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社会性是时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通常假定时间标准的同步性和共享性，较少讨论时间同步的产生条件与表现形式。以共时性来指代不同主体共享时间标准的性质，我们可以考察它的多种路径、层次、特征、范围与稳定性。区别于唯我论者的不可同步假设和先验主义者的普遍同步假设，社会学家在共时性上的立场普遍体现出建构性。依据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可以将共时性划分为主体间性、社会约定和生态-事件三种取向。共时性包含形式共时、内容共时和际遇共时三个层次，涉及个人、群体、国家乃至世界范畴，不同类型的共时性在稳定性和再生产过程上存在差别。思考共时性不仅有助于澄清时间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也为反思数智时代人类生存状态与社会时间节奏奠定了基础。

“嵌入性”是经济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核心理论视角，一直被视为该领域对经济研究的重要贡献。尽管嵌入性范式影响深远，但其在具体应用中时常面临如何更深入地揭示经济过程的内在机制以及有效回应主流经济学理论挑战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本文梳理了 21 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学在“嵌入性”范式陷入困境后的三个新的研究方向：关系运作、述行性和经济化，分析了它们各自如何拓宽“嵌入性”范式的理论视野，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对中国研究的启示与意义。

本研究利用 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夫妻权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由女性决策支出的家庭整体消费水平显著高于由男性决策的家庭；在消费类别方面，女性决策显著提高了食品、衣着和医疗等基础生存型支出，而在发展型或重大支出上性别差异则不显著，表明女性家庭权力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领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当由女性决策支出且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差距较小时，家庭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应关注家庭内部权力结构，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促进夫妻在职业与家庭责任中的均衡分工，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推动居民消费增长。

英国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在 1962 年对阿诺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概念的重新解读，成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本文通过比较格拉克曼的文本与范热内普的原著，结合两位学者的生命历程、研究方法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了格拉克曼对范热内普理论的批判性再造，特别是两者在仪式与社会研究方面的根本分歧。同时，本文也关注两位学者在创作过程中对虚构与想象的运用，揭示了他们对学术体制和知识生产机制的反思，及其个人角色的投射。本文强调经典文本在当代学术传统中再创造和再解读的重要性，为重新审视学科经典及其背后的思想脉络提供了一种路径。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阿赞德研究是探讨“土著如何思考”的经典著作，该研究通过分析巫术和魔法，展示了阿赞德人如何通过巫术和魔法理解灾祸发生的因果联系。本文尝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理论框架下梳理阿赞德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阿赞德研究融合了结构-功能论与年鉴学派的方法，同时凭借丰富的田野素材，在后来的语言转向、历史转向、写文化、伦理转向与本体论转向中都得到了关注。今天的研究者需要关注阿赞德研究如何在学科史的变迁中被不同理论接纳、吸收和理解。魔法与因果关系的联结揭示了非西方理性与人类思维运作的重要规律。中国人类学应该从这个自身较少关注的领域看到人总是从最习惯的语言、逻辑和道德解释周遭世界的变化，以魔法和巫术思维为逻辑的信仰实践在世界很多地方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

本文基于费孝通早年的作品和新近发现的他求学时期的档案，探讨了他如何回应功能主义范式在解释社会文化变迁时的局限，形成“发挥功能的传统”与“引发变迁的外部势力”二元分析视角。他从传统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出发，以“活历史”概念为基础，将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非洲文化变迁时探讨的“三栏法”改造为研究乡土社会变迁的“四项法”，并将其应用于《江村经济》和《茧》的江村蚕丝业分析。这体现了费孝通早年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方案的重要探索和理论自觉。

本文借鉴“实验室研究”的思路，通过剖析医生的诊断技术来理解精神疾病的临床建构，进而探讨一种有别于在社会层面追踪诊断类别之形成历史及社会后果的研究思路。在将各种身心苦痛从含混的、模糊的、未知的状态，转化为可以清晰命名、加以治疗的精神障碍的临床过程中，既存在着国际诊断标准、专家共识、测评量表等标准化诊疗工具，又贯穿着临床医生的匹配、转译、降噪等技术操作与逻辑。诊断既是社会行为，也是技术行为，分析诊断技术意在为既有讨论补充医生及临床技术视角，从而丰富对精神疾病建构论的理解。

