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中国城市中个人父代与其配偶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关联度，也即教育匹配强度如何变迁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父代与子代配偶的教育匹配强度在出生于 1960 年至 1999 年的各个世代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该教育匹配强度最初的下降源于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下降，后续的提升主要源于父子教育代际再生产、子代夫妻教育婚姻匹配，以及父代与子代配偶教育直接匹配程度的同步提升。尤其是在 1981—1999 年出生世代中，以上三个方面均独立地增强了父代与子代配偶之间的教育匹配强度，社会结构开放性呈现双代封闭的生成模式。

盗窃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本研究以甲市流动未成年人的轻微盗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该犯罪行为的生成情境及发生机制。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导致了部分未成年人家庭照护与社会照护的不足或缺位，使其陷入“跛脚独立”困境。在生存需求的满足受到威胁与“跛脚独立”情境的双重制约下，部分流动未成年人步入轻微盗窃歧途，试图走向所谓“平衡独立”。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在需求、价值观和认知三方面进行权衡，而关键阶段依次发生的需求倾向的临时漂移、情境式道德突破和基于行为理性的情境控制共同导致了轻微盗窃行为的发生，呈现出相机权衡的特点。本研究聚焦于盗窃发生时行为与情境的互动，以期填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白。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社会学的学科史研究除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重要的人物、出版物、组织和制度，也将目光投向学术知识、学科制度、人际交往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复杂关联。本文采取后一种思路，考察冷战所带来的重视科学技术、了解其他社会、对外文化宣传与对内管控等政府行为和文化氛围,从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方面对美国社会学产生的六点影响：（1）学术界对政府资助的依赖加深；（2）跨学科合作和社会学学科自身认同深化；（3）研究对象和范围受到引导与限制，超脱政治的中立化姿态盛行；（4）科学主义传统进一步强化；（5）“个体-集体”社会模型得到延续和深化；（6）现代化理论等特定理论和方法出现或被广泛应用。时至今日，这些影响有些已经在美国本土消失，有些则扩散到了全球各地的社会学实践中。

在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真实问题是个关键问题。艺术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致力于追寻它的真实。以霍华德·贝克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社会学家关注的参与其中的社会角色越多，就越接近真实。他们认为大者为真，小者相对不真，这是一种大小模式的真实观。以皮埃尔·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学家眼睛所见的只是表象，它由更深层的结构所决定，在他们看来，深者为真，浅者相对虚幻，这是一种深浅模式的真实观。两种模式的真实观之间存在激烈的交锋。在布迪厄看来，贝克尔只关注表层的互动，而忽略了决定它们的深层结构；在贝克尔看来，布迪厄关注的深层结构并无经验基础，眼前可见的真实才是可以获得的唯一真实。两种模式各有深厚的社会学根源，我们应积极推动两者的对话与融合，使艺术界（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在中国社会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基本方向，并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其实践基础。鉴于社会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因现代性而生的学科，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向共进，使其自然成为一场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学术实践。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引导下，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在这场绵延 40 余年的学科重建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另一方面自身也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个人转型。在这样迅猛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实践毫无例外地成为一种转型叙事，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疾性和转型社会的特殊性为萃取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提供了可能。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全国多期截面数据，立足中国社会治理情境的动态变化，集中探讨党员发挥社会 引领作用的实然路径和机制变化。研究发现，党员社会引领作用在治理模式变迁中通过组织-动员路径呈现，且显现出双重性和异质性：第一，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具有国家和社会双重面向，受到国家差序动员机制和社会资本赋能机制的共同调节；第二，党员的社会引领作用因不同参与类型而呈现出异质性，在体制性和公益性参与上得到充分体现，但对非党员权益性参与的引领作用存在瓶颈；第三，不同于“失效”与“延续”的总体判断，党员社会引领作用的变化与当前中国治理模式变迁相关联。上述发现深化了我们对党员社会引领作用的认识，有利于在实践政党先进性基础上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现代化，但现实中人们对“社会治理是什么”缺乏共识且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对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根本属性和操作性定义进行理论研究，发现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形态可概括为“对社会的治理”“通过社会的治理”和“为了社会的治理”三种主 要模式；社会治理之社会兼具目的性社会、手段性社会和对象性社会之特征；“社会性”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属性，规定了社会治理的逻辑边界，并将社会治理与其他管理活动区分开来。本文认为，社会治理是指为了社会，发展和发动社会力量服务、监管、建设社会的活动过程，包括目标制定、能力建设与计划实施三大治理环节。社会治理研究必须通过阐明三大治理环节中的治理主体、治理职能、治理对象的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揭示社会治理活动的客观规律。

