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12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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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其实就是一场婚礼——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及其研究路径

  周晓虹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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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文·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曼福德·库恩的结构角色论和布鲁默的过程角色论的兼容并蓄，戈夫曼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汲取各方所长，创设了影响深远的拟剧理论。最早阐释这一理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以个体“表演”和“剧班”共谋等丰富的戏剧学概念，描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整饰自我形象，呈现出互动世界的正常之序；随后，在《污名》中，他则讨论了污名者和潜在污名者这两种彼此相关的另类群体，在遭贬或可能遭贬的情境下，如何通过对污名的整饰维持自我呈现的非常之道。通过对戈夫曼独特的生命史解读，能够知晓其作品更像是一部部加密版的个人传记，或者说他的社会学想象力直接来自其异常丰富的另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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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分使群”：作为社会秩序化机制的荀子社会分类学

  郑鹏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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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群学的发现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化的产物。它所指涉的社会学核心问题是群如何有序地整合趋恶的个体。回答这一问题，不能止步于寻找社会控制工具，还要揭示荀子群学为完成社会秩序化所设计的社会机制。在《荀子》一书中，“分”是比“群”流布更为广泛的概念。据此可将视角由“群”转向“分”，构建荀子群学内在的社会秩序化机制。“明分使群”是荀学的本土性分析性概念，其理论基础是荀子社会分类学，正是由于该社会机制的作用，荀子“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之等差结构才得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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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赛龙舟、“村BA”到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人类学的两条脉络

  郑少雄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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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回顾及反思，本文指出，一方面，通过学科引进，以体育学者为主体的“体育的人类学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方面展开研究并奠定了学科基础，但也存在过于依赖进化论框架、理论素养不足等局限。从族群关系视角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民族地区现代体育项目的火爆则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互补特征。另一方面，着眼于当代体育现象，结合海外体育人类学前沿经验，以人类学者为主体的“人类学的体育研究”应当具备跨文化视野，展开扎实的民族志积累，并根据切实的理论揭示体育现象背后的变迁：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强调，但也不断显露出对外部性的包容。两者应结合成以文化人类学为依托的统一的体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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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落的喧嚣：“村BA”的社群动员与乡土竞技新秩序

  王智慧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7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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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空心化与老龄化对乡村发展的滞碍，如何激发乡村活力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着眼于贵州乡村篮球赛，认为在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外，乡村活力激发的关键还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村 BA 作为现代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民俗联结的产物，兼具现代性与本土性，其规模化发展与周期性举办对村落集体欢腾的延续，以及非专业的自组织模式，形成多重反差并融合交织为一种错落的喧嚣，言说着乡村体育经由传统与现代的联结，在多主体博弈下搭建起的现代乡土竞技新秩序。村 BA 对当地社群动员能力与范围的拓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广域性重构，作为乡村社会秩序的镜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过挖掘乡村文化异质性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能动性并推动乡村振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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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篮球运动员的技能形成与认同建构

  孙湛宁 徐校飞 王 垚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10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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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运动技能形成时间窗口的特殊性和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专业篮球运动员从青少年时期即进入体育运动学校习得运动技能。“三集中”的训练体制意味着生活空间和训练空间的高度重合，通过长时间、重复性的运动训练和高强度身体负荷的比赛对抗，专业篮球运动员运动技能得以形成与提升，并稳定在高水平竞技状态且形成个人风格。在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中，专业篮球运动员的职业身份认同、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亦得以建构。这不仅有助于其身体机能的恢复，也激发了其运动过程中的个体对抗和集体对抗能力，进而影响个体运动技能提升和团队运动成绩取得，即专业篮球运动员的技能形成和认同构建存在螺旋形增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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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治理实践与风控规制异同——基于欧洲 28 国的分析

  谢子龙 乔天宇 张蕴洁 邱泽奇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12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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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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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平台扩张的社会成本——基于社会运行理论的探讨

