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曼福德·库恩的结构角色论和布鲁默的过程角色论的兼容并蓄，戈夫曼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汲取各方所长，创设了影响深远的拟剧理论。最早阐释这一理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以个体“表演”和“剧班”共谋等丰富的戏剧学概念，描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整饰自我形象，呈现出互动世界的正常之序；随后，在《污名》中，他则讨论了污名者和潜在污名者这两种彼此相关的另类群体，在遭贬或可能遭贬的情境下，如何通过对污名的整饰维持自我呈现的非常之道。通过对戈夫曼独特的生命史解读，能够知晓其作品更像是一部部加密版的个人传记，或者说他的社会学想象力直接来自其异常丰富的另类经历。

本文探讨了社会学如何接纳文化。研究认为，社会学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文化，其对文化的接纳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自觉建构”的学科发展历程。在“无意识”阶段，文化仅仅是宏大结构叙事下的附属品。在“有意识”阶段，社会学家早先通过零散加入在欧洲兴起的文化研究而发声，这与欧洲学界集体的文化转向相伴随；之后，社会学自身的文化转向催生出了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并置和纷争的局面。而在“自觉建构”阶段，若干文化理论流派的出现为文化社会学的学术繁荣、为文化重要性的提升提供了精良的理论工具基础。最后，本文认为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存在联系，但在研究对象、学科及方法上有明显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的构造由伦理关系生发而来。本于人性的伦理引导、规范着具体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深层基础。父子关系是亲属伦理的核心，君臣关系是政治伦理的核心，两种伦理的安排关系到传统政治秩序的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依据儒家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孝是仁最本源的体现，忠是孝的必然要求，但忠又有其独立的情感基础，忠与孝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产生张力。儒家礼制通过对亲亲与尊尊、爱与敬等内在情感的安置，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但历史上如果君或臣执着于从权力出发处理政治关系，则会使政治运作堕落为脱离自然人性的利益博弈，给人心风俗带来极大伤害，进而导致政治秩序的变质乃至崩溃。

荀子群学的发现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化的产物。它所指涉的社会学核心问题是群如何有序地整合趋恶的个体。回答这一问题，不能止步于寻找社会控制工具，还要揭示荀子群学为完成社会秩序化所设计的社会机制。在《荀子》一书中，“分”是比“群”流布更为广泛的概念。据此可将视角由“群”转向“分”，构建荀子群学内在的社会秩序化机制。“明分使群”是荀学的本土性分析性概念，其理论基础是荀子社会分类学，正是由于该社会机制的作用，荀子“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之等差结构才得以生成。

不同于基于自我利益理论和制度合理化理论的传统解释，本文从社会情境视角探究优绩主义认同形成的逻辑，重点关注不平等和信息媒介这两种可以改变个体社会情境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所在地区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其越认同优绩主义。此外，依托互联网的信息媒介可以弱化不平等对优绩主义认同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了“优绩主义认同的社会情境性”命题：一方面，不平等可以通过制造社会情境隔离使个体难以感知到与其他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从而更认同优绩主义；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可以扩展个体的社会情境，从而使其更新关于优绩主义的观念。

本文梳理了美国文化社会学中有关文化如何影响行动的三种理论研究路径——价值观路径、工具箱路径和认知路径。价值观路径试图阐释文化作为整体价值体系如何通过人格对行动产生影响。在批评价值观路径的基础上，工具箱路径将文化视为可随时取用的工具，并强调文化与行动之间行动策略的重要性。认知路径则是对前两种路径的批评和超越，通过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资源，该路径聚焦于兼具文化的超个体性和模式化表征的“图式解释”，将文化影响行动的过程区分为文化习得、文化共享和文化激活。对上述三种路径的讨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行观，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社会学。

