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5-5154 CN 10-1098/C

2021年, 第9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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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王建民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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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任何止于局部观察的研究可能都无法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塑造了瞿秋白的社会学观。瞿秋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社会”看作由“互动的关系”构成的“现实的总和”,将社会学视为“总体性”社会科学,注重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迁的规律性。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处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阶段,重识其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源流及其当代发展的得失。
  • 刘迟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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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的“丁费之辩”,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丁费之辩”中,费孝通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具有指导性作用”,而丁克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括哲学内容,也包括社会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阐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内容体系。循着“丁费之辩”的具体论述,可以发现基于他们观点的分歧引申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系”。本文对此进行了回应,并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阐释。本文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接续“丁费之辩”之“未竟之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发展起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专题:社会学的民俗学
  • 周星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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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文化人类学颇为重视从对象社群中汲取在地文化持有者的本土概念;相比之下,民俗学则更加习以为常地使用不同地域社会中居民们方言中的民俗语汇来描述他们的生活文化。当家乡人类学的理念在中国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和民俗学遭遇并相互影响之时,中国民俗学长期以来积累的民俗语汇,很自然地就能够成为文化人类学在筛选本土概念时可以汲取的丰富资源。经由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文化人类学可以实现对既定对象社群之地方性知识及其生活世界的深描,而这也正是本土人类学得以在中国茁壮成长的理由。
  • 刘晓春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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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自然与社会、文化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营造了无数的文化景观。黔东南地区根据自身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条件,基于差异化的原则,在以“游客凝视”为中心的旅游产业领域,以民俗文化为主体营造的“民族景观”成为当地最美丽的风景。黔东南地区的“民族景观”是景观生产者运用“视觉性”生产机制,在文化再造空间以及文化体验场域中,在当地民众与游客之间塑造了一个“看/被看”的表演性社会舞台,文化持有者与游客互为表演主体。这种“民族景观”在满足“游客凝视”的欲望想象与伦理追求的同时,也建构、强化了自身的民族特性。
  • 鞠熙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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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神话曾被认为是用以建构羌族族群身份的符号,但汶川地震引发了对这一理论的质疑。四川省绵竹县清平乡曾是汶川地震中的极重灾区,震中与震后的若干年中,灾区一些民众的自救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变到大禹神话所代表的地方性民俗传统的影响。从此意义上讲,大 禹神话既是关于地震的知识与记忆,也是社会行动的指南索引。但神话并不通过社会结构、世系系谱与身份范畴来维系历史并发挥作用,这与杜梅齐尔所说的印欧社会或萨林斯所说的夏威夷神话根本不同。事实上,清平乡的山川均有其传说、祖先神灵多样而流动,大禹只是众多神灵楷模中的一位,更不是某一类人的祖先模板,其神话旨在为地震情境下人类的行动提供典范与依据,即所谓“聪明正直者为神”。大禹神话与其他神话一起,将清平描摹为群山深处、大河峡谷的小宇宙,这与当地地理环境与生计方式有关,也与早期道教在此处兴起以及洞天福地的观念有关。这种宇宙观很难用中心-边缘或者“化外之地”的模式去解释,更与印欧神话中常见的宇宙观有很大差异。
  • 岳永逸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1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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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18年北大征集歌谣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民俗学运动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势头与实践。其中,特立独行、研究成果丰硕的黄石,就是“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支派的先行者、实践者。借鉴孙末楠民俗学说,黄石对“民俗”这一元概念进行了风、俗、礼、制的社会学四分,强调其相互之间的连带性,尤其是礼俗的互动。传统和公有,是黄石界定的民俗/礼俗的基本特征。再加之率先对功能论的使用、长期在定县的实地研究,在对民间宗教的研究突破“迷信”桎梏的同时,黄石也对关涉到绝大多数国民日常生活的节期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且不乏前瞻性的建议。至此,中国民俗学运动真正与“民间的生活”和作为主体的民众发生了关联,而演进为社会科学化的学科。
  • 论文