本文关注了不完全合约条件下事后调整中的底线探寻行为，采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分析框架，探讨合约参与者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进行博弈的机制与策略，尤其是在利益与规范交织的情境中，行动者如何通过信号传递与策略互动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跨文化合约参与者各自的底线并非双方的共同知识，而且通常是动态调整的。结合多个子博弈模型与实地案例，本文探讨了博弈中涉及的底线突破、差序底线、多元底线的转换等现象，揭示了跨文化博弈中的互动复杂性与策略选择的重要性。双重博弈模型对于不完全合约下的事后调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复杂环境中的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启示。

知识社会学在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深 入分析，但一直以来却鲜有关注动态的社会进程与知识的跨国接受间联 系的研究。通过分析英格尔斯与福柯在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知识生 产中的接受过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间的共变趋势，可以发现：首先， 从社会学家影响力变迁的角度看，重建伊始名噪一时的英格尔斯的影 响力在逐渐下降，而早期寂寂无名的福柯的被提及频率却在逐渐上升。 其次，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对现代化的渴慕与想象随社会转型或改革 的深入而让位于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回应。最后，上述社会进程与理论家 的接受过程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持续的特征。这一双动态研究框架为理解现代化如何塑造知识生产和理论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 2024 年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数据，运用潜剖面分析识别出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四种模式：强双重信（45%）、温和双重信念（35%）、绩能主导型（16%）和结构主导型（4%）。其中，持双重信念的青年认为绩能性因素（努力、能力等）与结构性因素（家境、关系等）对取得经济成功同等重要，持绩能主导型信念的青年则强调绩能性因素的主导性作用，而持结构主导型信念的青年认为经济成功主要取决于结构性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其信念模式，持不同信念模式的青年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态度亦呈现出系统性差异。本研究揭示了青年社会分层信念的多维特征与复合模式，为理解当下青年心态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环境社会学长期聚焦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环境维度议题，而对自然资源维度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薄弱。以自然资源为切入点，本研究整合农村社会学、资源科学和旅游管理等领域的相关成果，梳理了近年来自然资源治理、依附、保护与开发等核心议题的研究脉络，厘清了学界在“自然资源-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主要进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反思社会学的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对自然资源的知识生产过程展开批判性反思，揭示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隐性偏见。基于上述反思，本研究提出了“环境-资源”双维分析框架，强调将自然资源的社会性议题与环境维度并置考量，推动环境社会学从割裂状态走向融合，以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基于 CGSS2021 数据，探讨了环境治理绩效感知对个体公共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个体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积极感知能够促进其公共环境参与行为，这主要通过环境效能感、环境责任归属、环境风险感知和环境关注度四种机制发挥作用；（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感知的作用路径不同：中央政府主要通过环境关注度影响个体环境参与行为，而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环境风险感知发挥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公众对环境治理绩效的感知在公共治理与个体责任之间的桥梁作用，为提升环境治理水平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活跃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萨丕尔，在美学探索中发展了博厄斯学派的文化理论，其中“形式”与“创造性”是关键词。萨丕尔探讨形式与创造性的文化理论应被置于其艺术实践与美学探索的语境中理解，萨丕尔与本尼迪克特结合形式与创造性讨论个体与文化关系的微妙区别也值得在学术史脉络中辨析。虽然博厄斯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早已成为人类学界的常识，但细观萨丕尔、本尼迪克特这样的代表人物，其文化观念不乏与相对主义形成张力之处。挖掘博厄斯学派的理论遗产，有助于管窥 20 世纪初美国人类学何以包容科学与人文艺术、强调人之为人的整体性，对中国人类学也不无借鉴意义。

既有研究强调社会基础对于理解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但主要聚焦观念、伦理等抽象维度，对其结构化特征分析不足。本文以舒溪县本土产业与招引产业的发展差异为切入点，聚焦县域劳动力结构的具体特征，探究劳动者观念与劳动力结构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舒溪县存在二元产业格局，本土产业和招引产业虽面对同一个县域劳动力市场，但在劳动力适配方面差异显著。本地人口中的子代劳动力、亲代劳动力和祖代劳动力对两类产业来说其可及性和稳定性呈现代际异质性，该特征的形成机制与舒溪县既往的产业发展路径及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县域劳动力结构特性的深入探讨，揭示了中西部县域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有助于明确县域产业发展的困难、挑战和出路。