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关系”议题研究进展史的考察，指 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 的追根溯源。这种追溯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我们辨识清楚一 些社会学概念背后的理论预设，二是有利于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提 供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很强的“积累性”和“实践性”，这给 我们从中汲取营养带来很大的挑战。本文提倡从传统思想的源头进入长 时期积淀形成的阐释文献，在此基础之上再进入近现代的相关讨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涉及对知识本质及其生产和运用的理 解，突出强调了主体意识、创新精神、体系建构和实践导向。就倡导并坚 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建立社会学知识生产体系、产出大批科研教学成 果等而言，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突出进展，但是 仍然存在若干不足。更好更快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 进一步强化社会学者的主体意识和学科自信，始终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的社会学，切实增强社会学的文 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深入推进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创新开放合作，努力在回应全球 挑战、实现同题共答中彰显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全球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哲学社会科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为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社会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为基础进行回顾、反思和展望，发掘其中的理论资源，引导后继研究的着力点，在尽可能多的维度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学科性质来看，社会学研究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特别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不少社会学家提出过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其强调的大同社会、和而不同等主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颇为契合。社会学能够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框架，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开展世界性研究。

“阶段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理论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对于这些不同阶段的认识，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知识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阶段”是现代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重大命题，我们应该在新阶段、新问题的理论自觉性、新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正迈上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学加快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本文旨在阐述当前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方法。研究认为，作为一门以以普罗大众为主体构成的“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为中心使命的学科，社会学素有重视实践的基本品格。中国社会学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立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历史实践，充分发扬学科传统，吸取恢复重建以来在实践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增强实践自觉，主动回应国家和时代需求，在与实践的结合、对话和磨砺中不断提高科学性、丰实人民性。

社会规范与利益激励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区别于既有的两种主流思路，本文尝试发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人们的利益和规范双重互动或双重博弈中考察其利益格局和规范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基于对“利益-规范”双重行为假定下效用函数的重新界定，我们在博弈框架内探讨了不同行动策略与策略组合的运用特征及其引发的均衡或非均衡后果，并就该范式在推动社会学基础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发展方面的潜力做出初步展望。

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而对空间的解释，直接关系着对这个空间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对地球空间的重新理解，帝国也开始了对新空间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 世纪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本文从地图切入，讨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法权力的空间机理。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现代帝国的兴起伴随着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殖民帝国源起于对地理空间的新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和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和发展。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则是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

乡政活动离不开信息的生产和利用，由地方社会、乡镇政府、外部组织构成的基层交往结构与乡政信息流动的链条高度吻合。利用甸子镇三组土地测量案例，本文尝试从信息生产社会化的角度理解乡政活动和地方社会的运行。在“上行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基层政府向上隐藏部分信息以袒护地方民众，乡政信息表现为高度失真状态。在“平行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基层政府调和地方社会与外部组织双方的诉求，乡政信息出现中等程度的失真。在“下行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基层政府向地方民众主动澄清信息，乡政信息更接近真实形态。信息主体的社会交往距离影响乡政信息生产的偏向，外部压力对乡政信息的失真程度起到调节作用。

本文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团队的北京“新清河实验”的宗旨、理论框架和工作内容进行了总结。实验的宗旨是，在社区层面尝试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社会学学科实践与应用的新途径。实验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目前的国情，三者之中社会建设相对薄弱，所以，实验更注重社会建设方面。实验从基层社会再组织、社区空间规划、物业管理、社会组织、民生保障诸方面尝试推进应用社会学的研究。

本文从辨析围绕项目制的一些争议入手，探讨了它与相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关系。项目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兴起的国家治理体制，它与发端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形成对应。单位制不等同于科层制，它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实行国家治理的组织体制。当前项目制并没有替代单位制，而是和单位制交织嵌套，形成“单位为体，项目为用”治理格局，单位制构成基础性组织体制，项目制起辅助作用。随着项目制泛化出现的“单位吸纳项目”现象，使项目制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单位制的运行轨道，形成单位制的再生产。未来对国家治理的研究需充分重视二者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上,潘光旦先生的"冯小青研究"是运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论来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名作。本文试图从潘先生早期思想出发,尤其是从潘先生在两个版本的"冯小青研究"之间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出发,梳理潘先生在这份连续多年的经典研究中的基本思考线索。本文认为,"冯小青研究"代表了早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思考框架及问题意识方面不同于传统中国文人思考的旨趣与思路,而以自恋为主题对于中国人及其现代性转变的思考,则开辟了一条少人问津的社会科学通路。最后,这一研究还表明了潘先生的典型研究态度,那就是以问题导向为研究旨趣,而非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学科或者是"古今中西"之分的学术视野。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任何止于局部观察的研究可能都无法把握社会问题的核心，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塑造了瞿秋白的社会学观。瞿秋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社会”看作由“互动的关系”构成的“现实的总和”，将社会学视为“总体性”社会科学，注重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迁的规律性。瞿秋白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处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阶段，重识其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源流及其当代发展的得失。

