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8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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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韦伯逝世百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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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政治与道德：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殊与交叠

  王小章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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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政治与道德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是，政治需要以“正确的”价值目标来显示其道德正当性，同时，政治的有效运行与政治参与者的德性状况密切相关。在前一个方面，涂尔干与韦伯都联系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从“历史有效性”来推出“政治的”价值目标：涂尔干联系法国的历史语境把“政治的”价值目标定位于“创造、组织和实现”个人的权利，韦伯则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德意志民族的处境推导、表达了一种从“文化”着眼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价值立场。在后一个方面，分享着大众社会、民主化等共同的现代性时代背景的涂尔干和韦伯，各自把对于政治参与者之伦理德性的关注投放在了不同的侧重面上：涂尔干关心如何通过重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组织，特别是职业法团来培植型塑构成大众的利己主义个体的“集体心灵”，也就是公民德性、公共精神；韦伯则将关注的重心投放在属于少数的掌握权力的支配者一方，即官僚特别是政治领袖的伦理精神上。涂尔干和韦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话语显示了现代社会“政治成熟”的道德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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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与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以《中国的宗教》为例

  肖瑛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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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主义比理性主义更适合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界定。作为普遍主义的对立面的特殊主义的宿主是作为自然状态的“家”，如何理解和处理“家”，影响一种文明的性格和同现代资本主义的距离。韦伯的文明比较，是以比较历史社会学作为方法，一方面基于欧洲经验搭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以“家”为切入点进入作为历史个体的具体文明，由此既把握历史个体的实质性格，又使文明比较成为可能。“家”是儒教文明想象和实践伦理、信仰、政治、社会、法律和经济秩序的总体性范畴，其与家产官僚制的内在关联是韦伯理解儒教文明的基本线索。韦伯由此不仅从内部把握了儒教文明的基本性格，也从外部暗示了走出封建郡县之辩的必要性，更为可靠的文明比较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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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家的中立化及其理念——晚期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初探

  陈涛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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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韦伯看来，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不再被看作某一位君主的“家产”，官职也不被视为官僚的俸禄或私有财产，而是被看作一个与特定人员——无论是君主、领袖，还是官僚——相分离的、中立化的经营机构。通过重构韦伯对现代国家的中立化过程所作的分析，我们得以逼近这种中立化所承载的理念：“就事论事性”。只有在这一制度条件之下，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政党及其领袖才有可能进入政府，去为其赋予一个目的，同时又受到议会或人民代表的监督。无视现代国家的上述特征，就无法区分传统的家产制君主、卡里斯玛领袖与现代国家领袖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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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社会——韦伯与世纪末德国路德教神学的趋向

  张巍卓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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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置于十九世纪末德国路德教神学运动的语境，考察他的宗教社会学的社会意涵及其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通过重构韦伯的基督教社会史，我们能够辨认出韦伯宗教社会里的“社会”的多重含义，它既指一种意义赋予的机会、一套历史的发生学，也指和宗教交融的定型化、日常化的法则。韦伯选择回返历史，在比较的视野里，揭示基督教社会的宗教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分离、平衡以及融合的运动，在他看来，社会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日常化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意义，是因为它和宗教法则之间存在着相互塑造的关系。或许在韦伯的极富感召力的英雄人格之外，我们能从他笔下的历史世界获得更多启示。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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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层结构变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创新

  李路路 冯泽鲲 唐丽娜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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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治理可以被归结为国家通过建立、引导、支持一系列制度-规范，使得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能够被整合起来，而这种利益整合一般都是以某种组织化的形式实现的，这种组织化模式在深层次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阶层结构分化和市场化导致原有的以“单位-公社”体制为核心的组织化体系解体。包括社区建设在内，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的组织化体系愈来愈难以覆盖整个社会。因此，国家治理的组织化体系的创新应该由过去主要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机制为主转变为自上而下的组织化与新社会阶层（包括民间社会）的“自组织”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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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机器时代的自我认同

  翟本瑞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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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化与当代中国民众的人际信任

  胡洁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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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2005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了中国民众人际信任的变化，并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社会变迁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民众的特殊信任水平在下降，一般信任水平在上升。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显著降低了个体的特殊信任，并显著提高了一般信任。相比于2005年，2015年市场化对特殊信任的影响力降低，但对一般信任的影响力没有发生变化。研究认为，从提高整体社会信任水平的目标出发，市场化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特殊信任的负向变化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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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创业何以成功？——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柳建坤 何晓斌 张云亮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1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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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熊彼特创新模型的经典创业理论过度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这对深受社会关系影响的中国农户的创业活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将社会资本要素引入到经典的创业分析框架中，并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着重研究了金融素养与亲属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如下：（1）更高的金融素养以及更大规模和强度的亲属网络都可以提升农户的创业绩效；（2）与返乡农民相比，金融素养对未外出农户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并且亲属网络仅对未外出农户的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3）金融素养与亲属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借款行为来提升创业绩效；（4）金融素养对农户运用亲属网络选择民间借贷具有替代效应和强化效应；（5）金融可得性的提高可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素养选择正规信贷的能力。因此，在鼓励返乡农民创业的同时，应重点加强未外出农户的金融素养，完善农村家庭金融环境，优化农户创业融资结构，为农户创业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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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式协调及其制度逻辑——以B市技能人才政策制定为例

  王飞

  社会学评论. 2020, 8(3):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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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注地方政府部门如何联合党委部门共同开展协调运作问题。通过对B市技能人才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发现：受托方（地方政府）不仅要完成委托方(中央政府)交给的规定任务，还要创造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地方政府采取能动应对策略，借力党委政治权威优势，建立党政协同机制，结合常规式协调和运动式协调，重构党政部门协调关系网络。其背后制度逻辑为部门业务工作向党委准中心工作转向，技术治理为主导协调向突出政治的协调转化，最终实现协调部门间基于政治共识的有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