基层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兼具市场性和社会性。文章结合川南湖镇的茶叶收购案例，分析“农户-贩子-茶厂”这一市场链条中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逻辑，揭示了开放市场体系中的熟人市场形态。贩子以人情互动策略竞争市场范围，却可能软化交易的质量标准，堵塞市场链条，进而须通过灵活开放的交易策略实现风险控制。基层市场链条不同环节的社会性存在差异，且与市场性形成不同的适配方式。根据交易场景平衡社会性与市场性的关系，才能保持市场链条的弹性，进而在开放市场中建构灵活包容的交易秩序，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渐进性变迁。

数字技术革命引发了世界体系、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深刻变迁。以往研究并未特别关注驱动数字社会发展的力量。本文旨在分析国家所处的体系情境与社会情境是如何导致差异化的数字社会发展战略，并对全球数字竞争结果产生影响的。研究发现，滴灌式精准发展战略与总体式动员发展战略有效激发了数字用户国的社会需求，为其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供了社会基础；而筛选式外包发展战略则使社会在创造与获取数据价值的能力上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并导致了消费者惩罚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各国在数字时代的路径选择与竞争结果提供了基于情境动因的解释框架。

本研究通过构建算法赋能分析框架，剖析短视频平台算法迭代的内在逻辑及其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妇女直播带货的赋能效应演变机制。算法迭代并非平台在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间权衡的结果，亦非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在环境、组织与技术共同驱动下，平台与用户依附关系转变后的阶段性策略调整。在规模扩张期，平台算法与农村妇女特征相契合，形成内外协同互动，产生显著赋能效应。而在规模巩固期，算法技术门槛提升，农村妇女因资源与能力不足难以适配，赋能效应趋于弱化，但部分农村妇女借助家庭、社区及政府支持，成功抵御算法“规训”，获得持续赋能。

本文回顾了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北镇田野调查及主要发现，从经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当地箱包专业市场的起源与结构、“家户工厂”的制度安排、“家户工”的行为逻辑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进行了再分析，并分别指出了当时调查的局限和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方向。在结论部分，讨论了经济社会学的两条路线、判定田野调查数据的衡量标准、重访的必要性以及理论重构的意义。

本研究基于 2008—2018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二，企业拥有潜在性和动员性两类社会资本，就促进企业履责效应而言，后者显著强于前者；第三，企业社会资本的履责效应受市场理性约束，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其正向作用减弱，但随着时间推进，其正向作用增强。本研究为理解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有效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既有外卖骑手研究多聚焦于平台劳动控制和劳动者的协商/反抗，具有显著的生产中心性和劳资二元论特征。本研究基于对听障骑手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该群体不像常人骑手那样多将外卖工作视作过渡，而是从中获得了积极的劳动体验，形成了强烈的职业认同，并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个人社会身份的积极转变。残障劳工群体在成为骑手前后社会关系及相应认知的变化表明，应从不同特质劳动者的自身视角与体验出发理解数字劳动价值的多元性。

本文勾勒出中国艺术市场的结构模型，它由“全球-中国”“官方-职业”和“制度-民间”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全球-中国”子系
统呈现了艺术品和艺术家在我国与全球市场间流动的过程，以及文化中间人和“中国性”的文化意义在其中的关键角色；“官方-职业”子系统突出政府主导和职业市场主导的两套艺术制度的相对独立和共存，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制度化的艺术界；民间艺人、手工艺者和自学艺术家维系着小规模的民间艺术社群，他们相对独立于制度化艺术界并发展出各异的运作逻辑，构成“制度-民间”子系统。最后，本文回应了这一结构模型在经验和理论范式上的解释力和包容性，提炼了三个子系统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逻辑，并在回顾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感的基础上强调中国艺术市场研究的学科对话潜力。

本文从费孝通的城乡心态秩序理论出发，提出用“城乡性”刻画位育于城乡融合社会而生发的理想心态秩序，旨在化解“现代性-城市性”与“传统性-乡村性”的二元对立。传统中国的城与乡是连续统一的关系，在心态层面体现为城乡居民共享共通的地方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分别对应城区与乡区、家庭与事业、人文与自然的融合。这三个维度在当前的城乡融合进程中既有传承也有转化，共同构成新时代心态秩序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形态。

本文基于对快时尚行业的田野调查，呈现并分析了由订单“缝合”起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以服装快销品牌为代表的主导公司、贸易公司和成衣厂在生产组织管理和劳动控制中的协作，及其构建起的工厂政体复杂的、非类型化的特征。整个生产网络而非单个企业建构了工人对订单而非基于计件制赶工的同意；多层级生产体系强化了劳动控制的专制属性；贸易公司使得直接生产场所的劳动控制外部化，并进一步导致了工人原子化。本研究为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劳动控制图景。

