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基本方向，并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其实践基础。鉴于社会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因现代性而生的学科，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向共进，使其自然成为一场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学术实践。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引导下，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在这场绵延 40 余年的学科重建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另一方面自身也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个人转型。在这样迅猛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实践毫无例外地成为一种转型叙事，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疾性和转型社会的特殊性为萃取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提供了可能。

借助差序格局中“差”和“序”的基础原则，本文引入社会网络视角，运用基于行动者建模方法，对社会交往网络（“圈子”）从乡土社 会、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建构和变迁过程进行模拟。结果发现，在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等同质性因素，圈子内部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的格局，圈子与其他圈子存在等级分层的“序”的格局；在工业社会中，基于同质性社会交往与工具性社会交往，乡土社会的血缘圈子在消解的同时，演化出新的以同质性社会交往和工具性社会交往为基础的复杂圈子；在网络社会中，每个圈子都被圈子的中心所控制，而圈子的中心个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因此圈子之间和圈子内部都存在着互联网中的“差序格局”。本文通过对“圈子”形成过程的解释和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圈子”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逻辑的认识。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全国多期截面数据，立足中国社会治理情境的动态变化，集中探讨党员发挥社会 引领作用的实然路径和机制变化。研究发现，党员社会引领作用在治理模式变迁中通过组织-动员路径呈现，且显现出双重性和异质性：第一，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具有国家和社会双重面向，受到国家差序动员机制和社会资本赋能机制的共同调节；第二，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因不同参与类型而呈现出异质性，在体制性和公益性参与上得到充分体现，但对非党员权益性参与的引领作用存在瓶颈；第三，不同于“失效”与“延续”的总体判断，党员社会引领作用的变化与当前中国治理模式变迁相关联。上述发现深化了我们对党员社会引领作用的认识，有利于在实践政党先进性基础上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互动。

本文辨析了格兰诺维特和泽利泽开创的两种经济社会学理论路径，指出二者在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问题上代表着两种取向：嵌入与互构。格兰诺维特一派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泽利泽一派主张经济行动是在文化背景约束下，在社会关系中协调开展，社会关系也在行动中维持或变动。关系网络嵌入性将社会关系带回经济行动研究中，却未能彻底冲击经济学的逻辑的核心。关系运作不仅将被置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纳入分析，更强调经济行动本质为社会互动，隔绝了在社会关系之外分析经济行动的可能性。通过对比，本文认为关系运作实现了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超越。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中国社会传统义利观，为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未来议程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本研究以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产业为案例，解析中国平台劳动的再嵌入现象。通过分析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和 154 个半结构性访谈资料，构建了“算法补足组织”的概念框架，探讨了“补足组织”如何衔接算法与平台劳动，使之再嵌入回社会关系。由地方政府介入的算法补足组织依据自身组织资源和逻辑，弥合了算法控制所带来的部分潜在劳工问题。在特定情景下，算法补足组织还可能与劳工形成利益同盟，调动组织资源消减算法黑箱特性，联合对抗过度算法控制，这一事实挑战了算法冷漠性等相关理论。

本文界定了何为南部理论，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南部理论所做的贡献、南部理论的对抗性何在，以及南部理论对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界的意义，阐释了为何南南知识合作有益于全球社会理论建构。我国人文社科界固然要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科话语权，然而也很需要秉承大道之行的信念和天下为公的精神，将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东西方学术对话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贡献作为丰富我国人文社科思想的养分，为打造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社会理论做出应有贡献。

