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2018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和世界银行社会经济指标构建的多层次数据集，本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国家（地区）层面收入不平等如何调节文化资本对青少年学业能力阶层异质性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客体化与身体化文化资本均对优势阶层学生产生更高的学业回报，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提供了跨社会情境的实证支持；第二，客体化文化资本的阶层异质性效应，即再生产程度，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升而显著增强；身体化文化资本的阶层异质性效应未随宏观不平等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改变。本文不仅回应了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情境性的理论主张，也从宏观层面为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流动的理论争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本研究基于 2024 年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数据，运用潜剖面分析识别出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四种模式：强双重信（45%）、温和双重信念（35%）、绩能主导型（16%）和结构主导型（4%）。其中，持双重信念的青年认为绩能性因素（努力、能力等）与结构性因素（家境、关系等）对取得经济成功同等重要，持绩能主导型信念的青年则强调绩能性因素的主导性作用，而持结构主导型信念的青年认为经济成功主要取决于结构性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其信念模式，持不同信念模式的青年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态度亦呈现出系统性差异。本研究揭示了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多维特征与复合模式，为理解当下青年心态提供了新思路。

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基于 CGSS2021 数据，探讨了环境治理绩效感知对个体公共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个体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积极感知能够促进其公共环境参与行为，这主要通过环境效能感、环境责任归属、环境风险感知和环境关注度四种机制发挥作用；（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感知的作用路径不同：中央政府主要通过环境关注度影响个体环境参与行为，而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环境风险感知发挥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公众对环境治理绩效的感知在公共治理与个体责任之间的桥梁作用，为提升环境治理水平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中国环境社会学长期聚焦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环境维度议题，而对自然资源维度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薄弱。以自然资源为切入点，本研究整合农村社会学、资源科学和旅游管理等领域的相关成果，梳理了近年来自然资源治理、依附、保护与开发等核心议题的研究脉络，厘清了学界在“自然资源-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主要进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反思社会学的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对自然资源的知识生产过程展开批判性反思，揭示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隐性偏见。基于上述反思，本研究提出了“环境-资源”双维分析框架，强调将自然资源的社会性议题与环境维度并置考量，推动环境社会学从割裂状态走向融合，以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本研究通过构建算法赋能分析框架，剖析短视频平台算法迭代的内在逻辑及其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妇女直播带货的赋能效应演变机制。算法迭代并非平台在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间权衡的结果，亦非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在环境、组织与技术共同驱动下，平台与用户依附关系转变后的阶段性策略调整。在规模扩张期，平台算法与农村妇女特征相契合，形成内外协同互动，产生显著赋能效应。而在规模巩固期，算法技术门槛提升，农村妇女因资源与能力不足难以适配，赋能效应趋于弱化，但部分农村妇女借助家庭、社区及政府支持，成功抵御算法“规训”，获得持续赋能。

本文关注了不完全合约条件下事后调整中的底线探寻行为，采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分析框架，探讨合约参与者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进行博弈的机制与策略，尤其是在利益与规范交织的情境中，行动者如何通过信号传递与策略互动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跨文化合约参与者各自的底线并非双方的共同知识，而且通常是动态调整的。结合多个子博弈模型与实地案例，本文探讨了博弈中涉及的底线突破、差序底线、多元底线的转换等现象，揭示了跨文化博弈中的互动复杂性与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双重博弈模型对于不完全合约下的事后调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复杂环境中的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启示。

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融合自然语言处理的计算扎根理论为质性研究开辟了新路径，但其应用规范与边界仍存争议。本文基于经典扎根理论，整合词向量字典扩展技术，构建了敏捷化的计算扎根理论操作框架，并以学生评教文本中教师魅力的性别刻板印象分析为案例，探索并优化该框架的应用。实证表明，此路径通过透明、可迭代的计算流程，在显著提升分析效率的同时，较好保持了质性研究的解释深度，实现了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的融合；又能在扎根文本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研究者的理论敏锐性，提供兼具敏捷性、透明度并能实证检验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最后，本文从方法论层面反思了关键问题，旨在为大数据时代的社科文本分析提供一种规范、可参照的操作范式。

既有外卖骑手研究多聚焦于平台劳动控制和劳动者的协商/反抗，具有显著的生产中心性和劳资二元论特征。本研究基于对听障骑手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该群体不像常人骑手那样多将外卖工作视作过渡，而是从中获得了积极的劳动体验，形成了强烈的职业认同，并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个人社会身份的积极转变。残障劳工群体在成为骑手前后社会关系及相应认知的变化表明，应从不同特质劳动者的自身视角与体验出发理解数字劳动价值的多元性。

