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5-5154 CN 10-1098/C

2018年, 第6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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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与治理
  • 李强 陈孟萍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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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19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就是说,在社会治理中要特别加强基层社区治理的工作。本文通过对台湾M县的案例研究,分析了中国台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本研究指出,台湾的基层社会治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参与主体,其一是作为居民参与载体的“社区发展协会”,其二则是发挥政府基层行政功能的“村里”机构,两者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两者互助合作的前提之下,台湾的基层社会治理往往能够良好的运作,但是,当两者发生冲突与竞争关系的时候,基层社会治理又往往遇到很多难题。最后,本文还从对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视、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政府与社会调节的关系和如何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等四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 张龙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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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民种地实践和行动逻辑方面有“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的经典理论。这一经典论述成为部分研究者探讨当代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理论基础。但“道义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理论可作为分析工具,却不应成为我们对农民认识的限制。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在种地实践中是否改变自己的种地行为,既非完全受生存伦理制约,也非完全由经济理性影响,而是在充分考虑参照经验基础上进行的选择,其所遵循的是一种实践逻辑。现实经验提醒我们要关注农民身处的综合情境,关注不同农村和农民所处具体环境的特殊性。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当代农民的农业实践活动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
  • 赵璐 刘能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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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沿用“资本-劳动者-消费者”三方关系的劳动过程分析理论,基于o2o平台经济的技术维度引入,试图在已有文献梳理和深度访谈中分析互联网技术影响下外卖行业的用工模式,探讨劳动过程中资方支配和劳方抗争的新形态。研究发现:外卖行业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不断形成弱契约性的非正式劳动关系,在超视距管理为特征的多元主体强控制下,劳动者形成“扁平化”的社会网络关系,进行着非人性化的情感劳动实践,体现了数字鸿沟的隐性特征:享受互联网红利的同时也进一步固化了二级劳动市场中劳动者的底层位置,同时,通过在劳动过程讨论中引入性别分析机制,呈现了外卖行业的男性劳动者社会结构特征的特殊性,使得该行业成为凸显“男性责任”主体性意识的职业典型。
  • 许庆红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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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考察了流入地特征对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的影响,并比较乡-城流动家庭和城-城流动家庭的差异。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家庭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因为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较大,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就业概率,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服务。同时,相比乡-城流动家庭,房价对城-城流动家庭不存在抑制作用,更容易实现亲子团聚。因此,伴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浪潮,政策制订者应正视流动家庭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对乡-城流动家庭允以足够的重视,为其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 差异与分层
  • 许琪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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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关于居住安排和老年人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横截面调查数据评估空巢对老年人各心理健康指标的平均影响,而本文则使用CHARLS在2011和2013两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在更大程度上考虑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首先,居住安排确实对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一方面取决于同住子女的性别,另一方面取决于不同住子女与老人的居住距离。相比之下,与女儿同住对老人的心理健康最有利,远离所有子女居住最不利,而与儿子同住和与子女相邻居住的影响则介于二者之间。其次,同一种居住安排对不同老人的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影响,与子女同住或相邻居住对无同住配偶的老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更大的保护作用。考虑到样本中有迫切照料需求且远离子女居住的老人比例并不高,我们认为,因家庭结构变迁而导致的老人心理健康问题虽然存在,但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 李升 倪寒雨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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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层意识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中产阶层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发挥,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在分析个人基本属性影响的基础上,主要从工作状况、地区差异与生活方式三个维度,探讨了影响当前中国城镇居民中层意识形成的可能因素。研究结论如下:工作状况为被雇用者、工作缺乏自主性的城镇居民不易形成中层意识,而在党政机关工作更容易形成中层意识;城镇居民的中层意识形成存在地区差异,相对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居民较不易形成中层意识,且生活在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也不易形成中层意识;相较于使用互联网等新媒介,日常生活中使用传统媒介的城镇居民更易形成中层意识;仅是“有闲”并不会对中层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需要关注的是存在于“有闲”中的消费因素。研究表明在探讨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问题上,不仅需要分析教育、收入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影响,更需要分析基于参照群体论等视角的多维度因素。
  • 探讨与评论
  • 王艺璇 刘诣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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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于格林苑物业管理区域分区故事,将该事件置于居住空间边界重构的结构性背景中,分析空间边界的生产脉络与机制。文章指出,空间边界的生产内隐于市场化的空间策略下,成为市场确立其获利范围的重要工具;同时,空间边界也是一种获取动员资源、维护共同体存续的方式,通过空间权利的抗争实现其生产过程;最后,空间边界也是一种权力的空间操演,以程序的合法性获得支配地位并实现了社区权力关系的再生产。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空间边界的多重象征性意涵,才导致了包含空间策略、空间权利与空间操演的空间边界生产过程。
  • 侯荣庭 潘绥铭
    社会学评论. 2018, 6(4):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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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性福”这个流行词汇从词义比对、理论来源、概念操作化和统计检验这几个方面进行学术化,并揭示其在21世纪前15年间的发展情况,分析其结构,提出整体测度的方法。为了检验这一学术化结果的解释力,采用回归分析证实了“性福”程度与发生外遇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反向的显著相关。最后指出;当前中国出现的“性爱婚相结合”与“三者相对分离”的对立与冲突,急需学术界对“性福”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