回应结构分析面对的挑战，本文试图说明，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学解析逻辑，结构分析深入历史经验现象，完成了从系统演绎到事实证明的转向。这表现在分析焦点的转移：从静态抽象到现实变迁、从前设关系到新角色涌现、从环境确定性到内生偶然性、从逻辑推断到经验证明，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本文举例若干研究文献，展现上述推进及其理论含义。

本文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在面对机制解释弱点时发展起来的各种补救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其次介绍笔者提出的“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本文想让国内学者了解在面对机制解释的各种弱点时西方学者并不是无能为力，同时也想强调所有的试图克服机制解释弱点的方法，包括本作者提出的“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方法，都只是缩小诠释圈，并不能消除诠释圈。这应该说是社会科学的特性。

本文尝试梳理中国劳工社会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线索。20世纪最后十年为劳工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段，此时恢复重建不久的中国社会学开始探讨劳工问题，但却存在误用理论之嫌。21 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为发展的第二个时段，社会学开始将劳工研究归入劳工社会学理论框架之下加以研究，本文主要以清华劳工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为例阐示这一时段的特点。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今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探讨新劳工群体和形成研究的新视野构成此阶段的基本特点。三个时段的演进折射出中国劳工社会学的基本变化和内在逻辑。

在当前人类学与认知科学、生物-演化科学等多领域交融的思潮下，早期儿童发展成为解开这个人类道德起源之谜的核心领域，中国社会则为探索道德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场。从心理认知人类学视角出发，本文以儿童道德发展为题，梳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交集历程，回顾汉学人类学相关研究，并以作者“好孩子”系列作品为案例介绍引入心理学前沿理论和方法的人类学经验研究；同时，呼吁推动人类 学和认知科学在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研究层面的全方位对话、给“人类学道德伦理研究”开拓新视野、注入新活力。

在现代社会，政治与道德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是，政治需要以“正确的”价值目标来显示其道德正当性，同时，政治的有效运行与政治参与者的德性状况密切相关。在前一个方面，涂尔干与韦伯都联系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从“历史有效性”来推出“政治的”价值目标：涂尔干联系法国的历史语境把“政治的”价值目标定位于“创造、组织和实现”个人的权利，韦伯则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德意志民族的处境推导、表达了一种从“文化”着眼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价值立场。在后一个方面，分享着大众社会、民主化等共同的现代性时代背景的涂尔干和韦伯，各自把对于政治参与者之伦理德性的关注投放在了不同的侧重面上：涂尔干关心如何通过重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组织，特别是职业法团来培植型塑构成大众的利己主义个体的“集体心灵”，也就是公民德性、公共精神；韦伯则将关注的重心投放在属于少数的掌握权力的支配者一方，即官僚特别是政治领袖的伦理精神上。涂尔干和韦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话语显示了现代社会“政治成熟”的道德维度。

本文聚焦于改革开放时期“关系”作用的变迁趋势。将关系作用置于市场化和体制变迁的视域下，其变化趋势存在稳定、上升、下降等几种可能，学者们就此发表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成果。本文从关系作用趋势的学术争论入手，从文化惯习和经济结构的双重制约视角，讨论了它们对关系作用空间变化的影响，并提出体制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性交叉影响的分析框架，并用1978-2014的求职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设。研究结果支持“关系作用上升论”：将关系资源区分为信息与人情两个不同类型之后，两种关系资源在改革开放时代都保持着上升趋势。结论中，作者提出“关系”是一个变量的观点，其行为意义在五个层次之间发生变化，即：联系纽带、情感纽带、情义纽带、互惠纽带、交易纽带。这为推动关系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新的概念框架。

根据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劳务输出的长期实地研究，我们观察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洲跨国劳务的中介过程日益复杂。细密的管理规则、多样的商业中介、发达的交通通讯技术、复杂的合约，构成了“跨国流动的基础设施“，把流动过程程序化，流动变成了“被流动”。流动基础设施呈现"内卷化"的趋势，即基础设施不断发展，但是这一发展却阻碍了而不是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流动能力。这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劳动力流动在亚洲许多地区变得更自由，却也更复杂和更昂贵。流动基础设施的概念一方面要求我们重视流动过程的细微构成，另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细节和更大的社会变迁的关系。

