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曼福德·库恩的结构角色论和布鲁默的过程角色论的兼容并蓄，戈夫曼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汲取各方所长，创设了影响深远的拟剧理论。最早阐释这一理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以个体“表演”和“剧班”共谋等丰富的戏剧学概念，描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整饰自我形象，呈现出互动世界的正常之序；随后，在《污名》中，他则讨论了污名者和潜在污名者这两种彼此相关的另类群体，在遭贬或可能遭贬的情境下，如何通过对污名的整饰维持自我呈现的非常之道。通过对戈夫曼独特的生命史解读，能够知晓其作品更像是一部部加密版的个人传记，或者说他的社会学想象力直接来自其异常丰富的另类经历。

代际流动研究往往以大类阶层框架为基础分析阶层间的流动模式与机制，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究了大类阶层内部家庭出身对个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即家庭出身的“长影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长影效应”在精英阶层和工人阶层内部同时存在，精英阶层出身者的收入显著高于其他阶层出身者，分别表现为“阶层天花板”效应和“阶层地板”效应；第二，“长影效应”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工作机会等机制实现，精英阶层出身者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更有可能进入规模较大的组织与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第三，“长影效应”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中存在差异，“阶层天花板”效应和“阶层地板”效应均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更加明显；第四，“阶层天花板”效应和“阶层地板”效应在我们研究的时期内呈现愈发明显的趋势。本文揭示了大类阶层内部的异质性，提供了一个评估社会不平等及其再生产的新视角。

本文考察了中国城市中个人父代与其配偶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关联度，也即教育匹配强度如何变迁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父代与子代配偶的教育匹配强度在出生于 1960 年至 1999 年的各个世代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该教育匹配强度最初的下降源于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下降，后续的提升主要源于父子教育代际再生产、子代夫妻教育婚姻匹配，以及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同步提升。尤其是在 1981—1999 年出生世代中，以上三个方面均独立地增强了父代与子代配偶之间的教育匹配强度，社会结构开放性呈现双代封闭的生成模式。

“闺女家”是指以出嫁女儿为中心的直系组家庭，在女儿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女儿与娘家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在以“心意”为基础的相扶相依之上，心心相系是两代人共同的期待。“闺女家”的出现是女儿与其父母积极建构的结果，体现了女性个体作为女儿在代际关系中和作为妻子在夫妻关系中两重主体性的上升，但这是女性通过“对自我要求加码”的方式来实现的。“闺女家”呈现出女儿与娘家父母关系的新变化，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家庭面临的新挑战。“闺女家”处于女儿与娘家关系转型中的“阈限阶段”，女儿与其父母由此得以在家庭实践中获得更多协商与行动的空间，但同时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也有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本文探讨了社会学如何接纳文化。研究认为，社会学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文化，其对文化的接纳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自觉建构”的学科发展历程。在“无意识”阶段，文化仅仅是宏大结构叙事下的附属品。在“有意识”阶段，社会学家早先通过零散加入在欧洲兴起的文化研究而发声，这与欧洲学界集体的文化转向相伴随；之后，社会学自身的文化转向催生出了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并置和纷争的局面。而在“自觉建构”阶段，若干文化理论流派的出现为文化社会学的学术繁荣、为文化重要性的提升提供了精良的理论工具基础。最后，本文认为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存在联系，但在研究对象、学科及方法上有明显差异。

本研究基于三期中国老龄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双向代际支持中的性别悖论，即女儿相对于儿子向父母提供的支持更多但父母却给予儿子更多支持的现象。本研究通过建立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多元情境动机模型来解释该现象：女儿和父母倾向于形成情感驱动与即时交换相混合的代际支持模式，具有日常性质；而儿子与父母倾向于形成文化规范和延时交换相混合的模式，具有托底性质。这两组模式的复合效应导致了群体层面的性别悖论。通过对性别悖论的探索，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剧烈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张力，呈现出中国家庭向个体化转型过程中既受制于传统社会结构，同时也积极开展主动性文化实践的复杂面貌。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系统讨论了个体迁移经历对其孝道观念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迁移情境下的效应分化。研究发现，迁移经历在削弱个体权威型孝道观的同时，也维续了互惠型孝道观。其中，对权威型孝道观的削弱在选择性的迁移路径，以及教育差距更大、价值分化更强的迁移情境中更为显著。本文对个体迁移经历-孝道观念变迁这一因果链条的细致探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家庭转型。

