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12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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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中个人家庭背景与配偶教育匹配——兼论社会结构的开放性

  石磊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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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了中国城市中个人父代与其配偶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关联度，也即教育匹配强度如何变迁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父代与子代配偶的教育匹配强度在出生于 1960 年至 1999 年的各个世代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该教育匹配强度最初的下降源于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下降，后续的提升主要源于父子教育代际再生产、子代夫妻教育婚姻匹配，以及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同步提升。尤其是在 1981—1999 年出生世代中，以上三个方面均独立地增强了父代与子代配偶之间的教育匹配强度，社会结构开放性呈现双代封闭的生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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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断”与“牵”：迁移经历与孝道观念的变迁

  肖志文 周彦青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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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系统讨论了个体迁移经历对其孝道观念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迁移情境下的效应分化。研究发现，迁移经历在削弱个体权威型孝道观的同时，也维续了互惠型孝道观。其中，对权威型孝道观的削弱在选择性的迁移路径，以及教育差距更大、价值分化更强的迁移情境中更为显著。本文对个体迁移经历-孝道观念变迁这一因果链条的细致探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家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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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缺席与情感失联——21世纪美国社会学界父职缺席研究综述

  杜世超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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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 21 世纪美国社会学界关于父职缺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父职缺席具有物理意义和情感意义两个维度，且对应不同的本质、理论及研究方法。父职物理缺席的本质是社会结构问题，结构主义的理论关怀指导了一系列定量研究，强调父职缺席通过结构化的方式进行不利的资源代际传递，进而造成不平等的社会再生产。父职情感失联的本质是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建构主义的理论关怀指导了一系列定性研究，批判父职缺席背后的男性霸权。美国社会学界父职缺席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同时中国独特的本土经验也能为父职缺席研究提供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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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外益智活动对学前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

  张贵生 诸爱峰 刘精明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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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前儿童家庭将一些非学科类的课外益智活动视为获取“幼升小”优势的新路径。本文利用 2022 年长沙 822 名学前儿童数据评估了课外益智活动的认知效能，研究发现：课外益智活动并不总是能转化为幼儿认知优势，其认知回报在小班阶段显著，而中班后则不显著；课外益智活动可通过提高幼儿的“专注力”间接提升认知回报；益智活动对中低收入家庭儿童认知发展有较大“补偿作用”，但在高收入家庭的儿童中边际收益较低；益智活动时间投入过多对认知发展有“反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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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分割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王颉琼 李黎明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8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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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 年的数据，构建了“体制分割-经济资源/社会网络-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框架，深入讨论和验证了体制分割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多重中介机制。实证结果发现：（1）体制分割导致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相比于体制外，体制内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优；（2）体制具有庇护效应，具体通过经济资源和社会网络的有效中介机制为老年人带来正向心理健康回报；（3）经济资源路径的影响效果大于社会网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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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性倡导：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行为逻辑

  郭施宏 王 宁 何雪松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10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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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本研究系统检验了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行为的影响因素，识别了其行为逻辑。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治认可是影响政策倡导的核心因素，社会组织的行动呈现出“嵌入式倡导”的逻辑，即在获得政治支持和认可的范围内开展政策倡导活动。第二，异质性结果反映了政策倡导逻辑的张力，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较高的嵌入性，更依赖政府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而东部地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组织自身能力在其中起到了显著作用。第三，政策倡导往往出现于社会组织具备较强实力和积累较丰富经验之后，尤其是向政府直接进行倡导的方式，它对组织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独特的政策倡导逻辑和有特色的政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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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关系成本与合约效果——信贷合约的社会学分析

  程士强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13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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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信贷合约的角度比较了四种公益性小额信贷模式，尝试找出导致合约效果差异的内在机理。这四种模式均具有关系合约特征，且试图对关系因素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合约设计。关系合约是一种应对信贷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违约风险的治理机制，但关系在信贷合约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本文提出关系成本的概念，用以衡量与比较关系带来的负担和负面影响。作为一种正规化、标准化的关系合约，公益性小额信贷在使关系型贷款的市场范围实现扩展的同时，也承担着不同程度的关系成本。该成本包括结构摩擦和关系负荷两部分，结构摩擦与合约效果之间呈单调负相关关系，而关系负荷与合约效果之间呈倒 U 形曲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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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后期以来生物社会学的兴起

  罗力群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15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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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对社会学的影响贯穿于整个社会学史,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社会学早期历史上对生物学的零散兴趣才逐渐发展为借鉴生物学研究人类社会的系统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社会学。生物学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主要来自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生物社会学也相应地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分支:进化社会学、遗传社会学和神经社会学。积极地把生物学因素纳入社会学研究，可以为社会学引入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丰富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层次，也有助于提升学科声望，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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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的悖论——平台组织管理与劳动者自主性

  罗斯琦 陈佳慧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17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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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研究多将劳动力高流动作为平台特点，考察其强控制、低保障对正规雇佣的弱化及其导致的不稳定性，而本研究则将劳动者纳入进来。基于对外卖平台的田野调研，本研究指出，高流动实际上是资本管理和劳动自主性二者结合的产物：平台为商业经营目标而设计的组织管理相对重技术而轻劳动；而劳动者以“循环流动”“高价兼职”等行动进行回应。于是，平台劳动流动实质上超过了资本单方面的预期和控制，不仅造就劳动的不稳定，同时也给平台经营主体特别是代理商及其站点带来持续压力。“流动”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平台多主体之间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而这种互动尤其揭示出复杂的平台组织管理并未消除甚至创造出了劳动者自主的空间——后者虽有其局限性，但仍以新的形式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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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的“家”：国有企业的海外大院

  雷雯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19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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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走出去”，大院式居住空间也出现在海外。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家”的空间研究为切入点，对某国有企业在坦桑尼亚的居住空间进行微观呈现与分析。研究发现，驻外国企的居住空间自上而下被集体主义打造为“公家”空间，但这个“公家”在与外部社区及内部居民的遭遇中发生了变化，生成了内涵更加灵活的远方的“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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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体制流动与主观福祉之失——基于纵向研究设计的新发现

  李适源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21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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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关注我国市场化改革晚近阶段从国有部门（体制内）转向市场部门（体制外）工作的跨体制流动，考察了跨体制流动经历对劳动者主观福祉的因果作用及其中介机制。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2016、2018），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思路，将“核匹配”与回归分析相结合，主要发现为：其一，跨体制流动呈现出负向选择模式，体制内处于相对劣势的劳动者更可能经历跨体制流动；其二，经历跨体制流动（从国有部门流出到市场部门）对劳动者的主观福祉产生了幅度较大并且统计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三，针对“主观福祉之失”，以社会保险和住房补贴为代表的经济机制、以人际关系和主观地位为代表的社会心理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有助于为当下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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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责均衡：从体制势能到治理实能

  潘桐

  社会学评论. 2024, 12(2): 24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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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责失衡并不是基层治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而是体制特性决定的治理状态。有价值的讨论是如何基于这一状态实现治理方式与治理目标的统一。本文以一起民间纠纷为研究案例，揭示基层政府如何将“体制势能”转化为“治理实能”以实现治理活动中的权责均衡。这一转化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行政吸纳、利益吸纳的方式使基层政府、村干部和村民并行于同一行动链条中，本质上是国家与乡土社会的重连。而这一重连必须抓住两方面关系：其一是基层政府与村干部的连结，其二是村干部与村民的团结。前者指向了公共性如何与社会性衔接，而后者则意味着乡土社会应如何实现从社会性向更有秩序与力量的公共性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