  • 谢桂华 王小榕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1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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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CGSS 2011~2013年的数据,从地区、社区和个体三个层次出发考察了城市化对社区关系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研究探讨了居住地和个体的城市化程度对居民的社区交往频率以及志愿参与社区组织和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居民的社区交往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对于社区参与则影响不是很显著。一方面,随着居住地、居住社区或者居民个体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社区内部的交往频率趋于降低。另一方面,居住地的城乡属性对于社区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居住在农村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社区活动。除此之外,社区特征以及个体城市化程度与社区参与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 陈家建 张洋洋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14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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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社区安全监管工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基层社区在属地化管理中的运行机制。属地化管理是中国地方治理的基本框架。但是,与一般的组织不同,中国地方的属地化管理具有权责不对称的结构性特点,而且,越到基层权责不对称程度越高。作为最底层的公共治理单元,社区在属地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权小责大的结构性特点让社区在属地化管理中面临尴尬处境。比如,在安全监管中,一方面,社区面临自上而下的责任压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缺失和资源不足,导致社区在安全监管中难有作为。在此情形下,社区对安全监管的政策执行结果出现多样化的特征;同时,属地管理的方式情境化,会采用人情关系、合作交换、权威借用等方式开展工作。对社区属地化管理的研究,是理解中国地方治理和社区运行的重要主题。
  • 高端阳 王道勇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16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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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全国率先实践“三治融合”的T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合作场域为核心概念,分析了乡村治理过程中合作场域的生成逻辑及条件。研究认为,治理组织的建立为治理场域带来边界性与关系资源,通过引入具体行动者可以使治理场域中的位置生成;国家力量制度化进场后,资源分配结构的重塑催发了合作场域的生成。合作场域的生成条件在于合作主体间应建构双向的关系、形成完善的利益协商与表达机制,以及从传统资源中挖掘积极因素实现现代表达。
  • 方舒 王艺霏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18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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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脱贫攻坚目标的如期完成,我国的反贫困事业进入了新阶段,贫困治理的重点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亟待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素养指数,以金融脆弱性度量个体应对风险冲击时所拥有的金融机会。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金融机会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显著地降低贫困发生的概率。(2)金融素养对低收入家庭脱贫的边际效应更大。(3)金融脆弱性发挥了金融素养与贫困发生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即金融机会在金融素养产生减贫效应的过程中发挥了路径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应从政策环境层面丰富相应的金融机会,二是以金融能力为核心概念的金融社会工作作为反贫困实践的新动能,应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相对贫困治理责任。
  • 张顺 祝毅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19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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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代际流动轨迹不但刻画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动态变化,而且通过形塑人们的地位获取相对机会感知与代际资源占有量,进而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研究发现:第一,代际流动轨迹通过资源获得机会路径与代际资源占有数量路径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第二,代际向上流动与上层稳定者,资源获取机会多,相对地位更高,更可能主观向上流动,分配不公平感较低,而代际向下流动则会增强城市居民的分配不公平感。第三,代际向上流动与上层稳定者,代际资源占有较多,分配公平感也较高。本研究启示我们,促进代际职业流动,快速发展经济,是提升城市居民分配公平感的重要途径
  • 王楠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21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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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思想的核心主题、整体性及其晚期著述的意图问题,一直为社会学和韦伯学界极为关注。本文尝试从伦理人格和生活之道的角度入手,讨论韦伯思想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经济与社会》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发展。在笔者看来,虽然存在着具体论述问题和作品性质的差异,但韦伯思想始终不变的关怀在于,思考“伦理”对于现代人格的构成与品质培养的根本意义。在其中期的新教研究中,韦伯清晰地确立了这一核心命题,并在晚期的世界诸文明比较研究中,从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两个角度对其加以深化和扩展,最终将社会学研究的一般框架与伦理人格及生活之道的文明多样性视角结合在一起。这一视角,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韦伯思想中西方理性化及德国现代危机的认识,也启发着我们去思考,自身文明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交汇而成的伦理人格与生活之道应当为何。
  • 沈垚
    社会学评论. 2021, 9(3): 2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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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图揭示,19世纪以来德国传统中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普遍与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或政治叙事相结合。韦伯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犹太教和新教相比,谁才是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的来源;黑格尔关注的是德国有无复兴耶稣精神的可能,而犹太精神在他的辩证法逻辑中是基督精神再生的障碍;马克思顺着黑格尔的思路,但他不再执着宗教领域中的思辨,他将犹太精神指认为市民社会精神,在他那里犹太人问题所折射的是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矛盾。无论在黑格尔、马克思还是韦伯那里,犹太人及其宗教都被抽象化为一种“属性”或某种“精神”,作为他们各自所宣扬的进步因素的对立面。犹太人问题所折射的是西方精神试图在对立之中辨别自身并捍卫自身合法性的过程。这造就了“犹太性”的意义,无论其以什么面貌出现,传统主义、律法主义,还是市民社会精神,都为了突出其对立面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