既有研究强调社会基础对于理解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但主要聚焦观念、伦理等抽象维度，对其结构化特征分析不足。本文以舒溪县本土产业与招引产业的发展差异为切入点，聚焦县域劳动力结构的具体特征，探究劳动者观念与劳动力结构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舒溪县存在二元产业格局，本土产业和招引产业虽面对同一个县域劳动力市场，但在劳动力适配方面差异显著。本地人口中的子代劳动力、亲代劳动力和祖代劳动力对两类产业来说其可及性和稳定性呈现代际异质性，该特征的形成机制与舒溪县既往的产业发展路径及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县域劳动力结构特性的深入探讨，揭示了中西部县域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有助于明确县域产业发展的困难、挑战和出路。

数字技术革命引发了世界体系、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深刻变迁。以往研究并未特别关注驱动数字社会发展的力量。本文旨在分析国家所处的体系情境与社会情境是如何导致差异化的数字社会发展战略，并对全球数字竞争结果产生影响的。研究发现，滴灌式精准发展战略与总体式动员发展战略有效激发了数字用户国的社会需求，为其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供了社会基础；而筛选式外包发展战略则使社会在创造与获取数据价值的能力上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并导致了消费者惩罚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各国在数字时代的路径选择与竞争结果提供了基于情境动因的解释框架。

本文回顾了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北镇田野调查及主要发现，从经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当地箱包专业市场的起源与结构、“家户工厂”的制度安排、“家户工”的行为逻辑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进行了再分析，并分别指出了当时调查的局限和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方向。在结论部分，讨论了经济社会学的两条路线、判定田野调查数据的衡量标准、重访的必要性以及理论重构的意义。

基层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兼具市场性和社会性。文章结合川南湖镇的茶叶收购案例，分析“农户-贩子-茶厂”这一市场链条中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逻辑，揭示了开放市场体系中的熟人市场形态。贩子以人情互动策略竞争市场范围，却可能软化交易的质量标准，堵塞市场链条，进而须通过灵活开放的交易策略实现风险控制。基层市场链条不同环节的社会性存在差异，且与市场性形成不同的适配方式。根据交易场景平衡社会性与市场性的关系，才能保持市场链条的弹性，进而在开放市场中建构灵活包容的交易秩序，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渐进性变迁。

既有研究主要从规模经济效应、政府行为、城乡差异、城镇化与家庭的关系等视角探讨城镇化问题。本文则以上海市出租车司机为例，尝试进入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揭示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微观机制。来沪务工的出租车司机为助力子女完成学业、组建家庭而努力工作并进城购房，呈现出显著的家庭韧性与代际托举的特点。这一特点源于家庭内部的深层联结：一是成员间天然的情感牵挂；二是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三是生命延续与家庭传承驱动全家围绕购房等城镇化关键任务团结协作，并成为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在既有城乡关系结构下，家庭情感、责任与代际传承共同成为城镇化的一大推动力，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路径。

本研究基于 2008—2018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二，企业拥有潜在性和动员性两类社会资本，就促进企业履责效应而言，后者显著强于前者；第三，企业社会资本的履责效应受市场理性约束，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其正向作用减弱，但随着时间推进，其正向作用增强。本研究为理解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有效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本文从费孝通的城乡心态秩序理论出发，提出用“城乡性”刻画位育于城乡融合社会而生发的理想心态秩序，旨在化解“现代性-城市性”与“传统性-乡村性”的二元对立。传统中国的城与乡是连续统一的关系，在心态层面体现为城乡居民共享共通的地方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分别对应城区与乡区、家庭与事业、人文与自然的融合。这三个维度在当前的城乡融合进程中既有传承也有转化，共同构成新时代心态秩序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形态。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制度化的家校合作措施对父母教育参与及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背景因素后，家校合作措施显著提升了父母教育参与水平，且该影响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制度化资源，从而进一步强化父母的教育参与，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受益相对有限。此外，家校合作措施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和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尽管制度化的家校合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学校父母教育参与水平的差异，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仍是决定父母教育参与水平的核心因素。上述结果从新制度主义视角揭示了学校推行父母教育参与制度化措施对教育公平的双重作用。

