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心态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社群性、极端性、流动性和网络嵌入性四方面鲜明的特征。在剖析网络社会心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社会心态看作一种具有关系性、局部主体间性和相对流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解要求我们综合运用归纳逻辑、类型学分析和话语分析等视角对网络社会心态进行实证研究，并聚焦考察网络社会心态的社群化、极化和形成机制这三个关键性议题。

大数据研究在社会学领域被视为统计方法或者定量研究的新趋势与有前景的新方向。但是，信息技术嵌入的数字生活形成了新的“社会性”，主体的存在与实践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被赋予更多选择和更大延展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数字麻烦”。这些新情境同样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在当代万物皆可数据的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在大数据时代迷航，我们亟需一种新的社会学想象力，来批判性地理解和“解锁”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数字生活。

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而对空间的解释，直接关系着对这个空间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对地球空间的重新理解，帝国也开始了对新空间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 世纪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本文从地图切入，讨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法权力的空间机理。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现代帝国的兴起伴随着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殖民帝国源起于对地理空间的新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则是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

调查实验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它结合了调 查和实验方法两者的优势，从而能够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进行准 确的因果推断。虽然这一方法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它在国内社会学 界还未受到充分关注。本文旨在介绍调查实验法的原理和优势，然后通 过一个案例阐释此方法的操作流程，以及它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场景， 最后讨论调查实验法的局限和前景。

情感劳动理论有两条进路：一是霍克希尔德的 emotional labor（EL）；二是哈特与奈格里的affective labor（AL）。两者虽有明确的理论关联，但长期以来社会学对后者缺乏必要的关注。EL 是以情感社会学视角关注情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后工业社会的商业运用，AL 是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关注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范式和生命政治。但在具体研究中，两者几乎指向完全重叠的经验现象。本文认为应该恢复和凸显 AL意义上的“情动劳动”内涵，以此为基础划分各自的适用范围，并进行必要的理论整合。

既有网络社会理论较少从社会行动的层面展开分析。网络社会和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行动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信息行动，即社会行动以信息流的形式展开。在社会行动理论的传统中，韦伯、舒茨、帕森斯、奥斯汀、拉图尔等学者的行动理论揭示了社会行动理论的行动主体变化和语言学转向后行动中的语言信息问题，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变化和信息化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吉登斯的理论启示我们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时空情境问题。社会行动的场景发生变化，从传统社会行动情境转向社会建构的新网络数字场景；社会行动的主体发生变化，从人的行动转向人和非人行动者混合行动以及非人行动者行动。这些变化建立在社会行动以信息流方式展开的基础上。这一行动理论转变提供了一种信息行动的理论视角，可用以理解网络化、数字化、社会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演进下的社会现象。

本文以女性网络主播为例，探讨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与身份认同出现的新变化。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收集田野资料并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在平台的薪资制度、竞争制度、弹性用工模式的作用下，劳动者在平台上的劳动空间之外开辟出“第二层劳动空间”进行隐蔽的情感劳动，并塑造商品化的“人设”以迎合观众的消费需求。其结果是劳动空间被无限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空间被挤压、劳动者的自我身份被全面商品化。平台技术深刻影响了服务业中的女性劳动者，看似“自由”的平台劳动者实则在牺牲自由的同时面临异常严重的剥削与异化。

本文旨在以现代人类学为基础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为分析经济现象提供一种从“生产”视角出发的社会结构 理论。然而，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抑制了这一理论视角的灵活性、可操作性。本文从现代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思考在渊源上的亲和性出发,首先揭示现代人类学研究给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四个挑战——这四个挑战同时是实证科学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要求。随后，本文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本进行重访，并引入现代人类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诠释”，在理论上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满足以上四个要求。另一方面，基于扩大历史唯物主义的射程和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因果性的两种尝试，本文从实践层面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实证科学的要求，且能够成为一种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经济现象的有效社会结构理论。