面对空心化与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的滞碍，如何激发乡村活力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着眼于贵州乡村篮球赛，认为在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外，乡村活力激发的关键还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村 BA 作为现代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民俗联结的产物，兼具现代性与本土性，其规模化发展与周期性举办对村落集体欢腾的延续，以及非专业的自组织模式，形成多重反差并融合交织为一种错落的喧嚣，言说着乡村体育经由传统与现代的联结，在多主体博弈下搭建起的现代乡土竞技新秩序。村 BA 对当地社群动员能力与范围的拓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广域性重构，作为乡村社会秩序的镜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过挖掘乡村文化异质性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能动性并推动乡村振兴的思路。

情动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大量的讨论。在人类学研究中，情动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对已有研究中身心二元、个体/集体二元的突破,对情动-情感鸿沟的发现以及对于理性主义与结构主义分析的超越。本文以中国当代青年群体的情感文化实践为个案，尝试探讨情动理论用于田野研究以及作为田野资料的分析框架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指出情动这一概念何以将更多的“未可知物”纳入田野调查视野，以期拓展对于情感的多元及复杂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和贴近现实。

外卖专送骑手在算法与组织的双重控制下，依托他们的独立承包商身份和专送模式下的站点制，在劳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团队合作，结成劳动联结。这种劳动联结虽具有情感上高度的紧密性和物质互助的特征，却局限于特定劳动情境，是一种情境性强关系。情境性强关系是外卖平台能随时调动骑手以满足即时变化的市场需求的关键，是在数字控制和组织控制之外使骑手劳动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种关系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平台劳动者的原子化趋势，成为专送骑手集体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

盖章消费作为新兴的消费现象，反映了消费者既重视消费品又重视消费过程，既希望体验个性化又希望得到制度性强化的特征。本文以实践范式为研究视角，以贝克“制度性个体化”理论为分析框架，认为盖章消费是基于主体流动而发生、借助制度化消费工具介入消费过程，通过收集流动性标记以实现旅行体验实体化的消费实践。盖章消费体现了消费者在差异化旅游情境下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制度化需求背后是“自我”对现代性风险的应对，制度化与个体化的平衡则是对秩序紧张的调适。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逐渐被服务业和知识经济所取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工业工人逐渐减少，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业人员迅速增多，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效应。然而，基于工业化社会所构建的 EGP 阶层图式未能捕捉到后工业化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常规非体力人员无法在传统的阶层框架中找到合适的阶层位置。针对这一问题，厄施提出了基于工作逻辑的社会分层理念，根据日常工作是否涉及专业技能的运用、组织权力的行使和满足个人需求的服务进行阶层划分，准确反映了后工业化社会就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厄施的社会分层理念有助于我们预测中国就业结构的演变和社会分层的未来趋势，可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有力支持。

基于回顾及反思，本文指出，一方面，通过学科引进，以体育学者为主体的“体育的人类学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方面展开研究并奠定了学科基础，但也存在过于依赖进化论框架、理论素养不足等局限。从族群关系视角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民族地区现代体育项目的火爆则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互补特征。另一方面，着眼于当代体育现象，结合海外体育人类学前沿经验，以人类学者为主体的“人类学的体育研究”应当具备跨文化视野，展开扎实的民族志积累，并根据切实的理论揭示体育现象背后的变迁：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强调，但也不断显露出对外部性的包容。两者应结合成以文化人类学为依托的统一的体育人类学。

经典的参照群体理论等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但并未建立一个对形成机制进行整体性解释的理论框架。混合参照理论结合参照群体、支配关系等理论，建构了一个包含结构与关系在内的理论模型。该理论由五个参照操作组成：相对剥夺感、相对获得感、支配获得感、支配剥夺感和熟人效应，个体通过对这五种参照操作的不断实践及与他人进行的参照，形成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1—2021 七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证实了混合参照理论的五种参照操作对测量个体主客观阶层偏差的“阶层认知差”所具有的解释力，发现了不同性别、不同支配地位的个体在参照操作上的差异，证明了混合参照理论解释主观阶层认同形成机制的效力。混合参照理论扩展了已有参照理论的适用对象和参照对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参照模型和过程性解释。