公众的积极参与是我国无偿献血工作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如何推动社会参与无偿献血是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议题。本文基于 2015 年“北上广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发现接受高中及以上学校教育会显著提高居民参与无偿献血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因为学校教育提高了人们对血液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而且受教育的过程也是接受回馈社会和参与公益活动等理念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分析发现，学校教育对无偿献血的影响在不同的出生队列群体中没有显著差异。鉴于此，未来的国民教育不仅要注重传播血液的相关基础知识，还要提倡无偿献血是回馈社会重要方式的重要理念。

现有文献关注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施耐德在欧美人类学界的影响，但并未系统梳理以施耐德为代表的亲属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的几次关键转变。本文以施氏的亲属研究、理论与批判为主线，揭示出其在问题意识上经历了从“社会”到“文化”再到“地方生物学”的转变。本文也将结合当下人类学前沿理论，简评施耐德如何在几十年前就将亲属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推动到了本体论层面。

本研究以一所城市小学和一所乡镇小学围绕家庭作业的家校互动为案例，探讨了二者在教育环境上的差异及其对家校互动过程和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度竞争及高度分化的教育环境促生了“竞争驱动、双向支持”的家校关系；有限竞争和分化较低的教育环境促生了“被动应对、单向依赖”的家校关系。前者意味着学校与家庭乃至市场建构起合力促进学生发展、共同应对教育竞争的教育网络；后者则意味着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发挥主导甚至唯一作用。家庭运作空间的增大弱化了学校资源的作用，而在家庭资源弱势的环境中，学校对学生学业发挥着比家庭更大的平等化作用。家校联系既勾连了教育过程与结果，也勾连了微观层面的家校行为与中观层面的教育环境,折射出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 年和 2015 年两期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及其间接机制，并探究了该影响机制在不同班级同伴群体中的差异化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结构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相较于双亲家庭，非双亲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就更低。其次，家庭结构通过影响家庭教育资源和家庭社会资本，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相较于双亲家庭，非双亲家庭青少年在学习资源、就读学校质量、亲子沟通以及家长管束方面均处于一定劣势，这进而导致其较低的学业成就。最后，家庭结构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在不同班级同伴群体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优秀的班级同伴群体降低了家庭学习资源和家长管束的解释效应，进而导致非双亲家庭和双亲家庭青少年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大幅缩小。

荀子群学的发现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化的产物。它所指涉的社会学核心问题是群如何有序地整合趋恶的个体。回答这一问题，不能止步于寻找社会控制工具，还要揭示荀子群学为完成社会秩序化所设计的社会机制。在《荀子》一书中，“分”是比“群”流布更为广泛的概念。据此可将视角由“群”转向“分”，构建荀子群学内在的社会秩序化机制。“明分使群”是荀学的本土性分析性概念，其理论基础是荀子社会分类学，正是由于该社会机制的作用，荀子“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之等差结构才得以生成。

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本研究系统检验了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影响因素，识别了其行为逻辑。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治认可是影响政策倡导的核心因素，社会组织的行动呈现出“嵌入式倡导”的逻辑，即在获得政治支持和认可的范围内开展政策倡导活动。第二，异质性结果反映了政策倡导逻辑的张力，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较高的嵌入性，更依赖政府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而东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组织自身能力在其中起到了显著作用。第三，政策倡导往往出现于社会组织具备较强实力和积累较丰富经验之后，尤其是向政府直接进行倡导的方式，它对组织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独特的政策倡导逻辑和有特色的政社关系。