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深入探索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数 字空间的资源分配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现有四种互联网使用模式，分别是杂食型、发展型、娱乐型和不活跃型。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是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也越可能在多领域使用互联网。此外，我们还比较了“数字原生代”与早期世代间的数字不平等情况，结果显示，收入、教育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早期世代中更大，而职业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数字原生代”中更大。本研究认为，现实空间的优势会转化成数字空间的优势，数字不平等是现实不平等的再现，互联网在带来机遇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学校是青少年重要的社会化场所，考察学校中的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 学年数据，探讨了班级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了班级同辈群体对父母管教程度不同的子女的异质 效应。研究发现，班级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养成具有促进作用，学校归属感是其重要传导机制。班级偏差行为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但学校疏离感的中介作用较小。此外，班级亲社会行为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子女具有补偿效应，对其亲社会行为影响更大，而班级偏差行为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子女具有增强效应，对其偏差行为影响更大。因此，教育管理者要注重培养班级亲社会行为、遏制班级偏差行为，并重点关注班级同辈群体对父母疏于管教的学生的负面影响，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在以问责权为主导的纵向政府治理体系中，控制权的向上收束压缩了基层政府间“上下共谋”现象的产生空间。那么，基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上级检查，掩护政策过程中的执行波动？研究发现，因公共建设项目在基层广泛推行附带了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部分基层政府选择与社会公众“合作应对”上级的政策验收。在春镇案例中，尽管“入户”帮扶政策被有限执行，但仍然出现了村民与基层政府“合作应对”的现象。本文揭示了“合作应对”的产生机制：（1）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变化；（2）基层政府的执行波动和选择性执行；（3）基于财政资源再分配体系的干群利益共同体，同时提示了对社会群体的分析不应仅局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而是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能动影响。

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研究从家 庭庇护的视角检验了母职、家庭经济资源和代际支持对已婚女性劳动参 与的影响以及家庭庇护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育有多个未成年子 女的女性受到显著且更严重的母职惩罚。第二，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家 庭庇护效应。女性劳动参与受家庭经济资源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庇护 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女性劳动参与和父辈 提供的经济支持显著负相关，和父辈提供的生活支持显著正相关。第三， 家庭庇护对育有不同数量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影响不同，代际生活支持对 育有一孩的女性劳动参与更具影响力，家庭经济条件对育有两孩及以上 的女性更为重要。本研究认为，家庭是当代女性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的 重要资源，女性正是依托家庭庇护机制做出参与就业还是回归家庭的理 性决策。

抑郁症的本体论问题使得对其讨论陷入了结构论与建构论争议的泥潭，进而限制了研究视野。借助破坏性展演的概念，我们可以还原抑郁症现象：虽然抑郁症发作破坏了社会互动秩序，但它也是患者真实自我和内心极度痛苦的表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每个社会必然存在情 感极度痛苦之人，他们以破坏性展演的方式表达和呈现自我。但社会存在一套套规制情感表达的规范，不容许破坏性展演反复出现，这在社会展演理论的视角下可被视为文化脚本。这些文化脚本赋予患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破坏性展演发生后，引导患者以规范化的方式表达痛苦。相比于陷入抑郁症本体论争议，在展演理论的观照下，探究当代社会理解和应对抑郁症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后果更加合宜且紧迫。

本研究利用 2014 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基于性别角色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使用因果中介分析法探究了职场交往在性别影响初次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以及其中存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男性相比女性在职场中参与外部交往的频率更高，存在职场“男主外”现象；第二，外部交往在性别影响初次晋升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两性职场外部交往的差异加剧了初次晋升的性别差异；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在不同入职时间和不同组织性质的群体中，外部交往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以上发现是社会性别结构影响受雇者职场网络行为的重要证据，启示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职场中传统性别观念所导致的“隐形歧视”以及性别行为差异在不同时代和体制背景中的异质性。