通过深描某数字平台企业开发的治理小程序在一个村庄从零用户转变为高活跃的社会过程，本研究从村庄视角出发，尝试揭示外来技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外部动员的情况下在本土社会扩散的逻辑与机制：首先，线下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观念为线上治理小程序的应用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与村庄适配的产品设计是数字平台得以顺利“入场”的技术基础。最后，“政务平台化”和“平台敏捷化”这两个关键机制使其得以激活。本文不仅将外来数字治理平台在乡村自下而上的扩散这一经验现象概念化，而且在机制解释层面突破了国家中心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范式，把技术的独立特征以及技术与社会的互构带回了分析的中心，为村庄治理策略制定和平台产品开发提供了启示。

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人类进入人机交互、人机交流乃至人机交往的数字化生存社会，以数为媒的交往方式使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万物互联日渐呈现出算法主导的“泛在团结”特征。泛在团结以数字互动和计算能量形塑着数字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广泛联结关系，具体表现为从实体人到数智人、从实体社区到虚拟社区、从工业劳动分工到数智劳动分工、从工业经济到数业经济等的分化与整合。泛在团结为虚实社会整合提供了联结机制，反映了算法主导的社会结构和秩序，是一种新的社会团结方式。

数字平台在规模扩张过程中，一定程度跳出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限制，但遭遇了激增的社会成本。不同于以往的企业，数字平台是线上交易市场的组织形态，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基于社会运行理论的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关系到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处理不善容易引发大规模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要经常回应各方对其市场规则的质疑；而作为数据和技术的集成方，它关系到国家数据安全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所以在经济活动中需要凸显公共性、协调性、公平性和安全性，担当起更多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数字平台扩张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成本、利益协调成本、市场管理成本、国家安全成本。社会成本概念是理解数字平台扩张过程、策略以及规模边界的钥匙，是理解数字时代平台市场结构形成机制的重要社会学概念。

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对劳动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否 会带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随着数字化职业替代概率的增大，劳动者对政府福利责任偏好增强、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期望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降低。第二，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通过提高劳动者对失业风险预期和降低对经济地位的预期影响福利态度。第三，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和就业群体中具有异质性。社会政策改革应关注数字时代 劳动者的福利态度，政府应夯实劳动保障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本文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概念建构起需求转译的工作视角，以之分析社会工作者如何借此成功化解一件历时 25 年的信访积案。依据需求的系统性与动态性、分层性与实践性及其行动建构性特征，社会工作者相应地通过需求澄清、需求辨识与需求确认三个步骤实施需求转译，使得案主逐渐将行动目标从“获得经济赔偿”转变为“重建生活”，并经多方联席会议的“和解”仪式，放弃无效上访。需求转译可作为专业介入信访积案的关键技术，它要求区分上访者的诉求与需求，注意信访历程本身所生产出的新需求，强调在需求转译中纳入尝试性行动，为相关者构建成功预期，从而强化转译的成果。本文最后总结了需求转译对转译概念的拓展之处。

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化趋势明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本文探究了高考志愿咨询市场的缔约过程，并以嵌入性与关系运作视角对交易的目的、性质和达成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考志愿付费咨询市场嵌入于制度环境，伴随着制度变迁形成了独有的交易条件与信息优势，因而能够提供经济最优策略。在其缔约过程中，交易的达成高度依赖合同双方对关系位置与文化观念的塑造，通过对“老师”这一社会角色的建构，咨询机构在模糊“委托-代理”关系的同时获得了制度解读的合法性，进而实现信任维持与风险规避。但在市场逻辑作用下，个体在志愿选择中的主体性被进一步削弱，可能导致社会系统性的偏好转变与结构性的教育资源错配。本研究揭示了市场参与下高考志愿制度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与实现机制，对深入理解市场在教育等非经济领域的运作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现有对葛兰言亲属制度理论的研究试图将葛兰言放在以列维-斯特劳斯为轴的谱系之中，着力强调葛兰言对亲属制度普遍理论的贡献。然而，对葛兰言的解读并非只有结构主义这一个角度，其对亲属制度的贡献还有其他源流、线索与对话者。首先，葛兰言继承并超越了涂尔干所确立的研究传统，继续探究外婚制的起源问题，以及婚级组织的转换问题；其次，对葛兰言亲属制度研究的探讨不该脱离其整体的理论视野与研究目标，即探寻以互惠为原则的亲属组织向以声望为原则的封建组织的转变过程；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从其社会学视野出发，葛兰言的亲属制度理论基于其对《仪礼》这一文本的重新理解与阐释，这种理解是对“正统”儒家理论中父子关系地位的解构，也伴随着对古代中国亲属关系演进的理论重构。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

