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13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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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 40周年暨郑杭生先生逝世10周年

  龚维斌等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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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先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开创 者和奠基人、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和繁荣发展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毕生 奉献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杰出教育家。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 2024年11月9日召开的“自信·自觉·自主——纪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 恢复重建40周年暨郑杭生先生逝世10周年”大会上，来自全国的学界同仁齐 聚一堂，系统回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的光辉历程，深切缅怀 郑杭生先生的卓越贡献。历史越远越清晰。郑先生的崇高风范和不朽业绩， 当年只道是寻常，而今大家越发体会到先生开创事业之艰难、推进事业之坚 劲、成就事业之宏伟。在这里，编辑部将部分发言节录整理，按发言顺序，以 笔谈的形式集结发表，既是铭记过去、保存历史，更为启迪来者，共同开创学 科发展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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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组织兴起与国家治理功能

  宋锴业 徐雅倩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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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全国多地政府部门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本文 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例，通过分析其运作时涉及信息、协调、监督与管理的诸环节，揭示了平台组织给国家治理功能带来的变化。平台组织使得过去依赖地方提供信息的中央可以直接与公众对话，基层政府转变为“借渠道”和“要数据”，重塑了需求回应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通过平台组织将识别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变成政府、平台企业、公众的共享任务，由此社会突触与国家中枢相连，促进了资源共享并重振了团结。围绕着平台组织形成的内外部监督评价，不仅使国家以新的方式“看到”社会，也使公众更清晰“看到”国家。在上述过程中，平台组织运行围绕着精确性达成目标——这亦成为平台组织运行管理的主要特色。这一特征与地方治理能力、公众需求之间的张力也构成了重大 的时代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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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制度儒家化： 关于官吏分途的一种解释

  陈伟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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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吏分途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影响官与吏在行政领域的分工，还影响二者在社会和道德领域的分 层。社会学现有的功能论框架，并不足以解释官吏分途的独特性。本文从儒家“重道轻器”的基本观点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对吏的政治性、道德性排斥，解释官吏日趋分途的原因。然而，认同“君子不器”的士大夫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又必须高度依赖掌握专业技能、熟悉地方情况的吏，这种话语与实践的分离反映了儒家思想与理性行政间的张力。基于此，本文提出 “官僚制度儒家化”命题，强调儒家思想塑造了一套独特的官僚组织模式， 在理念导向、行政原则、治理机制方面与理性官僚制形成关键差别。“官僚制度儒家化”为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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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扩散与国家能力： 再思科学成就的跨国差异（2013—2023）

  蔡锶墁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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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世界社会”的制度规范扩散到 各国的程度是解释国家间科学成就差异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在 实证检验中并未区分科学制度同构与实际科学成果，这一混淆导致既有 研究未能充分考察哪些因素会约束制度扩散对一国实际科学成果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国家能力这一变量，检验它对国家科学成就的作用及对制度扩 散效应的潜在制约或干扰作用。本研究使用跨国比较数据，采用混合效应 模型来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国家能力是一个干扰变量，既有分析框 架对它的忽视导致制度扩散的效果被高估，实际上，国家能力的解释效力 远大于制度扩散效应；强国家能力可能放大嵌入“世界社会”的积极效应， 但这一交互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本研究作为探索性尝试，将宏观视 角的定量分析重新带回到现有文献脉络，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科学 成就差异的解释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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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方法论的不适感： 社会科学研究何以走出舒适区 

  臧雷振 李 尉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1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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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不适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重要性及其推动学术创新的潜力。文章首先分析了不适感的内涵演化， 指出它不仅仅是研究者面临学术挑战时的情感反应，更是一种促进研究突破的方法论。通过对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冲突的审视，文章强调了借 助不适感重返社会科学“社会性”的必要性，主张研究者应直面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带回价值关怀的态度，并以宏观总体视角开展研究。最后，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本文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应通过向反常现象发问、接纳 技术方法创新以及探索范式整合的可能性，充分发挥不适感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走出舒适区，实现动态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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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道德现象的生育问题： 涂尔干论生育

