持，进而内化“精英化的古典音乐”观念，成为“先锋精英派”音乐家。本文为探讨社会关系与观念结构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以独特案例拓展了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患者依从性一直被认为是医疗技术取得预期疗效的关键因素，是医疗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对于患者的低依从性，既有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但依然无法为提高患者依从性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本文首先辨析了依从性概念背后的理论和价值预设，指出现有关于患者依从性的讨论存在悖论，应当用物质主义的实践理论视角替代以人为中心的权力关系视角，将理解患者依从性的关键从医患关系转化为患者认为的更好的选择是如何形成的；其次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医疗技术作为文化之物如何塑造患者认为的更好的选择，认为应把医疗技术的物质性、象征性与人的认知、身体联系起来，探讨包括医疗技术在内的多元行动者是如何互动并对患者依从性产生影响的。本研究对于如何在医患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推动医疗实践、减轻患者痛苦具有理论启示。

本文基于 2023 年中国软件工程师调查的数据，以软件行业中行政人员、工程开发岗和智能科研岗这三个数字技术介入程度依次加深的岗位人员为研究对象，从工作弹性、工作团队、工作认知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控制其所在工作机构所有制属性的影响后，本文发现，数字技术的介入带来了模块化的工作特征。即与传统流水线生产的产出标准化模式不同，模块化生产表现为功能导向的输入标准化，并相应形成了架构中性化的目标管理模式。

本文以以“大小屋檐”建筑为主要特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单位社区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记忆如何在 70 年社区变迁历程中通过塑造 日常实践来重塑社区公共性。研究发现，“大小屋檐”在国家、企业、社会 以及北厂人的共同推动下，完成了向“记忆之场”的实践样态转换。这一 “记忆之场”包含着实在性的存续样态、神圣性的象征意蕴以及整合性的 功能传递，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深层的情感联结，流动的记忆由此 得以扎根、聚合、共振，并获得突破个人局限的生命力与超越时空边界的 永恒性。单位社区治理不能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在衔接历史的 同时，更要尊重人民的记忆承载与情感表达，通过记忆资源实现共同体意 识的有效激发与新公共性的积极再造。

知识社会学在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深 入分析，但一直以来却鲜有关注动态的社会进程与知识的跨国接受间联 系的研究。通过分析英格尔斯与福柯在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知识生 产中的接受过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间的共变趋势，可以发现：首先， 从社会学家影响力变迁的角度看，重建伊始名噪一时的英格尔斯的影 响力在逐渐下降，而早期寂寂无名的福柯的被提及频率却在逐渐上升。 其次，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对现代化的渴慕与想象随社会转型或改革 的深入而让位于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回应。最后，上述社会进程与理论家 的接受过程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持续的特征。这一双动态研究框架为理解现代化如何塑造知识生产和理论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研究利用 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夫妻权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由女性决策支出的家庭整体消费水平显著高于由男性决策的家庭；在消费类别方面，女性决策显著提高了食品、衣着和医疗等基础生存型支出，而在发展型或重大支出上性别差异则不显著，表明女性家庭权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领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当由女性决策支出且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差距较小时，家庭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应关注家庭内部权力结构，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促进夫妻在职业与家庭责任中的均衡分工，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推动居民消费增长。

本文基于对快时尚行业的田野调查，呈现并分析了由订单“缝合”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以服装快销品牌为代表的主导公司、贸易公司和成衣厂在生产组织管理和劳动控制中的协作，及其构建起的工厂政体复杂的、非类型化的特征。整个生产网络而非单个企业建构了工人对订单而非基于计件制赶工的同意；多层级生产体系强化了劳动控制的专制属性；贸易公司使得直接生产场所的劳动控制外部化，并进一步导致了工人原子化。本研究为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劳动控制图景。

本文基于费孝通早年的作品和新近发现的他求学时期的档案，探讨了他如何回应功能主义范式在解释社会文化变迁时的局限，形成“发挥功能的传统”与“引发变迁的外部势力”二元分析视角。他从传统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出发，以“活历史”概念为基础，将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非洲文化变迁时探讨的“三栏法”改造为研究乡土社会变迁的“四项法”，并将其应用于《江村经济》和《茧》的江村蚕丝业分析。这体现了费孝通早年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方案的重要探索和理论自觉。

本文引入社会因素的效用函数，分析了社会博弈对技术应用中的路径依赖和锁闭打破的影响机制。在新旧技术并存的条件下，即使新技术可以给博弈各方带来物质收益的增加，但由于存在相对地位和人情关系对效用的影响，新技术选择未必成为博弈参与各方的优势策略，对旧技术的路径依赖依然可能持续。但相对地位和人情关系并非总是维系旧技术路径的保守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在技术应用的社会博弈中也会扮演打破锁闭的积极角色。该现象在企业基于新旧技术选择的内部各部门的社会博弈、内部上下层级关系的处理以及企业的外部市场关系中都存在。本研究有助于理性预测新技术在应用中可能遭遇的社会障碍。

既有关于家庭结构形态对农村儿童教育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存在对父母缺位笼统处理、对祖辈同住补偿效应缺乏比较、对子代非认知能力传导机制重视不足等局限。本研究重点分析和比较了家庭结构缺损（父母离婚或去世）与家庭结构离散（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都会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且家庭结构缺损的负效应更强；祖辈同住可以缓冲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但对离散家庭的补偿作用有限；非认知能力构成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影响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中间机制，但二者的具体作用路径不同：家庭结构缺损主要通过影响情绪稳定性影响学业成就，而家庭结构离散主要通过影响尽责性影响学业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