本文聚焦于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探 究平台劳动时间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平台主要通过人效考核，管理、培训活动的无酬化和业余时间化，以及激励内嵌三个机制来延长平台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平台规则对劳动者进行直接考核、通过第三方机构协助监督管理，为了完成这些考核和监管任务，平 台劳动者只能尽量延长在线工作时间以及利用休息时间进行额外的劳动；另一方面，平台将激励制度嵌入考核奖惩体系和系统派单程序，延伸了劳动者自由调整工作时间结构的弹性边界。不同类型的平台控制劳动 时间机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出现了兼职劳动全职化现象，平台劳动者很 难真正做到上班灵活，下班自由，也不可能实现下线即下班。

官吏分途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影响官与吏在行政领域的分工，还影响二者在社会和道德领域的分 层。社会学现有的功能论框架，并不足以解释官吏分途的独特性。本文从儒家“重道轻器”的基本观点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对吏的政治性、道德性排斥，解释官吏日趋分途的原因。然而，认同“君子不器”的士大夫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又必须高度依赖掌握专业技能、熟悉地方情况的吏，这种话语与实践的分离反映了儒家思想与理性行政间的张力。基于此，本文提出 “官僚制度儒家化”命题，强调儒家思想塑造了一套独特的官僚组织模式， 在理念导向、行政原则、治理机制方面与理性官僚制形成关键差别。“官僚制度儒家化”为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既有劳动过程理论范式下的研究多将平台视为升级版的生产组织。本文基于两家代驾平台的比较研究发现，平台正是通过对劳动者市场生计不确定性的操纵，提升劳动过程的治理效能，有效化解资本面临的劳动力产出不确定性。一方面，平台基于劳动者日常工作表现进行派单倾斜，让劳动者在一次次获取订单的过程中持续性地内化平台规则；另一方面，平台凭借对市场生计的垄断制定更为严格的管理方式，劳动者为获取更有保障的生计，不得不选择让渡自主空间、顺从管理。本文主张，应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整体论述，基于平台横跨生产与流通阶段、集不同资本形态于一体的特质，对既有的劳动过程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修正。

过去十多年间，我国民营经济进入了代际传承的高峰期，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着代际传承的挑战。基于对 2016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检验了民营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代际传承是一个复杂的多要素传递过程，二代继承人是否具有社会合法性是决定企业传承成败的关键。通过慈善捐赠，民营企业意在改善二代继承人的社会形象，提高社会对企业代际传承合法性的认可。那些规模较大、政治联系较强、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环境中的民营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更大，其代际传承的慈善促进效应也更强。这种代际传承的慈善效应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认识，也丰富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内涵，可为更好引导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研究从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出发，考察了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者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1）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正向促进效应；（2）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托底提升”效应；（3）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观社会分层效应是通过降低劳动者的相对剥夺感发挥作用的。本研究揭示了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观社会分层效应和潜功能，同时证明了制度主义理论对于主观社会分层所具有的解释力。

本文基于生成模型范式，重新考察了精英网络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响。针对基于 2018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分析后出现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发现之间的悖论，本文引入真实数据注入的多主体模型（ABM），发现精英关系人在互动过程中的地位轻视将明显降低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并强化其地位认同的分化，引发地位认同与客观经济地位的偏移；私营企业主只有保持较高的工具理性，方可能缓解以上状况。上述实证发现凸显了社会网络的互动过程效应，扩展了社会网络对地位认同的理论解释范围，对于新时期提升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具有启发意义。