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平台劳动者群体。与 其他劳动者相比，平台劳动者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劳资关系和劳动保 护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两个维度出发，可以 将平台劳动者研究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劳动控制研究、劳动自由研究、 劳动关系研究和劳动主体性研究。文章在回顾和评述四种基本研究类型 的基础上，结合劳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当前中国平台经济 发展的现实经验，提出平台劳动者研究的新方向，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在“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基础上，立足北朝末年内战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本文从结构/能动的角度讨论了战争压力下的统治者与精英互动的结果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通过自然实验设计将国际局势、自然资源、暴君昏君、民族矛盾以及军事地理等变量的影响加以控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在长期的战争压力下，面对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东魏-北齐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排他性改革来实现政治整合，结果造成了精英之间的分裂和政争。相反，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则在包容性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政治整合，这种累积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双方兴衰的逆转。

19、20 世纪之交，交恶百年的英美逐步修好，而并无宿怨的英德走向对抗。结构性因素——地缘政治或政体差异与个体因素都无法解释这两组反转。本文引入“稳健行动者”概念，分析关键国家及其决策者的危机应对与其关系结构改变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无力驾驭俾斯麦留下来的精巧外交格局，其盟友关系被拆解，网络主导位置丧失，行动空间逐步被对手和盟友缩小乃至锁定。与此同时，英国成为大国政治中新的稳健行动者，构建了复杂对冲的盟友体系。英国对美国从敌对到绥靖，对德国施加限制却维持战略模糊。英德在一战的碰撞爆发于两国关系改善之时，显然不是双方有意算计的结果；陷入关系困境的德国误判了英国的战略模糊性，而英国也被迫对德国的军事冒险做出反应。本研究也说明，重大历史结果往往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线性过程发展而来，而可能是由多个事件序列涌现出的反复反转所致。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丈夫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依旧传统，且大多数妻子对当前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婚姻状况表示满意。丈夫的收入和家务时间分别通过影响妻子对丈夫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满意度的途径影响婚姻满意度。相比家务贡献，妻子对丈夫经济贡献的满意度对婚姻满意度有更强的影响。多组比较研究发现，丈夫的经济贡献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随妻子特征的变化而变化；但相比传统女性，现代女性更可能因为丈夫的家务参与不足而对其家务贡献产生不满，进而导致婚姻满意度下降。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特征，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大禹神话曾被认为是用以建构羌族族群身份的符号，但汶川地震引发了对这一理论的质疑。四川省绵竹县清平乡曾是汶川地震中的极重灾区，震中与震后的若干年中，灾区一些民众的自救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变到大禹神话所代表的地方性民俗传统的影响。从此意义上讲，大 禹神话既是关于地震的知识与记忆，也是社会行动的指南索引。但神话并不通过社会结构、世系系谱与身份范畴来维系历史并发挥作用，这与杜梅齐尔所说的印欧社会或萨林斯所说的夏威夷神话根本不同。事实上，清平乡的山川均有其传说、祖先神灵多样而流动，大禹只是众多神灵楷模中的一位，更不是某一类人的祖先模板，其神话旨在为地震情境下人类的行动提供典范与依据，即所谓“聪明正直者为神”。大禹神话与其他神话一起，将清平描摹为群山深处、大河峡谷的小宇宙，这与当地地理环境与生计方式有关，也与早期道教在此处兴起以及洞天福地的观念有关。这种宇宙观很难用中心-边缘或者“化外之地”的模式去解释，更与印欧神话中常见的宇宙观有很大差异。

通过对不同学科视角特点的辨析，本文定义了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指出了社会学视角在理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美国记忆社会学为案例，分析总结了涂尔干/社会-功能取向、话语-诠释取向、行动-互动取向、形式-结构取向和个体-集合取向这五种记忆社会学的理论和认识论取向。在看到美国记忆社会学贡献的同时，本文指出：尽管中国记忆社会学是相对新生的领域，但其研究作品所体现出的“场域-关系”取向也为记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中美记忆社会学的相互借鉴为社会学贡献记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 认识论基础。