在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真实问题是个关键问题。艺术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致力于追寻它的真实。以霍华德·贝克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社会学家关注的参与其中的社会角色越多，就越接近真实。他们认为大者为真，小者相对不真，这是一种大小模式的真实观。以皮埃尔·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学家眼睛所见的只是表象，它由更深层的结构所决定，在他们看来，深者为真，浅者相对虚幻，这是一种深浅模式的真实观。两种模式的真实观之间存在激烈的交锋。在布迪厄看来，贝克尔只关注表层的互动，而忽略了决定它们的深层结构；在贝克尔看来，布迪厄关注的深层结构并无经验基础，眼前可见的真实才是可以获得的唯一真实。两种模式各有深厚的社会学根源，我们应积极推动两者的对话与融合，使艺术界（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中国电力产业快速发展与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进程呈现 出“国家形塑市场”的特征。本文从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和过程视角揭示了 当前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困境：发电侧装机容量整体过剩与售电侧电力 局部短缺的结构性失衡。这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而是 多重结构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电力产业嵌入于四种结构关系之 中：电力产业链条中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产业结构关系；不同电能相互补 充的行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市场煤”与“政府电”以及电网公司内固定价 与市场价并行的两重价格双轨的结构关系；各级电网公司与发电企业因 多重归口管理形成的条块分割的结构关系。这四重结构关系相互作用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力量”，影响了中国电力产业发展模式以及电力体 制改革进路，也是中国电力结构性失衡以及电荒频现的重要原因。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其面临着社会信任的挑战。本文的数据分析表明，知识、理解和信任之间确实存在着显 著的关系，个体对不同类型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差异显著影响了其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水平，自然科学知识和新技术知识发挥了“因知而信与因懂而信”的促进效应，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却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因知而疑”的反思功效；个体基于理解所形成的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合规性的主观评价则发挥了中介作用。本文为重新认识“公众理解科学”研究范式的价值、回应学界争议提供了理论佐证，也为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了现实参考。

本文以奥运金牌的物质性和社会符号意义为视角，试图在“社会的社会学”和“联结的社会学”两种对立范式之间寻找交互融合的解释机制，以探讨金牌嵌入社会文化之中的行动逻辑，考察金牌与其他行动者交互所建构的社会事实。金牌在从被激活到发挥能动作用，再到语境再造的社会生命历程中，转化为一种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奥运冠军等行动者的社会阶序跃迁，激励了竞技体育从业者行为，在群体中创造了区隔与联结；金牌在礼俗社会中的嵌入，揭示了现代性背景下人情关系互动的变异趋势和价值属性，以及社会交换互动和权力运行的微观生态。随着金牌进入展陈状态，它不但促进了社会记忆的再语境化，延续了“物之活力”，而且表意了新文化空间的生成，形塑了一种社会网络体系和文化传承机制。

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否经常流于短视？两大主流理论——“晋升锦标赛”与“财政联邦制”对此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为厘清二者分歧，本研究利用 2000—2018 年的地市财政支出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越能自主支配其财政资源，越会将资源投往长期发展的方向，而官员个体的政治激励对政府行为并无显著影响。机制检验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政府会主动学习，持续改进其资源配置模式。此外，稳定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创造可置信承诺，助力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发现为央地关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规划方向。

潘光旦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一位较难书写的学者。结合中西方的优生学史和社会学史文献，本文指出“生物学派”曾一度流行于西方社会学界，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与此派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从孔德提出的科学层级来看，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科学，社会学因而受制于 生物学的规律。潘光旦在此意义上丰富了人类行为的解释层次，开创了从生物学视角分析文化现象的研究范式。但主流社会学在 20 世纪曾长期疏远生物学，当代一些社会学者致力于融合生物学建立综合性的理论范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推动。鉴于与研究人类有关的当代生物学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各类社会理论，本文主张中国社会学应沿着潘光旦开辟的学术道路，建立和发展“生物社会学”。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蕴含着社会学研究的丰富资源，其中的仁义观是理解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关键。中国古典小说塑造的仁义形象及其影响具有“民情”意涵，从中可以管窥中国人的价值和行动取向。文章以小说《三国演义》的经典故事“关云长义释曹操”为核心文本，运用“过程-事件-感通分析”的方法，讨论了奉军师将令擒拿曹操的关羽为何“以私废公”放其通行，并被视为“义”，分析了这一“公私转化”背后的“絜矩之道”。关于“絜矩论”的讨论，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公私观念和中国人行动伦理的特质。