本文系统梳理了阿兰·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理论，聚焦其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行动观与社会变迁逻辑。首先，行动社会学将社会行动置于理论中心位置，视其为行动者重构社会意义与规范的创造性实践。其次，行动社会学阐释社会变迁的场域与动力，揭示集体主体通过社会性运动争夺历史质控制权、推动结构性变革的机制；同时提出“社会学干预”方法，以识别并催化集体行动的变革潜能。最后，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危机，行动社会学转向关注“主体化”机制，强调主体在抵抗异化、重建团结中的核心作用。由此，行动社会学构建了联结个体解放与社会转型的分析路径，不仅深化了对社会生成与变迁机制的认识，也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主体性的迸发与新行动的涌现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儿童疾病照护超越了身体照料，需兼顾儿童成长发展。本文基于对唇腭裂儿童照护的田野调查，探讨了以实现“正常生活”为目标的照护实践。研究发现，医务人员、母亲和孩子均通过展演不断重构照护脚本。医疗情景下，医务人员以行动传递对唇腭裂的接纳态度，重塑家庭对疾病的认知，奠定家庭展演的基调。进入家庭情景后，作为核心照护者的母亲展演“平常心”，一边将疾病“寻常化”，一边管理自我情感以维系家庭关系。患儿则出于情感回馈参与共演，与家人共同塑造并维持对“正常生活”的认同。对这种“展演正常”的照护实践的分析，将戈夫曼的理论拓展至长期的亲密互动场域，为理解疾病照护中的动态互动、情感面向以及行动伦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网络文学是数字时代重要的文化消费品，网文读者形成了不同的数字阅读品味。数字素养经由可见范围、群体互构、博弈能力与平台的多种推荐机制相互作用，影响着数字阅读品味的建构和区隔。数字素养高的读者经与平台互构，其数字阅读品味往往较为精致；而数字素养低的读者易受平台形塑，其数字阅读品味往往浅白。数字阅读品味区隔与经典品味区隔在形成、表现和阶层关系上存在差异，其分层模式更为隐蔽、固化。本文阐明了数字阅读品味区隔的形成机制及其与经典品味区隔的差异，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社会分层研究的文化维度。

关于中国民间寄养的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寄养现象何以出现及其不同模式，较少探究寄养实践中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动态变化。基于在北方某县的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本文试图呈现和解释原生家庭-寄养家庭-被寄养者的三角关系在民间寄养实践中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引入泽利泽的关系工作理论，本文认为寄养三角中的关系标记实践和互动过程共同形塑了寄养和后寄养期间的关系状态。具体来说，在原生家庭主要“搭钱”、寄养家庭主要“搭功夫”的合作养育模式和关系标记实践下，寄养期间的被寄养者往往对寄养家庭有明显的情感偏向，且基于和原生家庭的不同互动而形成有差别的情感联结。当被寄养者回到原生家庭生活后，寄养三角中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意义与边界会被重新协商，其中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标记实践与亲子互动过程对寄养三角关系走向产生尤为重要的影响，由此寄养三角关系得以延续、重构甚至出现破裂。

纪念碑性指的是物质形态及其符号实践能够生成并承载公共纪念意义与集体记忆的内在属性，蕴含着符号永恒性与日常生活当下性之间的张力。本文以玉临岛为典型案例，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讨岛屿纪念碑性的多义建构过程：空间表征方面，玉临岛经历了地理空间、经济转型等方面的中心-边缘变迁，展现出历史叙事中象征秩序与身体经验之间的复杂交织；空间实践方面，地方治理表现出柔性特征，包容、引导和塑造岛民身体惯习与游客身体感知；表征性空间方面，岛民以多元社会时间展开具身化日常实践，不断重塑纪念碑性。本文深化了纪念碑性概念的社会学意涵，为理解当下社会空间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本研究以北非某中国家电企业为案例，分析中国跨国企业 内存在的看似冗余的孪生结构的形成、运作与固化机制。研究基于“委托-代理”视角，运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分析框架，尝试构建跨国人力 资源配置的决策效用模型，以揭示决策的社会过程。研究发现，跨国企业 经营目标兼具战略统一性与经营地方性，当东道国人力资源存量难以适 配企业跨国经营目标时，委托人倾向于在组织内部建构“孪生结构”，通过 两个族群成员间的“区隔式合作”实现跨文化协作。然而，在规范不同和 相互了解有限的互动情境中，微观层面的标签化印象强化与负反馈信息 传递受阻，可能导致孪生结构长期固化。 