本文基于 2023 年中国软件工程师调查的数据，以软件行业中行政人员、工程开发岗和智能科研岗这三个数字技术介入程度依次加深的岗位人员为研究对象，从工作弹性、工作团队、工作认知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控制其所在工作机构所有制属性的影响后，本文发现，数字技术的介入带来了模块化的工作特征。即与传统流水线生产的产出标准化模式不同，模块化生产表现为功能导向的输入标准化，并相应形成了架构中性化的目标管理模式。

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融合自然语言处理的计算扎根理论为质性研究开辟了新路径，但其应用规范与边界仍存争议。本文基于经典扎根理论，整合词向量字典扩展技术，构建了敏捷化的计算扎根理论操作框架，并以学生评教文本中教师魅力的性别刻板印象分析为案例，探索并优化该框架的应用。实证表明，此路径通过透明、可迭代的计算流程，在显著提升分析效率的同时，较好保持了质性研究的解释深度，实现了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的融合；又能在扎根文本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研究者的理论敏锐性，提供兼具敏捷性、透明度并能实证检验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最后，本文从方法论层面反思了关键问题，旨在为大数据时代的社科文本分析提供一种规范、可参照的操作范式。

既有关于家庭结构形态对农村儿童教育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存在对父母缺位笼统处理、对祖辈同住补偿效应缺乏比较、对子代非认知能力传导机制重视不足等局限。本研究重点分析和比较了家庭结构缺损（父母离婚或去世）与家庭结构离散（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都会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且家庭结构缺损的负效应更强；祖辈同住可以缓冲家庭结构缺损对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但对离散家庭的补偿作用有限；非认知能力构成家庭结构缺损和离散影响农村儿童学业成就的中间机制，但二者的具体作用路径不同：家庭结构缺损主要通过影响情绪稳定性影响学业成就，而家庭结构离散主要通过影响尽责性影响学业成就。

本文系统梳理了阿兰·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理论，聚焦其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行动观与社会变迁逻辑。首先，行动社会学将社会行动置于理论中心位置，视其为行动者重构社会意义与规范的创造性实践。其次，行动社会学阐释社会变迁的场域与动力，揭示集体主体通过社会性运动争夺历史质控制权、推动结构性变革的机制；同时提出“社会学干预”方法，以识别并催化集体行动的变革潜能。最后，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危机，行动社会学转向关注“主体化”机制，强调主体在抵抗异化、重建团结中的核心作用。由此，行动社会学构建了联结个体解放与社会转型的分析路径，不仅深化了对社会生成与变迁机制的认识，也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主体性的迸发与新行动的涌现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留守经历对个体教育发展影响深远且具有差异性，剖析其内在机制有助于增进对留守经历者教育发展过程的理解。本研究基于 20位有留守经历的农村“80 后”的自传和深度访谈，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回溯了他们的教育发展过程。留守是一种不稳定、教育支持不足，且个体差异较大的早期生命状态，它与受访者教育发展轨迹的关联路径可归纳为良性循环、危机转化、劣势累积、连锁传递四种类型；受访者的教育发展动力源于其内化“父母缺场”的积极解释，监护人、师友等外部支持是促进其教育发展的维系力而非根源性动力。在优先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倡导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当下，增强留守者对父母空间缺位的积极认知、构筑稳定的早期教育支持网络将有助于留守儿童教育高质量发展。