杨开道不仅是民国时期乡建派的执行官，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史上的关键人物。从生活史和学术史视角看，“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杨开道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核心议题。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经历了从“科学”到“民情”的转变，与 20 世纪上半期社会思潮从“五四”到“后五四”的转捩暗合。从科学化的角度出发，杨开道力图使科学成为农村的治理方式、乡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民情化的角度出发，他通过历史比较、参与观察等方法探寻中国农村的历史、风俗与西方现代科学调剂的可能性。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之变，具有实践、学理、本土化等多方面意涵，其个案展现了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对象、方法、价值、变迁等与“五四”精神流变之间的关联。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本研究以一所城市小学和一所乡镇小学围绕家庭作业的家校互动为案例，探讨了二者在教育环境上的差异及其对家校互动过程和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度竞争及高度分化的教育环境促生了“竞争驱动、双向支持”的家校关系；有限竞争和分化较低的教育环境促生了“被动应对、单向依赖”的家校关系。前者意味着学校与家庭乃至市场建构起合力促进学生发展、共同应对教育竞争的教育网络；后者则意味着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发挥主导甚至唯一作用。家庭运作空间的增大弱化了学校资源的作用，而在家庭资源弱势的环境中，学校对学生学业发挥着比家庭更大的平等化作用。家校联系既勾连了教育过程与结果，也勾连了微观层面的家校行为与中观层面的教育环境,折射出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本研究基于三期中国老龄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双向代际支持中的性别悖论，即女儿相对于儿子向父母提供的支持更多但父母却给予儿子更多支持的现象。本研究通过建立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多元情境动机模型来解释该现象：女儿和父母倾向于形成情感驱动与即时交换相混合的代际支持模式，具有日常性质；而儿子与父母倾向于形成文化规范和延时交换相混合的模式，具有托底性质。这两组模式的复合效应导致了群体层面的性别悖论。通过对性别悖论的探索，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剧烈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张力，呈现出中国家庭向个体化转型过程中既受制于传统社会结构，同时也积极开展主动性文化实践的复杂面貌。

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在个体层面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 工资收入，在宏观层面则有助于化解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来的就业结 构性矛盾。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可以分为有证书的职业技能和没有证书的 实践技能。第一种技能除了具有人力资本意涵之外，其证书本身在劳动 力市场又具有一定的信号功能，而第二种技能的意义主要在于人力资本 本身。本文基于对 2020 年“江苏省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 现，是否持有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职业技 能证书存在信号失灵的现象，而农民工的实践技能则能够显著提升其工 资收入。这一研究发现表明，针对农民工等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要做到 切实提升受训者的“一技之长”，即强调所获技能的人力资本意涵；同时也 要反思职业技能证书的认定问题，完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起着重要作用。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本研究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分析，详细探讨了信息技术对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距和主观公平感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技术接入会产生“数字红利”效应，信息技术接入和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居民的客观经济收入和主观公平感。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可归因于信息技术获取的差异，而且农村居民更认可信息技术会促进社会公平，而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则更为复杂。因此，信息技术接入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在信息技术持续发展的数字社会时代，均衡配置信息技术资源，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是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及助力城乡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本文以单位组织和集体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关注 21 世纪以来单位组织在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及其变化，探讨单位组织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基于 2003 年和 2013 年 CGSS 数据的分析发现，单位组织能有效调节并减少集体行为的发生，且这种效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明显强于21世纪初期。这种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政治机制和相对剥夺机制得以实现，单位组织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视以及单位组织成员的政治认识，分别从外在组织控制和内在认识转变两方面共同削弱了单位组织成员的集体行为倾向。本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中国社会仍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它们对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重视和挖掘单位组织所蕴含的组织资源和优势。

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出发，以永联村为例，从“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具体历程，重点分析了超级村庄迈向稳态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村庄社会保持开放性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织领导下的普惠性追求则为村庄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目标指引。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农民过上了城镇化的生活，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村庄的变迁也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态。

技术目前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的前提预设与技术发展的实际过程并不符合。鉴于当下技术社会学研究“精细有余而反思不足”的局限性，本文从技术社会学的早期理论资源——“科学-技术-社会”研究框架中汲取养分，提出“关系性视角”，以自唐朝始的印刷术的革新过程为例，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印刷术发展的历史是“碰撞机制”和“磋商机制”交替作用的结果，它在技术关系中起源，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有赖于世界各地的关系结构，技术传播彰显了复杂的关系流动过程。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尝试做出两点推进：一是打通技术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藩篱，开启更具包容性的视野；二是探索基于本土科技观的研究方式，将道德维度纳入考量。关系性视角对于当下技术的发展亦有所启发，有助于倡导技术向善，增进人类福祉。