基于上海市育儿嫂和雇主互动的经验资料，本研究发现，家政服务的劳动空间由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构成，并且此双重劳动空间通过两套有着不同劳动要求与劳动想象的空间逻辑塑造了劳动关系。当劳动者与雇主选择的空间逻辑不一致时，为了获得最佳体验而采取的空间行动会造就双方都无法满意的体验困境，导向紧张的劳动关系。其中，雇主会采取营造亲密关系与全面监管的方式模糊空间边界，而育儿嫂会以强调纯粹的雇佣关系与制造监管死角与之对抗。只有在双方的空间逻辑趋向一致、空间行动协同的少数情况下，劳动关系才是和谐的。通过引入社会空间视角，本文摆脱了常见的背景同质性预设，完善了结构不平等叙事，同时拓展了对劳动者能动性的理解。

中国传统政治的构造由伦理关系生发而来。本于人性的伦理引导、规范着具体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深层基础。父子关系是亲属伦理的核心，君臣关系是政治伦理的核心，两种伦理的安排关系到传统政治秩序的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依据儒家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孝是仁最本源的体现，忠是孝的必然要求，但忠又有其独立的情感基础，忠与孝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产生张力。儒家礼制通过对亲亲与尊尊、爱与敬等内在情感的安置，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但历史上如果君或臣执着于从权力出发处理政治关系，则会使政治运作堕落为脱离自然人性的利益博弈，给人心风俗带来极大伤害，进而导致政治秩序的变质乃至崩溃。

本文对 21 世纪美国社会学界关于父职缺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父职缺席具有物理意义和情感意义两个维度，且对应不同的本质、理论及研究方法。父职物理缺席的本质是社会结构问题，结构主义的理论关怀指导了一系列定量研究，强调父职缺席通过结构化的方式进行不利的资源代际传递，进而造成不平等的社会再生产。父职情感失联的本质是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建构主义的理论关怀指导了一系列定性研究，批判父职缺席背后的男性霸权。美国社会学界父职缺席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同时中国独特的本土经验也能为父职缺席研究提供理论创新。

生物学对社会学的影响贯穿于整个社会学史,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社会学早期历史上对生物学的零散兴趣才逐渐发展为借鉴生物学研究人类社会的系统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社会学。生物学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主要来自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生物社会学也相应地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分支:进化社会学、遗传社会学和神经社会学。积极地把生物学因素纳入社会学研究，可以为社会学引入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丰富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层次，也有助于提升学科声望，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面对空心化与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的滞碍，如何激发乡村活力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着眼于贵州乡村篮球赛，认为在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外，乡村活力激发的关键还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村 BA 作为现代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民俗联结的产物，兼具现代性与本土性，其规模化发展与周期性举办对村落集体欢腾的延续，以及非专业的自组织模式，形成多重反差并融合交织为一种错落的喧嚣，言说着乡村体育经由传统与现代的联结，在多主体博弈下搭建起的现代乡土竞技新秩序。村 BA 对当地社群动员能力与范围的拓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广域性重构，作为乡村社会秩序的镜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过挖掘乡村文化异质性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能动性并推动乡村振兴的思路。

基于回顾及反思，本文指出，一方面，通过学科引进，以体育学者为主体的“体育的人类学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方面展开研究并奠定了学科基础，但也存在过于依赖进化论框架、理论素养不足等局限。从族群关系视角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民族地区现代体育项目的火爆则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互补特征。另一方面，着眼于当代体育现象，结合海外体育人类学前沿经验，以人类学者为主体的“人类学的体育研究”应当具备跨文化视野，展开扎实的民族志积累，并根据切实的理论揭示体育现象背后的变迁：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强调，但也不断显露出对外部性的包容。两者应结合成以文化人类学为依托的统一的体育人类学。

