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第4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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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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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一个美国学者的观察与思考

  维克多·倪 王玉君（译）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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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自身成长为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者的经历出发，我开始反思经济社会学及其在理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崛起中的作用。市场转型理论建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经典文献等“巨人的肩膀”之上，考查的是大型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能够持久存在和变化的前因后果。本文首先概述了国家结构的起源，并聚焦于能为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提供分析框架的国家理论。然后通过对汲取性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的比较，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既没有休克疗法也没有政权更替但中国却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崛起并且出现了新兴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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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转型：国民安全感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俞国良 王浩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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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感”这一概念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本文结合大规模网络调查数据，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国民安全感的现状与特点，进而从社会转型的背景对国民安全感缺失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发展与改革是影响国民安全感的双刃剑。最后就如何提升国民安全感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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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途径、机制与能动性初探?

  曾向红 陈亚州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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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了抗争政治研究中一个亟需认真研究但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依据抗争主体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衍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所作的不同回应，本文将抗争政治划分为“情绪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它们各自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途径与机制，并将它们分别提炼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此外，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与其实现社会变迁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受到自身动员规模、策略选择、组织水平等社会运动内部诸要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水平中任何单一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社会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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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主义传统与法制理性：国家处理社会矛盾的“双轨制”——来自华北X县的案例观察

  马原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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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至今，在矛盾化解和权益救济领域，尽管法制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对当代中国的基层民众而言，上访显然仍是更加简单、便利且更具潜在收益的选择。本文以信访和诉讼为例，讨论国家应对社会矛盾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大众主义与法制理性两种政策导向的“双轨制”特征，以及这种双轨模式如何影响了基层民众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策略选择。本文的案例与讨论揭示出，在权利救济领域制度化与大众主义的紧张关系可能造成法治精神在文本和实践上的脱节：正式制度之外的基层信访巩固了行动者对于行政权威的认知，排斥了作为权益救济途径的诉讼与正式规则制度的作用空间，使“权利”、“法治”等沦为策略性的说辞而非切实可行的维权武器。这不仅可能造成政府公信的流失，也阻碍了现代、理性、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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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社会建构与治理转向

  陈阿江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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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建构主义视角的环境问题研究，超然于环境问题的物质状态与环境治理。区分环境问题的物质状态、技术呈现及社会关注，认为技术呈现与社会关注既有关联又相对分离。环境治理实践中“去问题化”策略，旨在解决社会显现度较高的环境问题，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民标”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突显了环境治理的社会特征，即从单向度重视国家和技术到多向度重视国家-社会、技术测量-民众感受。
探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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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祉框架下中国农民时间利用指数测算研究——基于中国农民抽样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檀学文 吴国宝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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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利用是多维居民福祉概念框架下的重要维度，但是受时间利用指标自身性质的限制，时间利用指数的构建一直处于薄弱状态。论文根据居民福祉和复合性指标构建的有关理论，尝试构建作为福祉的时间利用指标体系和指数，利用中国农民抽样调查数据对该指数进行测算，并将所构建的时间利用指数应用性地用于实证分析以进一步评估其质量。结果显示，所构建的时间利用指数具有较好的统计稳健性和福祉表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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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视角下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研究

  白乙辰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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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鄂尔多斯地区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给出立足本学科知识体系的解读。随着金融社会学的兴起，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对金融领域的社会现象展开分析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本文将基于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实地调研，从信任的角度对该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借贷现象加以解读，尝试对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信任变迁给出一个合理的阐释。笔者认为，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传统建立在关系信任的逻辑基础之上，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源于以关系信任机制应对现代性风险而产生的风险失控，以及由于系统信任缺失所导致的风险内聚。在后危机时期的鄂尔多斯金融市场中，关系信任机制并未完全失灵，而是延续下来成为系统信任建构的启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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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划分的理论旅行：中国同性婚姻再思考

  李琪 罗牧原

  《社会学评论》. 2016, 4(3):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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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渐渐浮出水面的同性恋正统主义将同性恋者对亲密关系的追求带入了一个悖论状态：一方面，非婚性行为是主流价值观所排斥的；另一方面，同性婚姻对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说又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本文以对中国同性婚姻的分析为基础批判性地检视公私划分理论。首先引入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强调中国社会中公私边界的伸缩性与相对性，来批判性地分析同性婚姻讨论中关于国家的角色以及对家庭的想象。随后，借鉴巴特勒、涂安娜等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口号中被坐落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置换成更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隐藏在普通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态度背后的知识/无知的后果。这是一场公私划分穿梭于不同世界之间的理论旅行：从西方到中国，从特定的（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到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在不同的世界中理论找到了拥有着不同的特质的不同的自我，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自我为我们阅读、使用、发展社会理论打开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