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12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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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权衡：流动未成年人轻微盗窃的行为策略和模式

  张昱 姜春艳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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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本研究以甲市流动未成年人的轻微盗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该犯罪行为的生成情境及发生机制。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导致了部分未成年人家庭照护与社会照护的不足或缺位，使其陷入“跛脚独立”困境。在生存需求的满足受到威胁与“跛脚独立”情境的双重制约下，部分流动未成年人步入轻微盗窃歧途，试图走向所谓“平衡独立”。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在需求、价值观和认知三方面进行权衡，而关键阶段依次发生的需求倾向的临时漂移、情境式道德突破和基于行为理性的情境控制共同导致了轻微盗窃行为的发生，呈现出相机权衡的特点。本研究聚焦于盗窃发生时行为与情境的互动，以期填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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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创伤与犯罪形态：基于性别差异的潜在剖面分析

  刘成 斌廖铖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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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对南方某市三所监狱的1494 名犯罪者进行调查，旨在从“家庭变故-犯罪性”和“被害经历-犯罪性”两个维度来考察不同
  性别犯罪者的成年创伤潜在类型及其与首次犯罪年龄和再次犯罪卷入的关系。结果表明，犯罪者存在三种成年创伤潜在类型，流动身份、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经济条件对不同性别犯罪者的成年创伤潜在类型分类有显著影响，女性“中创伤型”和“高创伤-高被害型”更可能在中青年时期首次犯罪，男性“高创伤-高变故-高被害型”更有可能再次卷入犯罪。应重视不同性别的个体在家庭变故和被害经历上的创伤风险，建议根据不同成年创伤潜在类型犯罪者的特征与犯罪形态表现，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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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竞争、家校联系与教育不平等——以围绕家庭作业的家校互动为例

  张阳阳 戴艺伟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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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一所城市小学和一所乡镇小学围绕家庭作业的家校互动为案例，探讨了二者在教育环境上的差异及其对家校互动过程和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度竞争及高度分化的教育环境促生了“竞争驱动、双向支持”的家校关系；有限竞争和分化较低的教育环境促生了“被动应对、单向依赖”的家校关系。前者意味着学校与家庭乃至市场建构起合力促进学生发展、共同应对教育竞争的教育网络；后者则意味着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发挥主导甚至唯一作用。家庭运作空间的增大弱化了学校资源的作用，而在家庭资源弱势的环境中，学校对学生学业发挥着比家庭更大的平等化作用。家校联系既勾连了教育过程与结果，也勾连了微观层面的家校行为与中观层面的教育环境,折射出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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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代际社会流动的教育异质性效应

  祝毅 张顺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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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10期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分析，本研究发现：首先，教育对于代际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在不同出生世代与教育层级中存在异质性效应，教育层级越高，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越强，且在1960—1980年代出生世代中呈相对上升趋势。其次，高等教育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最强，中低教育层级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对较弱，但由于后者整体占比较高，极大地遮蔽了教育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正向作用。加快推进教育政策改革，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增加低地位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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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水端不平？中国家庭双向代际支持的性别悖论

  李婷 钟晓慧 靳永爱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9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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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三期中国老龄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双向代际支持中的性别悖论，即女儿相对于儿子向父母提供的支持更多但父母却给予儿子更多支持的现象。本研究通过建立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多元情境动机模型来解释该现象：女儿和父母倾向于形成情感驱动与即时交换相混合的代际支持模式，具有日常性质；而儿子与父母倾向于形成文化规范和延时交换相混合的模式，具有托底性质。这两组模式的复合效应导致了群体层面的性别悖论。通过对性别悖论的探索，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剧烈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张力，呈现出中国家庭向个体化转型过程中既受制于传统社会结构，同时也积极开展主动性文化实践的复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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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代抚育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轨迹——性别差异的视角

  贺光烨 王安迪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11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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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四期CHARLS数据，使用成长曲线模型探究隔代抚育对中国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轨迹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隔代抚育会显著加快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下降速度。不仅如此，这一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隔代抚育对女性的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降低男性在老年期的自评健康水平，并且随着年龄的上升，对于健康的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大。进一步考察抚育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高强度抚育才会显著影响男性老年人的健康，它不仅会降低男性老年人的总体自评健康水平，还会令他们的自评健康下降速度更快。总体而言，农村家庭中的隔代抚育回应了文化规范和家庭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中国家庭代际
  关系中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与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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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向现代的道德观——影响中国人道德判断的个体和结构性因素分析

  周东洋 崔思瞻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14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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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本文将道德判断区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并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现代化命题”。研究发现，个体和地区层次的“现代化水平”均对公德和私德有显著影响，但在具体因素方面存在差异。首先，个体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趋于遵从公德而排斥私德。其次，所在省份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居民越排斥私德，但对居民对公德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个体的道德判断受到年龄的调节，个体和社会层次的现代化会缩小不同年龄群体公德的差距，而私德方面却呈现相反的结果。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判断的“现代化命题”，社会转型理论也为这种命题提供了补充性的解释。本研究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提供了社会学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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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属研究何以继续存在——从大卫·施耐德的亲属理论与批判谈起

  彭馨妍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16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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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文献关注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施耐德在欧美人类学界的影响，但并未系统梳理以施耐德为代表的亲属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的几次关键转变。本文以施氏的亲属研究、理论与批判为主线，揭示出其在问题意识上经历了从“社会”到“文化”再到“地方生物学”的转变。本文也将结合当下人类学前沿理论，简评施耐德如何在几十年前就将亲属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推动到了本体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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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产官僚制——以明万历四年到五年的北京契税制度改革为例

  陈泽涛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18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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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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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动员之外：公私部门人员捐赠行为差异何以产生？

  蓝浦城 向成佩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2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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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行政动员视角解释公共部门人员捐赠水平为何高于私人部门人员，本文则创新性地将行政动员和亲社会动机同时纳入研究模型，系统考察了个体捐赠行为“公私有别”的内在机制。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与私人部门人员相比，公共部门人员的捐赠金额和捐赠比例均显著更高，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在捐赠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行政动员甚至行政强制，还在于其拥有比私人部门人员更强的亲社会动机。不过，亲社会动机的影响相对较弱，样本期内行政动员仍然是公私部门人员捐赠行为差异产生的主要机制，这在扶贫救灾、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保等各类捐赠领域均有所体现。本研究表明，公共部门人员比私人部门人员更多投身慈善事业不完全是“被动的自愿参与”和“行政化参与”，该行为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主动性参与”和“道德化参与”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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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转制干部的社区化身份建构及其生成机制——基于上海市16名“社嫂”的口述史研究

  唐晓琦 徐选国

  社会学评论. 2024, 12(1): 2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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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双重改革的进程中，上海部分国企干部转制成为社区干部——“社嫂”，并用其社区化的身份实践使“社区”替代“单位”成为连接国家与个人的新型组织通道。本文从社区的双重属性与个体实践的联结性视角出发，探讨这批国企转制干部的社区化身份建构及其生成机制。研究发现，社区的双重属性对“社嫂”在不同时期的身份转换具有差异化的形塑作用：政治性形塑了他们对国家身份的想象与认同延续；社会性赋予了“社嫂”新的身份意涵，重构了包括“社嫂”在内的社会大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社嫂”群体积极的社区实践也促进了其身份功能的发挥以及社区双重属性的弥合。同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可从国企转制干部的社区化身份实践过程中得以一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