作为家庭资产主要来源的风险金融资产正成为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机制。本文从阶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决策逻辑，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如下发现：在 2010—2021 年间，中国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参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投资决策存在两种阶层化逻辑，即阶层地位的提升和阶层地位向下流动都对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地位变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强于当前阶层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阶层地位下降会通过降低社会公平感来促使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这表明向下流动的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是一种补偿其阶层地位下降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可为决策部门引导公众理性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治理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经验参考。

国家理论近来受到布迪厄等人影响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然而布迪厄本人的国家学说却隐而未彰。本文基于布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系列讲座汇集而成的《论国家》及相关文本，通过官僚场域的还原与共和主义的规范两个核心问题来揭示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双重面孔。首先，布迪厄以正当地垄断象征暴力重新界定现代国家并展开认识论反思，此为其国家学说的起点。其次，布迪厄通过“生成结构主义”方法论来揭示现代官僚场域得以生成的实践逻辑，对现代国家的“魔法”进行了社会学还原。最后，本文试图通过对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分析进一步体察其晚年思想的“政治转向”。除了揭露“国家魔法”的支配性面孔外，布迪厄晚年更为重视现代国家的规范性面孔，并在政治实践和理论取向上回归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共和主义国家传统。总之，现代国家的双重面孔既构成了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内在张力，又提供了一种迈向文化视角的国家理论新思路。

人类学家武雅士与卢蕙馨 1958—1960 年在台北盆地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是欧美第一个关于汉人社会儿童与育儿的人类学研究，也是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以及跨文化儿童发展研究相遇的重要历史节点。该研究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理论融合以及混合方法论的经典产物，然而这批宝贵的田野资料在 60 年后才重见天日。笔者对这些资料的重新分析，既是在历史脉络和田野境遇中回味二位前辈理论生成之过程，又是面向当下跨学科视野，结合前沿理论与方法论，赋予历史资料以新的生命力的尝试。本文试图通过回顾经典田野资料、梳理学科历史，重新发现“儿童”：以“儿童打架”为案例，将分析焦点从“育儿”转向作为主体的“儿童”，从儿童视角再诠释所谓的“传统汉人家庭”，并回归人类学整体论的愿景，探讨合作与道德的起源、行为意义的阐释与人类学习等基础问题。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基于自身田野调查实践，以参与式观察视角研究影像民族志。这一视角依赖于人类学家自身的拍摄者身份，而对这种拍摄者身份、对拍摄过程中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对拍摄内容的选择和编辑的梳理与反思则构成了影视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学科实践下，拍摄者相对于影像及其观众而言，始终是更加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对影像民族志自身的主体性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此种视角下的研究也容易压缩乃至忽视影像民族志的图像主体性。要认识作为“图像主体”的影像民族志，人类学家就需要跳脱出图像生产者的惯常视角，进入图像内部来探索它们如何实现自身的传播与消费。这需要一种更加关注图像本身如何被接受、观看、谈论的“图像—人类学”方法论框架。该框架包含了图像接受与消费的“观者视角”与在此视角基础上形成的“批评之维”，它们共同标志着影像民族志研究的重心从拍者视角到观者视角的转变。

本文立足我国东部大都市郊区农村的基层治理实践，从权威组织、集体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层面，揭示了以“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及其后果。首先，基层政府通过村干部的正式化和选举程序的制度化，推动了“集体”组织的行政化，实现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组织化联结。其次，通过将村级组织的治理实践纳入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基层政府实现了对农村集体资源的制度化控制和规则化分配。再次，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形塑了村民较高的组织认同，重塑了基层组织的权威结构。最后，以农民“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深刻改变了郊区农村的团结模式，形成了村庄社会的治理性团结。这种“集体”团结模式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实践中的“二元合一”关系。