基于10期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分析，本研究发现：首先，教育对于代际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在不同出生世代与教育层级中存在异质性效应，教育层级越高，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越强，且在1960—1980年代出生世代中呈相对上升趋势。其次，高等教育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最强，中低教育层级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对较弱，但由于后者整体占比较高，极大地遮蔽了教育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正向作用。加快推进教育政策改革，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增加低地位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盗窃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本研究以甲市流动未成年人的轻微盗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该犯罪行为的生成情境及发生机制。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导致了部分未成年人家庭照护与社会照护的不足或缺位，使其陷入“跛脚独立”困境。在生存需求的满足受到威胁与“跛脚独立”情境的双重制约下，部分流动未成年人步入轻微盗窃歧途，试图走向所谓“平衡独立”。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在需求、价值观和认知三方面进行权衡，而关键阶段依次发生的需求倾向的临时漂移、情境式道德突破和基于行为理性的情境控制共同导致了轻微盗窃行为的发生，呈现出相机权衡的特点。本研究聚焦于盗窃发生时行为与情境的互动，以期填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白。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本文将道德判断区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并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现代化命题”。研究发现，个体和地区层次的“现代化水平”均对公德和私德有显著影响，但在具体因素方面存在差异。首先，个体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趋于遵从公德而排斥私德。其次，所在省份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居民越排斥私德，但对居民对公德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个体的道德判断受到年龄的调节，个体和社会层次的现代化会缩小不同年龄群体公德的差距，而私德方面却呈现相反的结果。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判断的“现代化命题”，社会转型理论也为这种命题提供了补充性的解释。本研究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提供了社会学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三期数据，以孙代早期认知能力为结果指标，检验了中国社会情境下婚姻代际地位交换对多代教育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父系还是母系，存在祖代与父代配偶的代际地位交换，进而传递了祖代教育成就对孙代早期认知能力的影响。另外，男性在婚姻交换中的代际地位交换程度要大于女性，由此在教育传递上带来的父系祖代间接效应也要大于母系祖代间接效应，婚姻代际地位交换对维系父系社会再生产更为有利。本文在教育获得视角下扩展了多代传递的马尔可夫过程，而经典的单系模式可视为多代不平等传递的约束线，其他或直接或间接的祖代影响路径值得继续探究。

本文运用四期CHARLS数据，使用成长曲线模型探究隔代抚育对中国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轨迹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隔代抚育会显著加快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下降速度。不仅如此，这一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隔代抚育对女性的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降低男性在老年期的自评健康水平，并且随着年龄的上升，对于健康的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大。进一步考察抚育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高强度抚育才会显著影响男性老年人的健康，它不仅会降低男性老年人的总体自评健康水平，还会令他们的自评健康下降速度更快。总体而言，农村家庭中的隔代抚育回应了文化规范和家庭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中国家庭代际
关系中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与杂糅。

本研究关注我国市场化改革晚近阶段从国有部门（体制内）转向市场部门（体制外）工作的跨体制流动，考察了跨体制流动经历对劳动者主观福祉的因果作用及其中介机制。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2016、2018），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思路，将“核匹配”与回归分析相结合，主要发现为：其一，跨体制流动呈现出负向选择模式，体制内处于相对劣势的劳动者更可能经历跨体制流动；其二，经历跨体制流动（从国有部门流出到市场部门）对劳动者的主观福祉产生了幅度较大并且统计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三，针对“主观福祉之失”，以社会保险和住房补贴为代表的经济机制、以人际关系和主观地位为代表的社会心理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有助于为当下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以往研究多将劳动力高流动作为平台特点，考察其强控制、低保障对正规雇佣的弱化及其导致的不稳定性，而本研究则将劳动者纳入进来。基于对外卖平台的田野调研，本研究指出，高流动实际上是资本管理和劳动自主性二者结合的产物：平台为商业经营目标而设计的组织管理相对重技术而轻劳动；而劳动者以“循环流动”“高价兼职”等行动进行回应。于是，平台劳动流动实质上超过了资本单方面的预期和控制，不仅造就劳动的不稳定，同时也给平台经营主体特别是代理商及其站点带来持续压力。“流动”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平台多主体之间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而这种互动尤其揭示出复杂的平台组织管理并未消除甚至创造出了劳动者自主的空间——后者虽有其局限性，但仍以新的形式在出现。

