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第11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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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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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治理模式变迁中的党员社会引领作用（2009—2019）

  王文彬 曹洋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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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全国多期截面数据，立足中国社会治理情境的动态变化，集中探讨党员发挥社会 引领作用的实然路径和机制变化。研究发现，党员社会引领作用在治理模式变迁中通过组织-动员路径呈现，且显现出双重性和异质性：第一，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具有国家和社会双重面向，受到国家差序动员机制和社会资本赋能机制的共同调节；第二，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因不同参与类型而呈现出异质性，在体制性和公益性参与上得到充分体现，但对非党员权益性参与的引领作用存在瓶颈；第三，不同于“失效”与“延续”的总体判断，党员社会引领作用的变化与当前中国治理模式变迁相关联。上述发现深化了我们对党员社会引领作用的认识，有利于在实践政党先进性基础上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互动。
专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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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序格局”的形成及其变迁机制—— 一项基于行动者建模的研究

  尚进 吴晓刚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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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差序格局中“差”和“序”的基础原则，本文引入社会网络视角，运用基于行动者建模方法，对社会交往网络（“圈子”）从乡土社 会、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建构和变迁过程进行模拟。结果发现，在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等同质性因素，圈子内部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的格局，圈子与其他圈子存在等级分层的“序”的格局；在工业社会中，基于同质性社会交往与工具性社会交往，乡土社会的血缘圈子在消解的同时，演化出新的以同质性社会交往和工具性社会交往为基础的复杂圈子；在网络社会中，每个圈子都被圈子的中心所控制，而圈子的中心个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因此圈子之间和圈子内部都存在着互联网中的“差序格局”。本文通过对“圈子”形成过程的解释和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圈子”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逻辑的认识。
专题：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与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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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理解与信任：个体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机制

  张乐 李森林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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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其面临着社会信任的挑战。本文的数据分析表明，知识、理解和信任之间确实存在着显 著的关系，个体对不同类型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差异显著影响了其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水平，自然科学知识和新技术知识发挥了“因知而信与因懂而信”的促进效应，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却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因知而疑”的反思功效；个体基于理解所形成的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合规性的主观评价则发挥了中介作用。本文为重新认识“公众理解科学”研究范式的价值、回应学界争议提供了理论佐证，也为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了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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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杂食视角下的数字不平等

  严宇琼 孙秀林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8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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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深入探索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数 字空间的资源分配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现有四种互联网使用模式，分别是杂食型、发展型、娱乐型和不活跃型。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是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也越可能在多领域使用互联网。此外，我们还比较了“数字原生代”与早期世代间的数字不平等情况，结果显示，收入、教育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早期世代中更大，而职业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数字原生代”中更大。本研究认为，现实空间的优势会转化成数字空间的优势，数字不平等是现实不平等的再现，互联网在带来机遇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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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城乡收入与公平感

  朱赫 李升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10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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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起着重要作用。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本研究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分析，详细探讨了信息技术对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距和主观公平感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技术接入会产生“数字红利”效应，信息技术接入和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居民的客观经济收入和主观公平感。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可归因于信息技术获取的差异，而且农村居民更认可信息技术会促进社会公平，而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则更为复杂。因此，信息技术接入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在信息技术持续发展的数字社会时代，均衡配置信息技术资源，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是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及助力城乡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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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职、家庭庇护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

  胡荣 谷婧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13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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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研究从家 庭庇护的视角检验了母职、家庭经济资源和代际支持对已婚女性劳动参 与的影响以及家庭庇护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育有多个未成年子 女的女性受到显著且更严重的母职惩罚。第二，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家 庭庇护效应。女性劳动参与受家庭经济资源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庇护 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女性劳动参与和父辈 提供的经济支持显著负相关，和父辈提供的生活支持显著正相关。第三， 家庭庇护对育有不同数量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影响不同，代际生活支持对 育有一孩的女性劳动参与更具影响力，家庭经济条件对育有两孩及以上 的女性更为重要。本研究认为，家庭是当代女性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的 重要资源，女性正是依托家庭庇护机制做出参与就业还是回归家庭的理 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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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的信号失灵：职业技能与农民工收入回报