由于运动技能形成时间窗口的特殊性和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专业篮球运动员从青少年时期即进入体育运动学校习得运动技能。“三集中”的训练体制意味着生活空间和训练空间的高度重合，通过长时间、重复性的运动训练和高强度身体负荷的比赛对抗，专业篮球运动员运动技能得以形成与提升，并稳定在高水平竞技状态且形成个人风格。在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中，专业篮球运动员的职业身份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亦得以建构。这不仅有助于其身体机能的恢复，也激发了其运动过程中的个体对抗和集体对抗能力，进而影响个体运动技能提升和团队运动成绩取得，即专业篮球运动员的技能形成和认同构建存在螺旋形增进关系。

以郑杭生等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的历程，是中国社会学逐渐融入并对话世界学术的历程，更是中国社会学对西方学说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不断强化理论自觉，不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程。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为核心观照，以社会转型透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是郑杭生相关学术思想的根本进路。郑杭生的学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华文明的融合性思维方式相会交融的结晶，其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破除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迷障，批判了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前提预设和二元对立思维，以转型论替代目的论的转轨学路径，将特殊经验理论转化为一般经验理论。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和社会转型的多样性构成了对西式现代化理论最根本的挑战，也是实现现代化理论范式转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重要前提。

算法管理研究认为劳动过程会通过数字技术呈现出极强的程序化和标准化特征，由此制造了千千万万被“困在系统里”的不稳定劳工。然而，对网络货运平台的个案研究发现，货运劳动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算法对劳动分解、量化、监视和评估的范围、程度与有效性，这导致难以标准化的劳动过程与寻求标准化的算法管理之间始终存有较大的张力，从而形塑出网络货运司机束缚与能动并存的平台工作体验。通过对这一类平台劳动秩序的实证分析，本研究挑战了当下过度理性化的算法管理研究预设，加深了对于算法技术和工作平台化问题的理解。

理论自觉是郑杭生先生学术追求的核心议题，它既是对中国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殷切期望，也是为《社会学评论》确立的办刊宗旨。理论自觉不仅要求对中外社会学理论做出深入的反思评价，还要求为经验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在社会生活快速而大规模网络化、数字化的新形势下，网络表象已经成为网络实践或网络经验的重要内容，应当对网络表象做出积极的理论评析，实现清晰而广泛的表象自觉。

本文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不适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重要性及其推动学术创新的潜力。文章首先分析了不适感的内涵演化， 指出它不仅仅是研究者面临学术挑战时的情感反应，更是一种促进研究突破的方法论。通过对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冲突的审视，文章强调了借 助不适感重返社会科学“社会性”的必要性，主张研究者应直面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带回价值关怀的态度，并以宏观总体视角开展研究。最后，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本文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应通过向反常现象发问、接纳 技术方法创新以及探索范式整合的可能性，充分发挥不适感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走出舒适区，实现动态发展与进步。

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合约治理的分析，本文建构了复合合约的理论框架，以解读返乡资本发展规模经营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返乡资本实现稳定发展经历了“适应-改造”的探索阶段。在初入乡村时期，返乡资本面临着内外部环境不稳定带来的适应性调适问题，市场性合约与多重社会性合约之间存在明显张力。通过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获取与整合，返乡资本得以“改造”复合合约治理框架，即扩大多重社会性合约的影响范围和进一步引进市场性合约，推动两类合约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实现匹配与融合，将其与多元主体间模糊、复杂的互动关系明晰化、简单化，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保障。

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先行者，郑杭生早期哲学领域的求学经历，为其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辩证理性的认知根基。改革开放之后，他将自我的学术研究兴趣和具体的社会现实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哲学研究转向了恢复重建之中的社会学。基于历史和辩证视角，郑杭生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存在的两种形态，并构建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与此同时，他在反思中西方现代性背景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又先后提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最重要的是，郑杭生晚年也在谋划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事业。他不仅呼吁学术共同体要拥有理论自觉意识，还强调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权的重要性，试图为中国社会学进入世界舞台提供明确发展路径。纵观郑杭生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其学术人生背后的知识生产之道，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在自身研究方法理念引导下的动态创造过程。