“机器换人”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结果是工人将面临技术性失业风险。现有研究缺乏从工人角度对技术性失业的探讨，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机器换人背景下工人的失业担忧。利用 2018 年调查获得的广东省“企业-职工”匹配数据，本文发现有近 30%的工人担心会发生技术性失业，且不同行业工人无明显差别。以客观岗位替代性为自变量的分析表明，岗位易替代工人的技术性失业担忧水平显著高于岗位难替代工人，且他们更容易受主观工作替代认知的影响，技术性失业担忧水平上升。人力资本变量的分析表明，受教育年限越短，工人产生技术性失业担忧的可能性越大；工人的技术性失业担忧随着目前企业工龄的增长呈 N 形曲线趋势。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

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但是针对华侨华人二代作为留学生的教育移民经历以及反向文化冲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选取了成功入读国内顶尖大学的华裔留学生个案来讨论，与学业上的成功相比，这些学生的早期教育流动与社会和文化适应问题对她们回到中国的再社会化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本文分析了冲突性教育原则、两代移民价值导向的差别、家庭分离经历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等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反向教育流动与社会适应的影响。与以往强调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的研究不同，本文从二代的自身经历出发，认为反向教育流动容易产生易被忽视的社会适应问题，“以学业为先”的教育原则也为二代移民的跨文化适应制造了不同程度的障碍。

社会规范与利益激励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区别于既有的两种主流思路，本文尝试发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人们的利益和规范双重互动或双重博弈中考察其利益格局和规范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基于对“利益-规范”双重行为假定下效用函数的重新界定，我们在博弈框架内探讨了不同行动策略与策略组合的运用特征及其引发的均衡或非均衡后果，并就该范式在推动社会学基础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发展方面的潜力做出初步展望。

历史社会学有两种研究取向，分别是强调社会结构性条件的结构分析和强调历史关键时期行动者能动性的过程事件分析。两种方法各有侧重点，其解释效力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情境。本文重点考察过程事件分析，以厘清这一研究方法的要素和内核。本文指出，过程事件分析重在关注事件的时间性、事件的濡染和扩散效应、历史情境的风险和模糊性，以及行动者的回应性选择和互动。要深刻理解历史迭变的动力机制，就需甄别关键事件的转捩点，并将深嵌历史风暴眼中的行动者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在复杂变动的历史情境下，大众行动者倾向于通过不同方式策略性地回应外部信号的不确定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事件节奏。选择引向行动，行动又塑造出新的身份认同，并外溢出历史发展的非期然性后果。

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研究从家 庭庇护的视角检验了母职、家庭经济资源和代际支持对已婚女性劳动参 与的影响以及家庭庇护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育有多个未成年子 女的女性受到显著且更严重的母职惩罚。第二，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家 庭庇护效应。女性劳动参与受家庭经济资源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庇护 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女性劳动参与和父辈 提供的经济支持显著负相关，和父辈提供的生活支持显著正相关。第三， 家庭庇护对育有不同数量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影响不同，代际生活支持对 育有一孩的女性劳动参与更具影响力，家庭经济条件对育有两孩及以上 的女性更为重要。本研究认为，家庭是当代女性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的 重要资源，女性正是依托家庭庇护机制做出参与就业还是回归家庭的理 性决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北人成为海外移民中的一个显群。韩国由于地理位置优势及东北朝鲜族迁移等历史原因成为东北人远赴海外谋生的重要目的国之一。本研究基于对 26 位东北赴韩移民劳工的半结构访谈，从跨国迁移实践的形塑机制、移民在祖籍国与移居国不同社会空间中的阶层地位两个方面对东北赴韩移民劳工进行讨论。东北的结构转型使得旧工人阶层经历了集体性阶层地位的下滑，跨境流动成为他们寻求新的生活机会、重塑主体性身份的重要选择。移民“通道”的铺成、管制的放松、市场化中介的运作以及韩国劳务市场的开放为东北人实现跨境流动提供了可能。运用跨国迁移的实践策略，移民劳工实现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跨越。然而，在祖籍国和移居国的不同社会空间中，移民劳工的社会地位要素发生断裂与脱位。东北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的集体性阶层结构断裂和韩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吸纳机制共同形塑并强化了赴韩移民劳工“结构性阶层失序”的再生产过程。