  袁陆仪 肖文明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11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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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问题是涂尔干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但无论是人口学界抑或涂尔干研究界，都未充分重视涂尔干对生育问题的研究。本文系 统梳理了涂尔干关于生育问题的论述，总结出其将生育作为道德现象的独特视角，发现重建社会团结与道德秩序的核心关切贯穿始终。针对低生育水平和非婚生育两种现象，涂尔干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进路，强调生育水平的变化应该诉诸道德原因，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才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首要推动力；非婚生育现象的根源则在于性的失范，需要依靠婚姻与性规范之重建加以匡正。探究涂尔干的生育论述，既可深化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认识，也可为人口理论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并为认识当前中国的 人口形势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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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劳非永逸：基层医疗卫生体系 科层化的效果及其限度

  何雪吟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14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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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需要借助大量项目资金 的输入来实现，而资金运用方式和转化效率与基层卫生组织结构密切相 关。通过案例比较，本文分析了我国两个县域的乡镇、村两级医疗卫生 机构的关系模式与工作流程，归纳出项目式关联与准科层化两种类型。 前者充分利用了本土资源，却由于难以控制政策执行者而面临低效率困 境；后者充分适应了乡村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却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只能 将医疗服务化约为卫生行政，难以回应民众需求。结合制度变革的历史 维度，本文考察了科层化作为一种组织机制调整策略所能发挥的效果及 其限度，在基层组织的理性化趋势之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依然不是一 劳永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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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序动员：乡村社会发展干预力 转化为内生力的逻辑

  贾玉娇 张译文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17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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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干预力如何通过社会动员，释放乡村社会治理能量并使之逐渐凝聚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研究议题。本文提出“差序动员”的分析框架，意在表征中国社会动员从外到内的国家干 预力转化与从内到外的乡村内生力再生产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其核心要义是外部干预力在地方性情境中，推动治理逻辑从以能人促生乡村社会 共同体情感向以制度促生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转变。前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将动员意志注入关键点，经由关键群体向外推出，逐渐延展至辐射群体和扩边群体，即由情-利-理到义（初阶），实现社会动员意志的地方性 嵌入；后者体现为外部干预力在制度情境建构中，依托利益表达与激励、意义感知与情感再生产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共同体情感再造，即由理-利-情到义（高阶），激活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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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此业：在平凡工作中 寻找职业使命感

  郑家豪 赵延东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19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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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关于工作有无意义的讨论凸显了职业使命感研究的重要性。职业使命感意在通过职业实现自我价值与利他主义。本研究从 结构化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一项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个人如何在结构性约束下，通过资源重塑与规则重塑的方式转变自己的职 业使命感。研究发现：一方面，不同职类的职业使命感存在显著差异，非技术工人的职业使命感较低，职业固有的工作方式影响职业使命感；低工作收入者的职业使命感较低。另一方面，过度教育者具有高效与亲社会倾向特征，因而更可能积极重塑工作，从而提升职业使命感；高职业使命感群体的积极社会影响也有助于提升他人的职业使命感。研究表明，当 面对无意义的工作，深耕职业以努力改善际遇、积极重塑工作，是获致职业使命感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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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与福利态度转变 ——基于CSS（2015—2021）数据的分析

  文太林 张金峰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21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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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对劳动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否 会带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随着数字化职业替代概率的增大，劳动者对政府福利责任偏好增强、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期望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降低。第二，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通过提高劳动者对失业风险预期和降低对经济地位的预期影响福利态度。第三，数字化职业替代风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和就业群体中具有异质性。社会政策改革应关注数字时代 劳动者的福利态度，政府应夯实劳动保障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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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灵活，下班自由？ ——平台粘性与平台劳动者劳动过程研究

  庄家炽 罗 杉 任羽卓

  社会学评论. 2025, 13(1): 2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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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于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探 究平台劳动时间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平台主要通过人效考核，管理、培训活动的无酬化和业余时间化，以及激励内嵌三个机制来延长平台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平台规则对劳动者进行直接考核、通过第三方机构协助监督管理，为了完成这些考核和监管任务，平 台劳动者只能尽量延长在线工作时间以及利用休息时间进行额外的劳动；另一方面，平台将激励制度嵌入考核奖惩体系和系统派单程序，延伸了劳动者自由调整工作时间结构的弹性边界。不同类型的平台控制劳动 时间机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出现了兼职劳动全职化现象，平台劳动者很 难真正做到上班灵活，下班自由，也不可能实现下线即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