社会学理论对时间意涵和路径的分析与解读一直存在着多维性，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现代社会，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将时间资源化，时间被客体化为生产和利用的对象。与此同时，标准化了的时间正逐渐脱离其单纯的计量意义而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社会的建构物。在时间体系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的时间体系由一种具有相对固定边界的刚性制度变得日益情境化和灵活化，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实践过程和社会时间结构成为一种互构的连续统，时间的单一制度意义逐渐被消解并代之为更为丰富和灵活的情境意义。

本文通过对潘光旦先生文集的梳理和研究，指出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以研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天人之际”为基础，以研究政治和教育问题的时政文章为应用，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伦之际”的社会学。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特点有三，一是强调社会的“自然”基础，即“位”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人化的社会学”，即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用的核心都应该是“人”，因而强调了“育”的重要性；二者合二为一而为“位育”，表现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均衡与协调；三是其核心的人伦与位育思想基础是中国的传统儒学，其社会学思想可以视为传统儒学系统而完整的社会学表达。

内容提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概念往往包罗万象，其含义或宽或窄、或宏观或微观，以至于冠以“社会”一词的“社会学”也因此而“模糊不清”。在个体与世界之关系的意义上，“社会”不仅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人际关系或组织环境，还包括自然与神圣之维。对“社会”及其各领域的研究，需要顾及这两个常被忽视的面向。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是考察广义“社会”构成的基础文本，以此为例的讨论，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的“社会”处境以及社会建设的丰富内涵。探讨“社会”的多重构成，也有助于思考“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社会科学经典问题。

从触发地区产业发展的新柑橘品种引种入手，文章探讨由此引发的乡村秩序变迁逻辑。采用案例分析法，运用在定塘镇的实地调查资料，文章讨论农民、商人和政府等社会行动者在新柑橘品种引进与推广中的行为逻辑，分析其在地方秩序重构中的角色和影响。研究发现，在当地称之为“千年一遇”的发展契机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呈现出情境性“表里不一”的状态：表面上，各类社会行动者都在沿着各自的行为逻辑有序运行，协同服务于区域公用品牌的打造；实际上，内部却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在经济秩序中，农民和商人因秉持经营理念的差异，均对对方持否定态度。给定社会高度互联的背景，前者固守传统的销售网络，在竞争适应性中，拉大了与后者的差距。在政治秩序中，因农民和商人的利益分立与政绩没有直接关联，政府无意介入干预；此外，农民和商人依据经验对政府行为也天然地保持着警惕。在社会秩序中，则存在团结和排斥的态度差异，二者都根源于“地方保护”。在产业兴旺的总目标下，整体的“三秩归一”却内含着乡村社会秩序的分化。本文建议：在产业兴旺中，政府应着重关注技术和产业红利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化，让大多数人从中受惠，促进治理有效。

本文总结了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五种时间观，并分析了这些时间观的误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另外五种时间观——由经济和军事权力性质造就的积累性发展时间，由意识形态权力性质造就的多样性时间，具有一定主宰性的政治时间，能促使事物往反方向发展的道家时间，以及现实历史过程中所呈现的复合时间 （积累发展、多样性时间、主宰性政治时间和道家时间的复合）。本文讨论了这些时间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有机地结合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是历史社会学的要义所在。本文认为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本体论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向。

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人们的社会比较倾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绝对收益考虑、相对位置考虑和平等主义考虑。通过针对在校大学生和在职人员两类群体的问卷调查，本文探讨了不同条件下人们社会比较倾向的复杂性和变异性。研究发现，随着比较事项、参照群体和社会身份等条件的变化，个体的位置考虑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参照群体从其他人变为同事后，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在职人员在所有事项上的相对位置考虑都明显降低，而平等考虑和绝对收益考虑明显增加。当参照群体为其他人时，在几乎所有事项上在职人员明显比在校大学生表现出更低的相对位置考虑和更高的平等考虑；而当参照群体为同事时，在绝大多数事项上在职人员的位置考虑与在校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

依托有限理性的理论思路与概念工具，本文挑战了传统经济行为分析中的偏好稳定与效用最大化假定，构建了一组包含四种行动者类型的理论模型。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描述了连续行动过程中的偏好变化与策略选择，修正并丰富了以“显示性偏好”理论为代表的既有研究对偏好与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与行为经济学侧重短期情境性分析不同，本研究关注偏好与行为的演化（进行或退行）机制，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行为显示或隐藏偏好的可能。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关于偏好变化的既有结论，也能为新的行为实验提供设计思路。