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我们能观察到北美政治社会学内的“双向运动”脉络。以“嵌入的自主性”理论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其思想资源来自政治社会学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早期所经历的范式转型。在这一转型中，“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取代了新马克思主义范式。但在“发展型国家”理论收获大量关注后，一些政治社会学者恰恰又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重新带回到“发展型国家”理论中，强调阶级政治对“发展型国家”的塑造作用。在将阶级视角带回“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过程中，历史社会学的发问方式和方法取径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梳理“发展型国家”理论背后的双向运动脉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社会学对于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理论发展的意义。

本文使用CGSS 2011~2013年的数据，从地区、社区和个体三个层次出发考察了城市化对社区关系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研究探讨了居住地和个体的城市化程度对居民的社区交往频率以及志愿参与社区组织和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居民的社区交往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对于社区参与则影响不是很显著。一方面，随着居住地、居住社区或者居民个体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社区内部的交往频率趋于降低。另一方面，居住地的城乡属性对于社区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居住在农村的居民更有可能参与社区活动。除此之外，社区特征以及个体城市化程度与社区参与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本文借助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分析视角，探讨社会阶层定位如何系统地影响人们感知与评价自我、他人与社会的方式，从而塑造主观 感知模式。本文指出，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客观与主观两重内涵，强调主观阶层的必要性和意义在于，由于主客观阶层间存在普遍不一致性，客观阶层无法替代主观阶层来解释主观感知等特定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提出社会阶层塑造主观感知的基本分析框架：首先，静态的阶层定位对主观感知与评价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主观阶层定位的解释力远高于客观阶层；其次，动态的阶层流动带来预期、经历与局部参照三种调整校正机制，进一步影响主观感知模式的形成。笔者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五期数据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一系统分析主观分层现象的解释框架，有助于弥补结构决定论分析主观感知与评价时解释力不足的局限性，同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社会中主观层面涉及的诸多不平等现象。

在死亡为确定终点的轨道上，安宁疗护护士的照护工作已超越治愈性医疗中的身体照料与护理范畴，情感劳动成为其重要内容。基于多家医院安宁疗护专科的田野调研资料，本文发现，中国安宁疗护护士存在多层次的情感劳动。在工具型情感劳动中，护士基于组织和专业规则展开共情训练与情感控制。在社会规范型塑的表意型情感劳动中，护士个体的悲悯情怀与身份认同连接起来，在护患之间建构“专业性亲密”。而在基于道德动机展开的慈善型情感劳动中，护士通过指导与组织仪式赠予患方“生命礼物”，以减轻家属面临的道德与情感压力；作为回馈，护士得以重构并更新生死观念。情感劳动在不同层次的转化是流动的，并受时空边界工作、选择性执行等重要机制影响。研究指出，专业照护工作者的自主性优势集中在“关系属性”上；本土制度及文化因素则会影响照护工作中情感劳动的内容及深度。为此，应当从宏观制度定位和微观支持措施两方面来提升安宁疗护护士的劳动韧性，提升护患关系质量，减少护患纠纷，促进安宁疗护事业的长久发展。

在中国社会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基本方向，并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其实践基础。鉴于社会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因现代性而生的学科，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向共进，使其自然成为一场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学术实践。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引导下，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在这场绵延 40 余年的学科重建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另一方面自身也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个人转型。在这样迅猛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实践毫无例外地成为一种转型叙事，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疾性和转型社会的特殊性为萃取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提供了可能。

金融化是经济社会学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一个层次 复杂、意涵宽泛，容易混淆和滥用的概念。本文首先梳理了英文文献中金 融化概念的操作化方式，并概括出从“市场结构转型”和“行动逻辑演变” 入手的两种金融化研究进路；随后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两 种传统下对金融化（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化）的不同解 释，厘清了将金融化作为历史必然阶段和政策意外后果的两种不同传统 及其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金融化的研究成 果和相关数据，检视了我国金融化在各个层面的经验表现，并对未来金融 化研究提出了建议。

