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9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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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国社会学的经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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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恋与现代性：作为一个起点的冯小青研究

  孙飞宇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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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上,潘光旦先生的"冯小青研究"是运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论来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名作。本文试图从潘先生早期思想出发,尤其是从潘先生在两个版本的"冯小青研究"之间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出发,梳理潘先生在这份连续多年的经典研究中的基本思考线索。本文认为,"冯小青研究"代表了早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思考框架及问题意识方面不同于传统中国文人思考的旨趣与思路,而以自恋为主题对于中国人及其现代性转变的思考,则开辟了一条少人问津的社会科学通路。最后,这一研究还表明了潘先生的典型研究态度,那就是以问题导向为研究旨趣,而非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学科或者是"古今中西"之分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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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胡翼鹏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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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迷信社会调查统计这两种社会学实践，吴文藻提倡通过社会学中国化予以补偏救弊。吴文藻将西方社会学划分为理论与事实两个部分，认为理论部分具有普遍适用性，事实部分具有文化特殊性。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部分作为一种认识工具，能够运用到分析中国社会、解释中国事实的实践之中。借助域外理论“发明”本土事实，经由本土事实“接洽”域外理论，域外理论与本土事实互构共契，既能揭示中国社会的真实面相，又可推进西方理论的更新发展，是吴文藻之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思想。用中国社会事实替代西方社会事实，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部分融会贯通生成新的社会学知识形态，是吴文藻之“化”的核心要义。吴文藻主张运用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展中国本土社区的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是贯彻实践社会学的中国化，也可建成科学的中国社会学。吴文藻的中国化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学科建设仍有启发意义，即除了发掘本土社会事实凝练中国经验,也需要学习借鉴并反思批判欧美社会学，由此才能使中国社会学既以中国文化与事实为主体，又能与已有社会学知识传统成龙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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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本、有机与演化：严复的“群学”思想探究

  马学军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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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的“群学”概念，为翻译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而来，其既是一种研究“群理”的实证科学，也是一种修齐治平和变法自强的方式。本文立足于严复的著述，从作为“学问之要归”的“群学”、以“民本论”为基础的“群学”、具有有机论和演化意义的“群学”四个方面来阐释严复的“群学”思想。严复的“群学”思想，在学科知识、自然秩序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了一套总体性的解释思路，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也影响了民国社会学家的思想。深入探究严复的“群学”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变以及中国社会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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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社会实进会：青年学生社团与社会学知识引进

  王茹薪 宣朝庆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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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社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历史贡献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在搜集相关档案、报刊文章和相关成员的回忆录、传记等资料的基础上，以新文化运动前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变化为中心进行分析，发现该组织最初是社会服务和改良性质的学生社团，新文化运动之后则发生思想转型，大力引介社会学知识，以作为社会改造的知识基础。社会学知识的引进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与制度转型的重要环节，其中青年学生群体的引介、传播功不可没。对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案例分析，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内涵的认识。
专题：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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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流动与传统性别意识——以“干得好不如嫁的好”为例

  李姚军 王杰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9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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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社会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而言，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1）阶层无效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每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阶层地位的影响已经微不足道；（2）流动无关论，认为姑且承认阶层地位与性别意识尚有一定的正相关作用，但流动轨迹不会对性别意识的形成留下明显的痕迹；（3）流动无益论，认为无论方向或距离如何，社会流动本身都会对性别意识产生消极影响。本文依托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5) 的数据，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例，使用对角参照模型（Diagonal Reference Model）的方法，分析代际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意识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同时流动轨迹、流动方向和流动距离也会影响女性的性别观念。上向流动，尤其是长距离上向流动，能够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促进社会的平等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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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织流动、市场能力与职业晋升机遇

  王建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11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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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调查数据，考察了转型期工作组织流动对人们职业晋升机遇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作组织流动能够通过“劣势补偿”和“优势叠加”两种机制分别对市场能力不同群体的职业机遇产生影响。市场能力劣势群体可以利用部门内部流动来弥补自身资源禀赋的不足，凭籍工作转换所提供的契机跳脱职业逆境的窠臼，重获职业向上流动的新机。市场优势与资源优势的相互叠加，使得市场能力优势群体在体制外的工作转换中牢牢抓住了向上流动的浮标，从而赢得更多职业晋升的机会。特别是那些迈入体制外的精英，跨部门流动为他们换来了日后职业提升的诸多可能。不过，上述两种机制并非均等，而是沿着不同职业路径各自展开：“劣势补偿”机制仅发生于较低级别的行政职务晋升之中；“优势叠加”机制更多发生于较高级别的行政和技术晋升之中。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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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利益—关系之网”与基层政策执行——对华北D镇散煤回收工作的考察