“树典型”是中国国家治理机制中一项重要的中观制度安排，已有文献大多讨论典型生命周期的前半段，即典型的选取、塑造和推广过程，而对其发展或走向萎缩的后半段着墨不多。本文先构建了“典型悖论”分析框架，阐明典型的生命周期受涓滴效应和虹吸效应力量对比的影响；将典型划分为“涓滴型典型”和“虹吸型典型”两种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可学习性、运行成本和合法性承载程度对不同类型典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对某边境县边民互市合作社的调查研究，以其典型的类型变迁来验证“典型悖论”。研究发现的创设者与典型围绕资源所展开的动态互动，可为国家治理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计算社会科学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四条相对独立的知识演化路径，即公理传统、描述传统、预测传统和实验传统。本文从理论与现实关系、进入社会学的路径和方法论困境三个层面梳理计算社会科学的四种传统。在此过程中，本文一方面强调计算社会科学内部的异质性，另一方面论述并试图重构计算社会科学与经典社会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本文呼吁学界对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关注从方法推广转向更严谨审慎的方法整合。

当前学术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或聚焦其中国传统文化复兴问题，或关注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的乡村结构与伦理调适等问题，而忽视了作为乡村建设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建设及其文明论意涵问题。在近代中国遭遇重大文明危机的背景下，基于对农业生产特性以及中国小农生命力的理论认识，梁漱溟提出以乡农学校为支撑框架、以农业合作社为中心推进农业技术发展与农业金融发展的农业改革方案，并将其付诸邹平乡村建设实践。从文明论视角看，该方案蕴含着中西文明比较下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识，以及以涵养中国文明的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文明重整意涵，力图走出一条以中国理性精神为根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人类发展道路。梁漱溟的农业建设相关探讨构成了农业社会学的中国传统之一，重返其农业建设方案，亦有助于从农业社会学视角深化对农业发展与文明建设关系的认识。

本文以城市清洁能源集中供暖改造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如何拓展基础设施柔性建设。研究以山西贺县城区集中供暖改造的三个社区作为典型案例，讨论了人（熟人代表、楼长、村委会）和非人行动者（换热站、分户管网、断桥窗等设施）如何相互推动，最终促成清洁供暖系统稳定运行。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柔性化建设不是单纯的技术升级，须依托融合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动态网络，通过“连接性”“模块化”与“兼容性”三种路径，实现集中供暖管网与实际需求的匹配。基础设施柔性建设与行动者网络共同支撑起县域清洁能源供暖复杂系统的稳定运行。

初婚深刻影响生命轨迹、家庭发展和人口稳定，是婚姻家庭研究的核心主题。本文对中国初婚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初婚的总体趋势、影响因素、匹配模式以及初婚稳定性等构成核心研究议题。这些议题可进一步整合为婚姻制度性地位和婚姻社会分层两条研究主线。前者关注宏观层面中国的普婚模式是否延续，后者聚焦分析微观层面婚姻的阶层差异，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仍有内在关联，显现出中国初婚模式变迁的特殊性和与其他地区的共性。推动中国初婚研究进一步发展，须在理论层面构建突出中国主体性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在数据方法层面深化局限性和适用性反思，在内容层面拓展研究边界。

本研究关注从都市携子移居大理的母亲这一群体。在选拔机制导致的竞争氛围催生普遍的教育焦虑的背景下，她们对教育目标进行了策略性规划，选择让孩子就读崇尚“全人教育”理念的创新学校，在低龄阶段优先保障成长安全感，同时通过家庭学习辅导、规划衔接国际教育或培养特长，维系孩子回归主流教育体系、保持社会竞争力的可能，以此尝试兼顾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创新学校承担起落实教养内在价值的延展母职，母亲则从时间、精力密集型母职中解放出来，利用自身特长投入教育社区的共建和共育中。这种母职实践呈现出知识和情感密集的特点，重构了“家-校-社”教育权责分配格局，而其实现则依赖于母亲群体可供支配的时间、物质和社会资源。

本研究从文化关系性的视角考察文化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塑造，发现文化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存在两个机制：一是特定文化要素对个体捐赠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二是文化要素可以通过激发潜在捐赠者对受助对象的文化认同而增强其捐赠意愿。后者的文化共鸣作用强于前者。此外，人们对文化共鸣的感受是情境化的，但文化共鸣一旦达成，其对个体捐赠意愿的促进作用稳定存在且不受社会角色的调节。文化的力量体现为同“文”相“怜”，即文化认同会促进善行。增强潜在捐赠者和受助对象之间的文化关联可以进一步释放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民间能量。