权责失衡并不是基层治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而是体制特性决定的治理状态。有价值的讨论是如何基于这一状态实现治理方式与治理目标的统一。本文以一起民间纠纷为研究案例，揭示基层政府如何将“体制势能”转化为“治理实能”以实现治理活动中的权责均衡。这一转化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行政吸纳、利益吸纳的方式使基层政府、村干部和村民并行于同一行动链条中，本质上是国家与乡土社会的重连。而这一重连必须抓住两方面关系：其一是基层政府与村干部的连结，其二是村干部与村民的团结。前者指向了公共性如何与社会性衔接，而后者则意味着乡土社会应如何实现从社会性向更有秩序与力量的公共性的转化。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韩国超本地化二手交易平台 Karrot 的中国青年用户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交网络激活和强化“附近”的机制，研究发现：其一，语言强化、惯习同频的文化接触机制激活了“附近”，中国青年得以提升韩语水平、增强文化自信、拉近与韩国社会的心理距离。其二，义务型互惠和分享型互惠的双重互惠机制强化了“附近”，中国青年通过发布-浏览、买-卖与赠予-受予关系，与“附近”的人逐步生成互惠关系，社会融入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提升。本研究与“附近”、社会融入、社交网络、社会资本等相关研究进行了对话，可为个体流动、社区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本研究对南方某市三所监狱的1494 名犯罪者进行调查，旨在从“家庭变故-犯罪性”和“被害经历-犯罪性”两个维度来考察不同
性别犯罪者的成年创伤潜在类型及其与首次犯罪年龄和再次犯罪卷入的关系。结果表明，犯罪者存在三种成年创伤潜在类型，流动身份、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经济条件对不同性别犯罪者的成年创伤潜在类型分类有显著影响，女性“中创伤型”和“高创伤-高被害型”更可能在中青年时期首次犯罪，男性“高创伤-高变故-高被害型”更有可能再次卷入犯罪。应重视不同性别的个体在家庭变故和被害经历上的创伤风险，建议根据不同成年创伤潜在类型犯罪者的特征与犯罪形态表现，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及预防。

数字平台在规模扩张过程中，一定程度跳出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限制，但遭遇了激增的社会成本。不同于以往的企业，数字平台是线上交易市场的组织形态，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基于社会运行理论的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关系到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处理不善容易引发大规模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要经常回应各方对其市场规则的质疑；而作为数据和技术的集成方，它关系到国家数据安全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所以在经济活动中需要凸显公共性、协调性、公平性和安全性，担当起更多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数字平台扩张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成本、利益协调成本、市场管理成本、国家安全成本。社会成本概念是理解数字平台扩张过程、策略以及规模边界的钥匙，是理解数字时代平台市场结构形成机制的重要社会学概念。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走出去”，大院式居住空间也出现在海外。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家”的空间研究为切入点，对某国有企业在坦桑尼亚的居住空间进行微观呈现与分析。研究发现，驻外国企的居住空间自上而下被集体主义打造为“公家”空间，但这个“公家”在与外部社区及内部居民的遭遇中发生了变化，生成了内涵更加灵活的远方的“家”空间。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前儿童家庭将一些非学科类的课外益智活动视为获取“幼升小”优势的新路径。本文利用 2022 年长沙 822 名学前儿童数据评估了课外益智活动的认知效能，研究发现：课外益智活动并不总是能转化为幼儿认知优势，其认知回报在小班阶段显著，而中班后则不显著；课外益智活动可通过提高幼儿的“专注力”间接提升认知回报；益智活动对中低收入家庭儿童认知发展有较大“补偿作用”，但在高收入家庭的儿童中边际收益较低；益智活动时间投入过多对认知发展有“反噬作用”。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 年的数据，构建了“体制分割-经济资源/社会网络-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框架，深入讨论和验证了体制分割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多重中介机制。实证结果发现：（1）体制分割导致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相比于体制外，体制内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优；（2）体制具有庇护效应，具体通过经济资源和社会网络的有效中介机制为老年人带来正向心理健康回报；（3）经济资源路径的影响效果大于社会网络路径。