儿童疾病照护超越了身体照料，需兼顾儿童成长发展。本文基于对唇腭裂儿童照护的田野调查，探讨了以实现“正常生活”为目标的照护实践。研究发现，医务人员、母亲和孩子均通过展演不断重构照护脚本。医疗情景下，医务人员以行动传递对唇腭裂的接纳态度，重塑家庭对疾病的认知，奠定家庭展演的基调。进入家庭情景后，作为核心照护者的母亲展演“平常心”，一边将疾病“寻常化”，一边管理自我情感以维系家庭关系。患儿则出于情感回馈参与共演，与家人共同塑造并维持对“正常生活”的认同。对这种“展演正常”的照护实践的分析，将戈夫曼的理论拓展至长期的亲密互动场域，为理解疾病照护中的动态互动、情感面向以及行动伦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纪念碑性指的是物质形态及其符号实践能够生成并承载公共纪念意义与集体记忆的内在属性，蕴含着符号永恒性与日常生活当下性之间的张力。本文以玉临岛为典型案例，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讨岛屿纪念碑性的多义建构过程：空间表征方面，玉临岛经历了地理空间、经济转型等方面的中心-边缘变迁，展现出历史叙事中象征秩序与身体经验之间的复杂交织；空间实践方面，地方治理表现出柔性特征，包容、引导和塑造岛民身体惯习与游客身体感知；表征性空间方面，岛民以多元社会时间展开具身化日常实践，不断重塑纪念碑性。本文深化了纪念碑性概念的社会学意涵，为理解当下社会空间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本研究以北非某中国家电企业为案例，分析中国跨国企业 内存在的看似冗余的孪生结构的形成、运作与固化机制。研究基于“委托-代理”视角，运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分析框架，尝试构建跨国人力 资源配置的决策效用模型，以揭示决策的社会过程。研究发现，跨国企业 经营目标兼具战略统一性与经营地方性，当东道国人力资源存量难以适 配企业跨国经营目标时，委托人倾向于在组织内部建构“孪生结构”，通过 两个族群成员间的“区隔式合作”实现跨文化协作。然而，在规范不同和 相互了解有限的互动情境中，微观层面的标签化印象强化与负反馈信息 传递受阻，可能导致孪生结构长期固化。 

既有研究主要从规模经济效应、政府行为、城乡差异、城镇化与家庭的关系等视角探讨城镇化问题。本文则以上海市出租车司机为例，尝试进入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揭示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微观机制。来沪务工的出租车司机为助力子女完成学业、组建家庭而努力工作并进城购房，呈现出显著的家庭韧性与代际托举的特点。这一特点源于家庭内部的深层联结：一是成员间天然的情感牵挂；二是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三是生命延续与家庭传承驱动全家围绕购房等城镇化关键任务团结协作，并成为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在既有城乡关系结构下，家庭情感、责任与代际传承共同成为城镇化的一大推动力，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路径。

基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本文探讨了现代性条件下知识与抽象系统之间的二元悖论：一方面，作为实践的核心媒介，知识提升了个体能动性；另一方面，由于抽象系统的脱域过程的存在，知识又强化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然而，知识分配的不对称及对专家系统的依赖，限制了个体反思能力与对社会结构的改造，导致认知困境的形成。在人工智能时代，需特别关注知识权力关系对社会稳定与变迁的深远影响，以深化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技术风险的理解。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下乡与农民进城并存，对村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对云南省弥村的田野调查，以农民家庭为核心分析单位，从农业生产、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三方面，探究村庄社会结构变迁与伦理延续的逻辑。文章提出“行动伦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的同心圆发展模式，揭示了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作为内在驱动力，促使社会变革与乡土价值体系相互调适，形成传统伦理与现代制度的共生机制。这一发现为理解城乡互动逻辑、构建突破“传统-现代”二分的本土化发展理论框架提供了微观视角与经验支撑。

当前学术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或聚焦其中国传统文化复兴问题，或关注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的乡村结构与伦理调适等问题，而忽视了作为乡村建设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建设及其文明论意涵问题。在近代中国遭遇重大文明危机的背景下，基于对农业生产特性以及中国小农生命力的理论认识，梁漱溟提出以乡农学校为支撑框架、以农业合作社为中心推进农业技术发展与农业金融发展的农业改革方案，并将其付诸邹平乡村建设实践。从文明论视角看，该方案蕴含着中西文明比较下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识，以及以涵养中国文明的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文明重整意涵，力图走出一条以中国理性精神为根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人类发展道路。梁漱溟的农业建设相关探讨构成了农业社会学的中国传统之一，重返其农业建设方案，亦有助于从农业社会学视角深化对农业发展与文明建设关系的认识。

本文基于对旅德华人音乐家的研究，提出“观念-关系”互构的理论模型。倾向于采用中国风格的音乐家因其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更易与商业及政府机构建立关系，由此内化“大众化的古典音乐”观念，发展为“跨界大众派”音乐家。而回避中国风格的音乐家则更可能因其抽象且先锋的风格而获得学院专业精英的支持，进而内化“精英化的古典音乐”观念，成为“先锋精英派”音乐家。本文为探讨社会关系与观念结构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以独特案例拓展了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