外部干预力如何通过社会动员，释放乡村社会治理能量并使之逐渐凝聚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研究议题。本文提出“差序动员”的分析框架，意在表征中国社会动员从外到内的国家干 预力转化与从内到外的乡村内生力再生产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其核心要义是外部干预力在地方性情境中，推动治理逻辑从以能人促生乡村社会 共同体情感向以制度促生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转变。前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将动员意志注入关键点，经由关键群体向外推出，逐渐延展至辐射群体和扩边群体，即由情-利-理到义（初阶），实现社会动员意志的地方性 嵌入；后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在制度情境建构中，依托利益表达与激励、意义感知与情感再生产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再造，即由理-利-情到义（高阶），激活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当前关于工作有无意义的讨论凸显了职业使命感研究的重要性。职业使命感意在通过职业实现自我价值与利他主义。本研究从 结构化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一项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个人如何在结构性约束下，通过资源重塑与规则重塑的方式转变自己的职 业使命感。研究发现：一方面，不同职类的职业使命感存在显著差异，非技术工人的职业使命感较低，职业固有的工作方式影响职业使命感；低工作收入者的职业使命感较低。另一方面，过度教育者具有高效与亲社会倾向特征，因而更可能积极重塑工作，从而提升职业使命感；高职业使命感群体的积极社会影响也有助于提升他人的职业使命感。研究表明，当 面对无意义的工作，深耕职业以努力改善际遇、积极重塑工作，是获致职业使命感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基于档案资料，以 20 世纪 60 年代上海街道设置的生产生活联合管理组为案例，呈现街居这一行动主体在生产动员和日常管理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分析“条块”之间的边界摩擦。上海设立街道联管组的初衷是将游离于计划体制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正式组织架构，使得基层的“社会性”服膺于国家的政治理性，但在实践过程中，街道联管组在行政上受制于条块关系，在功能上出现经济生产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冲突，受限于不同主体的多元化激励结构，未能真正实现对“非单位人群”的有效组织和管理。本研究呈现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管理的复杂性，在理解新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时，需要重视科层式的正式机构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一步关注那些看似边缘的群体对正式制度和权力的限制与重塑过程。

本研究聚焦于地方政府的文化竞争行为，分析了地方政府争夺、整合与维系注意力这一核心资源的策略及其动力。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基于文化产业，通过“政企联盟”的外部文化包装与“政民联动”的内部文化经营，持续争夺上级乃至社会的注意力，并对注意力资源进行协调与再分配，以维系文化竞争优势。在文化竞争中，地方政府通过双重注意力经营实现了多元收益，形成了“文化打造-注意力获取-多元收益”的发展模式。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地方政府文化竞争真实图景的认识，也扩展了锦标赛理论的广度。

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是社会学的终极追问，也是实践结构论的价值关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提出的实践结构论，正是基于全球化进程和本土化视野，从现代性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个维度来理解当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为解读社会实践结构变迁与社会建设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近成果，实践结构论从理论意涵、现实基础与价值关怀等三个维度，系统论述了社会结构性巨变导致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关系的趋势、特征与动态变化，为理解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范式。

新制度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世界社会”的制度规范扩散到 各国的程度是解释国家间科学成就差异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在 实证检验中并未区分科学制度同构与实际科学成果，这一混淆导致既有 研究未能充分考察哪些因素会约束制度扩散对一国实际科学成果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国家能力这一变量，检验它对国家科学成就的作用及对制度扩 散效应的潜在制约或干扰作用。本研究使用跨国比较数据，采用混合效应 模型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国家能力是一个干扰变量，既有分析框 架对它的忽视导致制度扩散的效果被高估，实际上，国家能力的解释效力 远大于制度扩散效应；强国家能力可能放大嵌入“世界社会”的积极效应， 但这一交互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本研究作为探索性尝试，将宏观视 角的定量分析重新带回到现有文献脉络，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科学 成就差异的解释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