经典的参照群体理论等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但并未建立一个对形成机制进行整体性解释的理论框架。混合参照理论结合参照群体、支配关系等理论，建构了一个包含结构与关系在内的理论模型。该理论由五个参照操作组成：相对剥夺感、相对获得感、支配获得感、支配剥夺感和熟人效应，个体通过对这五种参照操作的不断实践及与他人进行的参照，形成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1—2021 七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证实了混合参照理论的五种参照操作对测量个体主客观阶层偏差的“阶层认知差”所具有的解释力，发现了不同性别、不同支配地位的个体在参照操作上的差异，证明了混合参照理论解释主观阶层认同形成机制的效力。混合参照理论扩展了已有参照理论的适用对象和参照对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参照模型和过程性解释。

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化趋势明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本文探究了高考志愿咨询市场的缔约过程，并以嵌入性与关系运作视角对交易的目的、性质和达成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考志愿付费咨询市场嵌入于制度环境，伴随着制度变迁形成了独有的交易条件与信息优势，因而能够提供经济最优策略。在其缔约过程中，交易的达成高度依赖合同双方对关系位置与文化观念的塑造，通过对“老师”这一社会角色的建构，咨询机构在模糊“委托-代理”关系的同时获得了制度解读的合法性，进而实现信任维持与风险规避。但在市场逻辑作用下，个体在志愿选择中的主体性被进一步削弱，可能导致社会系统性的偏好转变与结构性的教育资源错配。本研究揭示了市场参与下高考志愿制度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与实现机制，对深入理解市场在教育等非经济领域的运作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盖章消费作为新兴的消费现象，反映了消费者既重视消费品又重视消费过程，既希望体验个性化又希望得到制度性强化的特征。本文以实践范式为研究视角，以贝克“制度性个体化”理论为分析框架，认为盖章消费是基于主体流动而发生、借助制度化消费工具介入消费过程，通过收集流动性标记以实现旅行体验实体化的消费实践。盖章消费体现了消费者在差异化旅游情境下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制度化需求背后是“自我”对现代性风险的应对，制度化与个体化的平衡则是对秩序紧张的调适。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 年数据，从社会分层的视角考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城镇居民在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效度中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城镇居民，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概率越大，月度缴存金额也越高；在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城镇居民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城镇居民金融素养更高、信贷能力更强，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概率更大，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的概率也更大；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显著提高城镇居民的住房资产，并且这一正向影响对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城镇居民越明显。本研究揭示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的社会分层逻辑，及其对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和住房不平等的潜在影响，并就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通过深描某数字平台企业开发的治理小程序在一个村庄从零用户转变为高活跃的社会过程，本研究从村庄视角出发，尝试揭示外来技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外部动员的情况下在本土社会扩散的逻辑与机制：首先，线下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观念为线上治理小程序的应用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与村庄适配的产品设计是数字平台得以顺利“入场”的技术基础。最后，“政务平台化”和“平台敏捷化”这两个关键机制使其得以激活。本文不仅将外来数字治理平台在乡村自下而上的扩散这一经验现象概念化，而且在机制解释层面突破了国家中心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范式，把技术的独立特征以及技术与社会的互构带回了分析的中心，为村庄治理策略制定和平台产品开发提供了启示。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