  张建明 黄政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13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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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政策顺利落实，政策执行本质上是通过执行主体整合而达到政策落地。以往人们更多关注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对政策成功执行的探讨较少，本文基于对华北D镇散煤回收工作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基层政策执行的多重机制。基层政策执行主要涉及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三重主体，乡镇干部扮演政策推动者和监控者角色，遵循任务导向逻辑；村干部担当政策落实者角色，遵循任务导向和“不出事”的逻辑；村民作为执行对象，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不同层级的执行主体对政策认知虽有差异，但通过垂直向下的层级动员机制，乡镇干部动员村干部，村干部动员村民，从而将主体统合到政策执行过程之中。除依靠正式的结构支配、利益激励动员外，执行者还将政策嵌入基层常规性关系网络中进行关系动员，亦即建构“结构—利益—关系之网”，政策相关主体嵌入其中并受到网络的制约，最终实现主体整合和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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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危机中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极端群体认同的形成

  Ying WU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15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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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引发极端群体心理，如民粹主义，如危机中的高总统支持率。本研究从群体心理角度发现，不确定情境激发人们寻找特定自我认识、认知安全感的深层心理动机，使人们通过去个人化，认同和区隔的群体认同机制，获得自我与群体原型的联结，进而表现出追逐边界清晰、规范明确、结构严密的实体性群体、威权式领导以及外部系统控制补偿。这些极端群体认同行为的出现具有边界条件，即对边缘化和被排斥感的感知。这一视角对研究全球危机及宏观社会中的群际关系、社会心态等具有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应集中在不确定性如何通过社会认同影响社会心态，以及如何利用外在制度、社会和文化系统弱化不确定性的消极心理后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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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被简单化的民众”——历史街区改造中民众主体性视角的研究

  郑中玉 李鹏超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17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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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空间开发与改造的相关研究中，存在两种普通民众的形象：抗争的行动者和功利的市民。都市运动研究者倾向于关注都市政治层面上，民众作为行动者与权力和资本的斗争；城市文化保护主义者倾向于持批判立场，认为普通民众缺乏文化保护意识，只关注住房和街区的市场价值。这两种民众的形象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是也都存在精英主义者的视野局限。作为局外人，他们倾向于忽视了城市居民的复杂性、主体性和民众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反思性能力。进一步研究应该选择从居住者的主体性视角出发去理解他们在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的选择、态度和感受，这种日常生活视野有助于我们理解普通民众为什么不去反抗粗暴的城市开发，为什么表现出对所谓城市文化的淡漠以及他们对居住空间变化的群体性追溯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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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小心”：信息不对称与照料劳动中的健康风险规避策略

  邢朝国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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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料劳动涉及雇佣双方的身体卷入，雇佣双方的身体健康状况势必相互影响，尤其是传染性疾病。但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照料劳动雇佣双方的健康信息呈现一种不对称结构，即家政女工的健康信息属于被检查、确认、登记的对象，而雇主家庭的健康信息相对模糊，依赖雇主自己主动告知。雇佣双方健康信息不对称背后包含“客户是上帝”的市场认知逻辑和“外人是家庭威胁”的安全认知逻辑，并且双重认知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使雇佣双方健康信息不对称正当化。面对雇主家庭健康信息“黑洞”，月嫂通过接种疫苗、日常生活用品与雇主家庭分隔开、留心观察雇主家庭生活安排细节等策略来规避劳动过程中可能的健康风险。研究提醒，与雇主对家政女工进行虐待导致家政女工健康损害相比，雇主隐瞒家庭健康信息对家政女工的健康损害更为隐蔽；面对照料劳动中健康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健康风险，家政服务行业需要帮助家政女工增权赋能，使其从个体化规避到制度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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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空间视域下农村陪读老人的空间困境与关系再造 ——以内蒙古巴林右旗陪读老人为例

  丁志宏 哈布尔扎萨拉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21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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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个体身体功能的衰退，以及受教育程度、资本、支持网络的限制，相对于非陪读老人来讲，从农村到城市，空间的转变对陪读老人在居住条件、身体及心理三方面产生更大压力。居住条件上，陪读老人受限于集体消费的门槛，选择居住在环境较差的城中村，感受到的压力与不适更为强烈。身体压力上，由于陪读过程中劳动强度的增加以及服从城市时间的安排，陪读老人的劳动强度有了更加显著的增强。心理压力的直接体现就是对孙辈安全和学习成绩的担忧以及对城市花销的不适应。这些心理压力的背后原因就是陪读老人角色结构从“强祖辈、弱家长”向“弱祖辈、强家长”的转变。面对空间转变带来的种种挑战，陪读老人调动自身能动性，实现了空间再造，在城市空间建构了新的社会空间“陪读圈”，“陪读圈”的建构为他们提供了情感、信息和工具支持，当然，该关系空间的形成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为此，本文为改善陪读老人生活质量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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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尔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论《自杀论》中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

  杨修业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2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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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涂尔干的社会有多种方式。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作为物理力量、观念力和情感力的三个面相。物理力量主要体现在涂尔干解决“拒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的困境，而观念力和情感力则用于解决个人如何融于社会之中又同时保持其个性的难题。社会不仅具有个人难以左右的外在客观性，还能作用于个人内心，通过观念力和情感力激发个人对社会的热情和崇敬之情从而获得神圣权威。在此，情感力作为集体欢腾、集体热情的一面得以影响个人。而《自杀论》则体现了社会作为情感力的另一作用方式：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失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并通过情感力将这种社会病症传达到个人身上。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不仅成为自杀者所持有的情感基调，同时也是现代人独有的情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