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第11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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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艺术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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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真实：论艺术社会学的大小模式与深浅模式

  卢文超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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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真实问题是个关键问题。艺术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致力于追寻它的真实。以霍华德·贝克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社会学家关注的参与其中的社会角色越多，就越接近真实。他们认为大者为真，小者相对不真，这是一种大小模式的真实观。以皮埃尔·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学家眼睛所见的只是表象，它由更深层的结构所决定，在他们看来，深者为真，浅者相对虚幻，这是一种深浅模式的真实观。两种模式的真实观之间存在激烈的交锋。在布迪厄看来，贝克尔只关注表层的互动，而忽略了决定它们的深层结构；在贝克尔看来，布迪厄关注的深层结构并无经验基础，眼前可见的真实才是可以获得的唯一真实。两种模式各有深厚的社会学根源，我们应积极推动两者的对话与融合，使艺术界（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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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趣味的正统化：儒家知识精英何以建构美的社会等级

  朱婷钰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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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遗产与鉴赏文献为社会学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群体的审美偏好、知识走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共构关系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以写实彩塑、钧瓷、写意绘画的发展历程为对象，以实物分析和文献研究为方法，探索物质的可提供性与儒家知识精英群体特性，以及艺术形式兴衰与维系“士农工商”等级体系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儒家知识精英倾向于秉持形式趣味的审美原则，擅长参照知识体系从事艺术创作和鉴赏活动。在此基础上，正统形式趣味筛选出对体力需求低、阐释空间大的文化事项以巩固文人士绅的社会地位。由正统形式趣味主导构建的审美共识，有助于实现艺术领域评价准则与社会秩序结构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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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观者视角与批评之维

  杨云鬯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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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基于自身田野调查实践，以参与式观察视角研究影像民族志。这一视角依赖于人类学家自身的拍摄者身份，而对这种拍摄者身份、对拍摄过程中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对拍摄内容的选择和编辑的梳理与反思则构成了影视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学科实践下，拍摄者相对于影像及其观众而言，始终是更加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对影像民族志自身的主体性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此种视角下的研究也容易压缩乃至忽视影像民族志的图像主体性。要认识作为“图像主体”的影像民族志，人类学家就需要跳脱出图像生产者的惯常视角，进入图像内部来探索它们如何实现自身的传播与消费。这需要一种更加关注图像本身如何被接受、观看、谈论的“图像—人类学”方法论框架。该框架包含了图像接受与消费的“观者视角”与在此视角基础上形成的“批评之维”，它们共同标志着影像民族志研究的重心从拍者视角到观者视角的转变。
专题：学术史·重访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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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发现“儿童”：对武雅士与卢蕙馨经典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许晶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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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家武雅士与卢蕙馨 1958—1960 年在台北盆地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是欧美第一个关于汉人社会儿童与育儿的人类学研究，也是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以及跨文化儿童发展研究相遇的重要历史节点。该研究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理论融合以及混合方法论的经典产物，然而这批宝贵的田野资料在 60 年后才重见天日。笔者对这些资料的重新分析，既是在历史脉络和田野境遇中回味二位前辈理论生成之过程，又是面向当下跨学科视野，结合前沿理论与方法论，赋予历史资料以新的生命力的尝试。本文试图通过回顾经典田野资料、梳理学科历史，重新发现“儿童”：以“儿童打架”为案例，将分析焦点从“育儿”转向作为主体的“儿童”，从儿童视角再诠释所谓的“传统汉人家庭”，并回归人类学整体论的愿景，探讨合作与道德的起源、行为意义的阐释与人类学习等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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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生物学与社会学：潘光旦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贡献

  田方萌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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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旦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一位较难书写的学者。结合中西方的优生学史和社会学史文献，本文指出“生物学派”曾一度流行于西方社会学界，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与此派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从孔德提出的科学层级来看，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科学，社会学因而受制于 生物学的规律。潘光旦在此意义上丰富了人类行为的解释层次，开创了从生物学视角分析文化现象的研究范式。但主流社会学在 20 世纪曾长期疏远生物学，当代一些社会学者致力于融合生物学建立综合性的理论范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推动。鉴于与研究人类有关的当代生物学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各类社会理论，本文主张中国社会学应沿着潘光旦开辟的学术道路，建立和发展“生物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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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科学到民情：杨开道社会学思想的本土化转换