本文首先探讨了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在研究视角上的亲和，然后从两个学科各自的三个基本假定出发，指出两者在目标追求、环境变量对个人效用的影响、以及对个体内化之心智结构的假设方面具有一致性、相似性和同构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两个学科的基本效用函数，可以得到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文章对此函数进行了解释和扩展，探讨了个体以资源约束为前提，是如何在人际关系和环境的二维评价结构下决策、以及他人行为和规范内化对个人效用的影响等内容。最后，文章讨论了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在空间尺度上的互补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网络走红现象作为近年来中国网络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道独特景观，既见证了微观个体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又体现了一股强大的经济社会力量。基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采取技术-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网络走红的性质特征、逻辑机制与后果影响进行了历史比较研究，文章发现：网络媒介技术社会扩散过程的跨越性特征和用户主体结构，是塑造影响网络走红的表现形式、群体特征与基本性质的重要因素；人们在网络上社交互动所建构生成的阶段性结构事实决定了网络走红的三类不同逻辑机制：即网络虚拟空间的公共广场效应、网络交往的社群化模式、以及资本市场的商业打造；网络走红的社会后果影响，经历了从文化社会领域到经济领域的过渡演变，并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而衍生出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网络走红现象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形成机理与发展变迁提供了鲜活样本。

通过对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家庭的案例研究,本文考察同住环境中的代际关系的冲突与协调。研究发现，在跨代同住家庭中，代际分歧和矛盾难以避免；很多家庭采取不同方式缓和代际张力，协调代际关系，维护家庭的正常运作。本文概括了三种同住家庭代际关系协调机制：情感缓冲、中间人调节和形式民主化。情感缓冲指的是通过代际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包容等亲密情感缓解矛盾分歧引发的家庭权力之争；当特定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尚未建立或者濒临破裂时，家庭核心成员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节；更为和睦的代际关系往往在情感缓冲的基础上辅以民主协商的形式实现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不同家庭成员由此获得一定的尊重和发言权。

近年来，我国宗教活动复兴。呈现两个特点:传统民间宗教回归和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但是已有宗教资本的信任研究结论不一、缺乏共识。原因是：理论上，忽视宗教的文化和制度情境；方法上，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克服信仰和信任关系的内生性。本文在考虑我国差序信任格局与社会主流思潮影响的基础上，选择广义倾向值配对的方法估计基督教信仰对不同类型信任的因果效应，侧重宗教信仰的社会心理基础以及基督教崛起的社会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佛教，基督教的确对一般信任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基督教徒呈现高委身性与高信仰宽容并存的特点，可能对社会整合具有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对基督教、佛教与世俗群体的心理认知对比却发现：“常民”对“神民”的心理隔阂甚于教派之间，影响社会整合。

中国共产党的19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就是说，在社会治理中要特别加强基层社区治理的工作。本文通过对台湾M县的案例研究，分析了中国台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本研究指出，台湾的基层社会治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参与主体，其一是作为居民参与载体的“社区发展协会”，其二则是发挥政府基层行政功能的“村里”机构，两者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两者互助合作的前提之下，台湾的基层社会治理往往能够良好的运作，但是，当两者发生冲突与竞争关系的时候，基层社会治理又往往遇到很多难题。最后，本文还从对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视、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政府与社会调节的关系和如何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等四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以往关于居住安排和老年人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横截面调查数据评估空巢对老年人各心理健康指标的平均影响，而本文则使用CHARLS在2011和2013两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在更大程度上考虑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首先，居住安排确实对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一方面取决于同住子女的性别，另一方面取决于不同住子女与老人的居住距离。相比之下，与女儿同住对老人的心理健康最有利，远离所有子女居住最不利，而与儿子同住和与子女相邻居住的影响则介于二者之间。其次，同一种居住安排对不同老人的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影响，与子女同住或相邻居住对无同住配偶的老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更大的保护作用。考虑到样本中有迫切照料需求且远离子女居住的老人比例并不高，我们认为，因家庭结构变迁而导致的老人心理健康问题虽然存在，但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本文对“性福”这个流行词汇从词义比对、理论来源、概念操作化和统计检验这几个方面进行学术化，并揭示其在21世纪前15年间的发展情况，分析其结构，提出整体测度的方法。为了检验这一学术化结果的解释力，采用回归分析证实了“性福”程度与发生外遇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反向的显著相关。最后指出；当前中国出现的“性爱婚相结合”与“三者相对分离”的对立与冲突，急需学术界对“性福”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