中国正迈上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学加快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本文旨在阐述当前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方法。研究认为，作为一门以以普罗大众为主体构成的“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为中心使命的学科，社会学素有重视实践的基本品格。中国社会学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立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历史实践，充分发扬学科传统，吸取恢复重建以来在实践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增强实践自觉，主动回应国家和时代需求，在与实践的结合、对话和磨砺中不断提高科学性、丰实人民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涉及对知识本质及其生产和运用的理 解，突出强调了主体意识、创新精神、体系建构和实践导向。就倡导并坚 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建立社会学知识生产体系、产出大批科研教学成 果等而言，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突出进展，但是 仍然存在若干不足。更好更快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 进一步强化社会学者的主体意识和学科自信，始终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的社会学，切实增强社会学的文 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深入推进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创新开放合作，努力在回应全球 挑战、实现同题共答中彰显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全球影响力。

本文以全国率先实践“三治融合”的T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合作场域为核心概念，分析了乡村治理过程中合作场域的生成逻辑及条件。研究认为，治理组织的建立为治理场域带来边界性与关系资源，通过引入具体行动者可以使治理场域中的位置生成；国家力量制度化进场后，资源分配结构的重塑催发了合作场域的生成。合作场域的生成条件在于合作主体间应建构双向的关系、形成完善的利益协商与表达机制，以及从传统资源中挖掘积极因素实现现代表达。

摘要 　　在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文化人类学颇为重视从对象社群中汲取在地文化持有者的本土概念；相比之下，民俗学则更加习以为常地使用不同地域社会中居民们方言中的民俗语汇来描述他们的生活文化。当家乡人类学的理念在中国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和民俗学遭遇并相互影响之时，中国民俗学长期以来积累的民俗语汇，很自然地就能够成为文化人类学在筛选本土概念时可以汲取的丰富资源。经由民俗语汇和本土概念，文化人类学可以实现对既定对象社群之地方性知识及其生活世界的深描，而这也正是本土人类学得以在中国茁壮成长的理由。

本文试图揭示，19世纪以来德国传统中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普遍与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或政治叙事相结合。韦伯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犹太教和新教相比，谁才是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的来源；黑格尔关注的是德国有无复兴耶稣精神的可能，而犹太精神在他的辩证法逻辑中是基督精神再生的障碍；马克思顺着黑格尔的思路，但他不再执着宗教领域中的思辨，他将犹太精神指认为市民社会精神，在他那里犹太人问题所折射的是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矛盾。无论在黑格尔、马克思还是韦伯那里，犹太人及其宗教都被抽象化为一种“属性”或某种“精神”，作为他们各自所宣扬的进步因素的对立面。犹太人问题所折射的是西方精神试图在对立之中辨别自身并捍卫自身合法性的过程。这造就了“犹太性”的意义，无论其以什么面貌出现，传统主义、律法主义，还是市民社会精神，都为了突出其对立面的正当性。

自近代以来，“自梳”这一游离于传统中国婚姻家庭制度以外的文化现象便引起了大众和学界的关注。借助不同的透镜，自梳女现 象以地方奇观、独立女性、组织化劳工以及爱国爱家四种他者叙事模式被表述。前两者以传统婚姻制度为参照，关注自梳女不嫁的行为偏离传统的一面；后两者以家族主义为框架来理解自梳女，但并未对自梳女与其家族的亲属关系实践进行充分梳理。本文首先对以上四类叙事模式进行评述，再重新回到自梳女的自我叙事，引入“阈限”概念来重新思考其有关自我与家族的关系叙事，用以理解处于现代化变迁进程之中间状态的自梳女。文章最后指出，自梳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性。自梳女曾经的阈限境遇折射出中国人在现代化变迁中普遍面临的个体化认同与家庭主义认同之间的张力。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在社会结构安排中如何充分认可其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这一过渡尚有待完成。