  邵占鹏 付 伟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14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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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平台在规模扩张过程中，一定程度跳出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限制，但遭遇了激增的社会成本。不同于以往的企业，数字平台是线上交易市场的组织形态，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基于社会运行理论的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关系到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处理不善容易引发大规模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要经常回应各方对其市场规则的质疑；而作为数据和技术的集成方，它关系到国家数据安全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所以在经济活动中需要凸显公共性、协调性、公平性和安全性，担当起更多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数字平台扩张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成本、利益协调成本、市场管理成本、国家安全成本。社会成本概念是理解数字平台扩张过程、策略以及规模边界的钥匙，是理解数字时代平台市场结构形成机制的重要社会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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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阶层认同何以形成？——混合参照理论的解释

  孙静含 李 升 朱 赫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17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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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的参照群体理论等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但并未建立一个对形成机制进行整体性解释的理论框架。混合参照理论结合参照群体、支配关系等理论，建构了一个包含结构与关系在内的理论模型。该理论由五个参照操作组成：相对剥夺感、相对获得感、支配获得感、支配剥夺感和熟人效应，个体通过对这五种参照操作的不断实践及与他人进行的参照，形成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1—2021 七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证实了混合参照理论的五种参照操作对测量个体主客观阶层偏差的“阶层认知差”所具有的解释力，发现了不同性别、不同支配地位的个体在参照操作上的差异，证明了混合参照理论解释主观阶层认同形成机制的效力。混合参照理论扩展了已有参照理论的适用对象和参照对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参照模型和过程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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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合约：返乡资本发展规模经营的制度逻辑

  赵晓峰 褚庆宜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19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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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合约治理的分析，本文建构了复合合约的理论框架，以解读返乡资本发展规模经营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返乡资本实现稳定发展经历了“适应-改造”的探索阶段。在初入乡村时期，返乡资本面临着内外部环境不稳定带来的适应性调适问题，市场性合约与多重社会性合约之间存在明显张力。通过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获取与整合，返乡资本得以“改造”复合合约治理框架，即扩大多重社会性合约的影响范围和进一步引进市场性合约，推动两类合约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实现匹配与融合，将其与多元主体间模糊、复杂的互动关系明晰化、简单化，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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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志愿的购买——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缔约过程分析

  白 帆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21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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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化趋势明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本文探究了高考志愿咨询市场的缔约过程，并以嵌入性与关系运作视角对交易的目的、性质和达成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考志愿付费咨询市场嵌入于制度环境，伴随着制度变迁形成了独有的交易条件与信息优势，因而能够提供经济最优策略。在其缔约过程中，交易的达成高度依赖合同双方对关系位置与文化观念的塑造，通过对“老师”这一社会角色的建构，咨询机构在模糊“委托-代理”关系的同时获得了制度解读的合法性，进而实现信任维持与风险规避。但在市场逻辑作用下，个体在志愿选择中的主体性被进一步削弱，可能导致社会系统性的偏好转变与结构性的教育资源错配。本研究揭示了市场参与下高考志愿制度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与实现机制，对深入理解市场在教育等非经济领域的运作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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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孝难两全？——从忠孝关系看中国传统政治的伦理基础

  李松涛

  社会学评论. 2024, 12(4): 23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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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政治的构造由伦理关系生发而来。本于人性的伦理引导、规范着具体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深层基础。父子关系是亲属伦理的核心，君臣关系是政治伦理的核心，两种伦理的安排关系到传统政治秩序的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依据儒家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孝是仁最本源的体现，忠是孝的必然要求，但忠又有其独立的情感基础，忠与孝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产生张力。儒家礼制通过对亲亲与尊尊、爱与敬等内在情感的安置，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但历史上如果君或臣执着于从权力出发处理政治关系，则会使政治运作堕落为脱离自然人性的利益博弈，给人心风俗带来极大伤害，进而导致政治秩序的变质乃至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