盗窃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本研究以甲市流动未成年人的轻微盗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该犯罪行为的生成情境及发生机制。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导致了部分未成年人家庭照护与社会照护的不足或缺位，使其陷入“跛脚独立”困境。在生存需求的满足受到威胁与“跛脚独立”情境的双重制约下，部分流动未成年人步入轻微盗窃歧途，试图走向所谓“平衡独立”。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在需求、价值观和认知三方面进行权衡，而关键阶段依次发生的需求倾向的临时漂移、情境式道德突破和基于行为理性的情境控制共同导致了轻微盗窃行为的发生，呈现出相机权衡的特点。本研究聚焦于盗窃发生时行为与情境的互动，以期填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白。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本文将道德判断区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并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现代化命题”。研究发现，个体和地区层次的“现代化水平”均对公德和私德有显著影响，但在具体因素方面存在差异。首先，个体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趋于遵从公德而排斥私德。其次，所在省份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居民越排斥私德，但对居民对公德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个体的道德判断受到年龄的调节，个体和社会层次的现代化会缩小不同年龄群体公德的差距，而私德方面却呈现相反的结果。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当代中国人道德判断的“现代化命题”，社会转型理论也为这种命题提供了补充性的解释。本研究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提供了社会学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自2003 年实施社区矫正以来，我国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期间的再犯罪率常年保持在 0.2%的极低水平。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东苑 司法所社区矫正过程的参与式观察和矫正工作者访谈材料的分析，揭示了社区矫正预防犯罪的核心逻辑，即风险控制与情感治理。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者对服刑人员进行周期性检视，识别其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再犯罪风险并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针对“在社区服刑”衍生的污名和社会排斥，社区矫正工作者通过情感传递、情感重塑、情感联结三种路径调和社区服刑人员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有效降低了再犯罪风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正式施行，在刑罚制度化和规范化过程中，既要以刚性的风险控制作为保障，也要重视矫正过程中的情感维度，从而实现国家犯罪治理和个体再社会化的双重功能。

金融机构参与财政运作，是中国近代国家财政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本文从 19 世纪下半叶票号与政府财政的合作入手，分析传统财政体制瓦解后，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白银流动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清代的货币、市场结构下，票号作为一种全国性金融机构，其业务运作却高度依赖地方金融市场。票号汇兑对实物白银押运的取代，实质上意味着“地方化”的财政-市场关系取代了实物白银再分配的财政关系。票号调动白银的“地方化”逻辑，使得它不仅与再分配的财政原则存在张力，也无法真正提升国家的财政动员能力。因此，票号无法解决传统国家的财政危机。当汇兑关系取代实物白银流动后，原本就濒临崩溃的传统财政关系便进一步走向瓦解。

基于10期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分析，本研究发现：首先，教育对于代际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在不同出生世代与教育层级中存在异质性效应，教育层级越高，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越强，且在1960—1980年代出生世代中呈相对上升趋势。其次，高等教育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最强，中低教育层级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对较弱，但由于后者整体占比较高，极大地遮蔽了教育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正向作用。加快推进教育政策改革，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增加低地位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本文考察了中国城市中个人父代与其配偶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关联度，也即教育匹配强度如何变迁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父代与子代配偶的教育匹配强度在出生于 1960 年至 1999 年的各个世代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该教育匹配强度最初的下降源于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下降，后续的提升主要源于父子教育代际再生产、子代夫妻教育婚姻匹配，以及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同步提升。尤其是在 1981—1999 年出生世代中，以上三个方面均独立地增强了父代与子代配偶之间的教育匹配强度，社会结构开放性呈现双代封闭的生成模式。

文物遗产与鉴赏文献为社会学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群体的审美偏好、知识走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共构关系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以写实彩塑、钧瓷、写意绘画的发展历程为对象，以实物分析和文献研究为方法，探索物质的可提供性与儒家知识精英群体特性，以及艺术形式兴衰与维系“士农工商”等级体系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儒家知识精英倾向于秉持形式趣味的审美原则，擅长参照知识体系从事艺术创作和鉴赏活动。在此基础上，正统形式趣味筛选出对体力需求低、阐释空间大的文化事项以巩固文人士绅的社会地位。由正统形式趣味主导构建的审美共识，有助于实现艺术领域评价准则与社会秩序结构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