当前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研究停留于全国层面的汇总分析，掩盖了代际流动水平与代际传递机制的地区差异。本文以市辖区、县、县级市为分析单元，发现城镇居民的代际流动水平呈一线、二三线、四线城市逐渐递减,由东向西逐渐下降的梯度式分布，直接相对流动指数的空间格局恰好相反，表明东部及一线城市子代受家庭背景影响最小，向上流动空间最大，由先赋性因素传递的父代作用最弱。父代经教育投资而对子代地位产生的间接影响有限，除东北地区偏低外，未见明显地区分异。市场机制的理论视角对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空间规律深具解释力，经济水平、城市化率、集聚经济均对提升代际流动水平、降低先赋性因素作用存在显著影响，收入不平等上升将加剧社会固化，而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公共支出尚不足以改善社会结构开放性，反而一定程度强化了子父代的社会地位关联。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任何止于局部观察的研究可能都无法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塑造了瞿秋白的社会学观。瞿秋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社会”看作由“互动的关系”构成的“现实的总和”，将社会学视为“总体性”社会科学，注重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迁的规律性。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处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阶段，重识其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源流及其当代发展的得失。

“信任”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目前学界更多关注 信任的功能，却相对忽略了信任的产生机制。本文基于博弈理论的框架 来分析信任者与受信者的策略选择，提出两个核心观点：第一，通过风险 渐进式的互动，信任者一方面可以不断积累对方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 有效地分割风险，从而建立信任关系；第二，风险渐进难以通过单纯的经 济交易实现，而需要通过多束交易交替进行（即多维关系）来实现。在此 意义上，信任的建立并非通过经济交易“嵌入”社会关系，而是通过多束交 换关系的“互嵌”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现代化，但现实中人们对“社会治理是什么”缺乏共识且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对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根本属性和操作性定义进行理论研究，发现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形态可概括为“对社会的治理”“通过社会的治理”和“为了社会的治理”三种主 要模式；社会治理之社会兼具目的性社会、手段性社会和对象性社会之特征；“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规定了社会治理的逻辑边界，并将社会治理与其他管理活动区分开来。本文认为，社会治理是指为了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活动过程，包括目标制定、能力建设与计划实施三大治理环节。社会治理研究必须通过阐明三大治理环节中的治理主体、治理职能、治理对象的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揭示社会治理活动的客观规律。

本文从辨析围绕项目制的一些争议入手，探讨了它与相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关系。项目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兴起的国家治理体制，它与发端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形成对应。单位制不等同于科层制，它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实行国家治理的组织体制。当前项目制并没有替代单位制，而是和单位制交织嵌套，形成“单位为体，项目为用”治理格局，单位制构成基础性组织体制，项目制起辅助作用。随着项目制泛化出现的“单位吸纳项目”现象，使项目制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单位制的运行轨道，形成单位制的再生产。未来对国家治理的研究需充分重视二者的复杂关系。

本文基于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的“丁费之辩”，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丁费之辩”中，费孝通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具有指导性作用”，而丁克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括哲学内容，也包括社会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阐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内容体系。循着“丁费之辩”的具体论述，可以发现基于他们观点的分歧引申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系”。本文对此进行了回应，并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阐释。本文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接续“丁费之辩”之“未竟之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发展起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文章利用 2005 年和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居民人际信任水平和结构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总体上略有下降，城镇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农村居民。然而，在总体信任水平相对稳定的背后，中国居民人际信任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而言，基于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特殊信任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对包括陌生人在内的一般信任水平则显著上升。因此，中国社会的所谓“信任危机”更多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般信任水平的上升幅度不足以抵消特殊信任水平的下降幅度所导致的结果。此外，人际信任水平还存在重要的群体差异。总体而言，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住房和汽车等资产、自评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而收入的增加对提高人际信任水平没有明显效果。

本文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团队的北京“新清河实验”的宗旨、理论框架和工作内容进行了总结。实验的宗旨是，在社区层面尝试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社会学学科实践与应用的新途径。实验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目前的国情，三者之中社会建设相对薄弱，所以，实验更注重社会建设方面。实验从基层社会再组织、社区空间规划、物业管理、社会组织、民生保障诸方面尝试推进应用社会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