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5-5154 CN 10-1098/C

2020年, 第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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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谈
  • 雷洪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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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贺雪峰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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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德平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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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江红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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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龚维斌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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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
  • 黄盈盈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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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于中国变迁社会中的“性”是一个/些怎样的问题?在特定的文化、政治与经济背景之下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发展脉络?本地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于响应哪些不同的问题?基于此,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可能是: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作为在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该如何切身地思考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本文将综合相关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与认识,立足于“性”的多重边缘立场,提出“生活现实-社会情境-对话语境”这三个相互交织的分析框架,分阶段自下而上地认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性问题,力图以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议题带出更具普遍的思考与对话。
  • 杜平 张林虓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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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亲环境行为的异质性讨论中,性别视角的检视揭示出不同文化背景下性别化亲环境行为的复杂性。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从内在价值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入手就性别与中国公众亲环境行为的关系进行澄清。前者关注性别平等意识,后者聚焦环境问题感知。研究发现:女性在私人领域更加积极地参与亲环境行为,男性则在公共领域更为突出。性别平等意识对于私人领域的积极意义甚于公共领域,环境问题感知对于公私领域都产生显著影响。在私人领域中,女性得到性别平等意识的正向强化,却在更大程度上遭遇环境问题感知的负向消解。在公共领域中,男性则主要受到环境问题感知的积极中介效应影响。
  • 李黎明 杨梦瑶 李晓光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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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网络,根据属性特征与亲疏程度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别,并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基于两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追踪数据(JSNET2014-2016),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个体的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但这一效应主要通过非正式社会网络产生,正式网络的效果并不明显;(2)非正式网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个体的亲缘型社会网络,非亲缘型社会网络的效果并不明显;(3)亲缘型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居住地等身份特征的差异,相较而言,对女性、非本地居民的作用效果更为突出。总体而言,我们从文化观念的视角对以上结果作出理解
  • 唐有财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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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主义村落是理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透视农村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窗口。本文以J村这一全国文明村为例,尝试从德治的视角来理解集体主义村落的治理和发展。本文研究指出,德治体制是集体主义村落治理的核心特点,它形塑了村庄的集体主义文化认同、生产了村庄权威并且依托权威的实践运作形成村庄共同体,德治也是集体主义村落获取外部市场和国家资源的重要机制。德治权威是德治体制运作的重要行动主体,它糅合了传统的基于社区共同体本位的儒家伦理、中国共产党倡导服务人民的道德表率以及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道德等各种要素。从德治权威主导的治理模式过渡到村庄共识性道德主导的治理模式是集体主义村落延续、强化和升华的重要条件。
  • 汪永涛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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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北京市光明社区的代际合作育儿现象的调查,分析由代际合作育儿而形成的城市新三代家庭的内部组成结构及其权力关系。新三代家庭以核心家庭为本位,以第三代为中心,以家庭伦理为支撑,不断整合双系家庭的资源,以完成小家庭的抚育功能,实现家庭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而代际合作育儿之所以可能,这是受家庭伦理本位下老人人生的价值感与圆满感;老人主动构建的一种亲密关系;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情感化转向下,代际合作育儿出现了母系支持凸显的现象。
  • 袁长庚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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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记录了华北某城安利直销团队于2014年底所组织的一系列“肝胆排毒”活动,意在揭示其中身体想象与道德重塑的逻辑。文章以“排毒”活动寻找、利用“结石”为叙述轴心,试图对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具身(embodiment)”提出反思和拓展。在“排毒”过程中,身体被一种内在的异物所召唤,成为可供观察审视的对象。这种对象化(objectification)的过程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视域,并且衍生出一种朝向未来的伦理责任。同时,本文认为“具身”不是对某种状态的描述,而是一个由人与物的网络相关联的实践性、过程性“事件”。它标志着一种意义的断裂,从而驱动主体去进行自我文化的更新。
  • 谭明智
    社会学评论. 2020, 8(2):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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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田土买卖,对于个人和家族而言,都是一件大事。田土交易的前前后后,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土地及其相关社会关系的一般观念。通过利用目前已整理的清代田土契约文书、审判档案、官员笔记、小说故事等材料,从存在诸多“套话”的格式化文本中,我们发现契约文书中的社会关系并非仅由买卖双方构成,而是将更为广泛的社会行动者纳入其中。从永远为业的基本理念出发,传统田土买卖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形成了以赎回为核心的田土交易方式。恒产、恒业、恒心直接注入到单次社会行动之中,随之拓展至整个家族乃至地方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一种跨越现实时空边界的总体性契约,饱含着其所扎根社会之一般伦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