长期以来，传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史研究囿于“中心化”视角，聚焦于芝加哥大学及其核心学者的在地化经验，而忽视
了学派思想在全球流动中的动态重构。本文以“去中心化”为方法论，突破地理与机构的边界，通过对加拿大社会学家与芝加哥学派之间的跨国流动的考察，以及对燕京学派的犯罪研究如何融合和转化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的分析，揭示了学派历史并非静止于单一地点、局限于少数学者，而是在多重时空中，通过学者生命经验与学术网络的动态互动不断生成与演变。本文的去中心化研究路径不仅丰富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图景，更为理解学术传统的全球传播与本土转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启示。

文人与艺人的时相过从是旧剧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也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民国时期的文人虽然开始“关注”艺人，但由于国家与艺术的关系疏离且模糊，前者并未意识到后者在旧剧现代化中的特殊价值，文艺关系形态主要是“文主艺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国家与艺术的关系趋于清晰。在一系列的戏改实践和政策纠偏中，文艺双方走向了“文艺相从”——二者相互学习和“发现”，并共同致力于旧剧现代化和工具化的目标。文艺相从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延伸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不仅意味着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阶层关系调整、社会整合的重要环节，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艺术的关系。

缓解已婚在职女性家务负担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既有文献主要强调宏观社会文化结构和个人微观因素，本研究引入单位体制这一本土中观组织视角，分析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1）工作单位与已婚在职女性家务时长存在显著关联，公共部门已婚在职女性家务时长相对更短；（2）这种影响主要通过资源支持和观念传递两种中介机制发挥作用，工作时长在其中发挥遮掩效应；（3）相较于自雇，他雇本身就能减少家务时长，但公共部门他雇和私营部门他雇之间的差异同样存在。本研究为不同组织属性对家务劳动差异的影响提供了本土解释，且为回答“单位是否还在起作用”这一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于人类生态学是否缺失社会与文化维度，学界至今仍存争议。本文从社区与社会之辨入手，对帕克晚年提出的“人类关系金字塔”图示加以解读，认为帕克社会学思想的核心关切在于如何在社区的生态基础之上孕育出社会的上层建筑。社区向社会的演进，本质上是人类关系从共生走向共识的继替过程，其展开于两个层面：其一，人类依次建立起地域、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重秩序；其二，移民在竞争、冲突、适应与同化中完成社会化。前者对应人类生态学对社会物质基础的形态学考察，以社区调查为进路；后者则体现为体察社会民情、观照边缘人特质的生命史研究，并延伸至对都市社会中切身交往之匮乏的病原学反思。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帕克对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心物合一”的深层思考。

本研究关注“双减”与生育支持政策实施后，一孩家庭的教育负担状况及其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 2023 年“儿童校外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一孩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负担与时间负担相对减轻，但在子女升学和职业前景上存在情绪负担。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经济和时间负担更重，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感受到的情绪负担更重。一孩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经济、时间和情绪负担越重，母亲再生育意愿越低。此外，教育负担与再生育意愿的负向关联在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更强。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当前低生育率现象的理解，可为人口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协同完善提供参考。

在科技和价值观念大幅度改变自然界的基因库、物种关系以及物种演化路径的背景下，基于探讨生物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论著，人类学走出了社会文化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探索了非决定论的三种理论和方法：实践理论、社会与生物相互转化的理论和协同演化论。非决定论试图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人被它所属的世界创造出来后，又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进而，世界和人不断相互塑造。

本文以知识社会学视角重访20世纪30年代燕京社会学从社会调查向社区研究的转型。基于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文藻、费孝通、弗斯书信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燕京大学档案的分析，提出“对外合作-对内转译-范式推广”的知识“三重运动”框架，呈现边缘学界如何在不平等的全球学术结构中，将国外资源转化为本土可训练、可复制的具体实践。本文把范式转型从思想史叙述推进到机制解释，可为当下中国社会学在国际资源与本土问题之间实现制度化创新提供借鉴。

本文基于水镜县的产业实践，从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多元主体的行动策略以及市场的结构与交易秩序等维度，呈现了不同阶段的制度环境与产业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变迁，分析了由企业家提出的“中国有机谷”这一产业构想经多元主体共同打造而转变为“中国有机产业强县”产业现实的过程。有机产业从酝酿、初创到成长，其中的行动者网络经历了从社会化、制度化到组织化的嬗变。在此过程中，政府从旁观者到主导者再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是其不断探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理边界、建立政府与产业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