  陈保香 何健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1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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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开道不仅是民国时期乡建派的执行官，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史上的关键人物。从生活史和学术史视角看，“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杨开道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核心议题。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经历了从“科学”到“民情”的转变，与 20 世纪上半期社会思潮从“五四”到“后五四”的转捩暗合。从科学化的角度出发，杨开道力图使科学成为农村的治理方式、乡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民情化的角度出发，他通过历史比较、参与观察等方法探寻中国农村的历史、风俗与西方现代科学调剂的可能性。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之变，具有实践、学理、本土化等多方面意涵，其个案展现了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对象、方法、价值、变迁等与“五四”精神流变之间的关联。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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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村庄变迁与农村自发城镇化实践

  赵晓峰 褚庆宜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12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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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出发，以永联村为例，从“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具体历程，重点分析了超级村庄迈向稳态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村庄社会保持开放性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织领导下的普惠性追求则为村庄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目标指引。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农民过上了城镇化的生活，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村庄的变迁也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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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整合与治理性团结：大都市郊区农村基层治理转型

  张建雷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15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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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立足我国东部大都市郊区农村的基层治理实践，从权威组织、集体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层面，揭示了以“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及其后果。首先，基层政府通过村干部的正式化和选举程序的制度化，推动了“集体”组织的行政化，实现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组织化联结。其次，通过将村级组织的治理实践纳入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基层政府实现了对农村集体资源的制度化控制和规则化分配。再次，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形塑了村民较高的组织认同，重塑了基层组织的权威结构。最后，以农民“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深刻改变了郊区农村的团结模式，形成了村庄社会的治理性团结。这种“集体”团结模式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实践中的“二元合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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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阶层化逻辑

  柳建坤 何晓斌 张云亮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17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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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家庭资产主要来源的风险金融资产正成为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机制。本文从阶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决策逻辑，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如下发现：在 2010—2021 年间，中国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参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投资决策存在两种阶层化逻辑，即阶层地位的提升和阶层地位向下流动都对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地位变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强于当前阶层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阶层地位下降会通过降低社会公平感来促使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这表明向下流动的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是一种补偿其阶层地位下降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可为决策部门引导公众理性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治理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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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作为欧洲问题 ：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最后思考

  李英飞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21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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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涂尔干论述的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为线索，系统考察了涂尔干在其最后岁月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涂尔干在思考现代国家问题时，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始终是作为其国家理论的参照面而存在的，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一战期间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思考。借助这一线索，本文不但揭示了英法两国个人主义在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同时还揭示了德国在应对该危机时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对欧洲的个人主义文明构成的根本性挑战，涂尔干对其国家理论的修正正是出于此原因。最后，本文尝试提炼了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诊断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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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东部沿海山区的数据

  林淑仪 李迎生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19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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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使用 2020 年凤宁县脱贫劳动力的基本信息与就业数据，从人口流出地视角探讨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凤宁县近六成脱贫劳动力以务工型流动作为家庭生计策略，流动地选择以省内其他县市为主，县域内及省外就业的比例相当，暂未出现国际流动的现象。第二，家庭结构、家庭负担对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中小学阶段子女的抚养压力对其省外流动有一定阻碍效应，而家庭的人力资本与赡养压力则表现为推动效应。第三，相对经济剥夺与其流动地选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本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相对贫困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家庭因素的影响机制，对后脱贫时代的促就业社会政策及整合分析取向的人口转移研究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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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性展演：抑郁症的社会学意涵

  杨修业

  社会学评论. 2023, 11(5): 23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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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的本体论问题使得对其讨论陷入了结构论与建构论争议的泥潭，进而限制了研究视野。借助破坏性展演的概念，我们可以还原抑郁症现象：虽然抑郁症发作破坏了社会互动秩序，但它也是患者真实自我和内心极度痛苦的表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每个社会必然存在情 感极度痛苦之人，他们以破坏性展演的方式表达和呈现自我。但社会存在一套套规制情感表达的规范，不容许破坏性展演反复出现，这在社会展演理论的视角下可被视为文化脚本。这些文化脚本赋予患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破坏性展演发生后，引导患者以规范化的方式表达痛苦。相比于陷入抑郁症本体论争议，在展演理论的观照下，探究当代社会理解和应对抑郁症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后果更加合宜且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