  王金水 方长春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15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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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在个体层面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 工资收入，在宏观层面则有助于化解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来的就业结 构性矛盾。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可以分为有证书的职业技能和没有证书的 实践技能。第一种技能除了具有人力资本意涵之外，其证书本身在劳动 力市场又具有一定的信号功能，而第二种技能的意义主要在于人力资本 本身。本文基于对 2020 年“江苏省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 现，是否持有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职业技 能证书存在信号失灵的现象，而农民工的实践技能则能够显著提升其工 资收入。这一研究发现表明，针对农民工等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要做到 切实提升受训者的“一技之长”，即强调所获技能的人力资本意涵；同时也 要反思职业技能证书的认定问题，完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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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双轨与条块分割：中国电力短缺的社会学分析

  王庆明 周子玥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17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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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产业快速发展与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进程呈现 出“国家形塑市场”的特征。本文从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和过程视角揭示了 当前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困境：发电侧装机容量整体过剩与售电侧电力 局部短缺的结构性失衡。这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而是 多重结构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电力产业嵌入于四种结构关系之 中：电力产业链条中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产业结构关系；不同电能相互补 充的行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市场煤”与“政府电”以及电网公司内固定价 与市场价并行的两重价格双轨的结构关系；各级电网公司与发电企业因 多重归口管理形成的条块分割的结构关系。这四重结构关系相互作用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力量”，影响了中国电力产业发展模式以及电力体 制改革进路，也是中国电力结构性失衡以及电荒频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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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组织何以促进社会稳定？——集体行为的组织间差异及其启示

  苗大雷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19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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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单位组织和集体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关注 21 世纪以来单位组织在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及其变化，探讨单位组织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基于 2003 年和 2013 年 CGSS 数据的分析发现，单位组织能有效调节并减少集体行为的发生，且这种效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明显强于21世纪初期。这种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政治机制和相对剥夺机制得以实现，单位组织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视以及单位组织成员的政治认识，分别从外在组织控制和内在认识转变两方面共同削弱了单位组织成员的集体行为倾向。本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中国社会仍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它们对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重视和挖掘单位组织所蕴含的组织资源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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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辈群体与青少年社会行为——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

  谢永祥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21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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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是青少年重要的社会化场所，考察学校中的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 学年数据，探讨了班级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了班级同辈群体对父母管教程度不同的子女的异质 效应。研究发现，班级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养成具有促进作用，学校归属感是其重要传导机制。班级偏差行为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但学校疏离感的中介作用较小。此外，班级亲社会行为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子女具有补偿效应，对其亲社会行为影响更大，而班级偏差行为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子女具有增强效应，对其偏差行为影响更大。因此，教育管理者要注重培养班级亲社会行为、遏制班级偏差行为，并重点关注班级同辈群体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学生的负面影响，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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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控制与情感治理：本土社区矫正的实践逻辑与行动策略

  史臣 邢朝国

  社会学评论. 2023, 11(3): 23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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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3 年实施社区矫正以来，我国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期间的再犯罪率常年保持在 0.2%的极低水平。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东苑 司法所社区矫正过程的参与式观察和矫正工作者访谈材料的分析，揭示了社区矫正预防犯罪的核心逻辑，即风险控制与情感治理。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者对服刑人员进行周期性检视，识别其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再犯罪风险并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针对“在社区服刑”衍生的污名和社会排斥，社区矫正工作者通过情感传递、情感重塑、情感联结三种路径调和社区服刑人员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有效降低了再犯罪风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正式施行，在刑罚制度化和规范化过程中，既要以刚性的风险控制作为保障，也要重视矫正过程中的情感维度，从而实现国家犯罪治理和个体再社会化的双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