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2095-5154 CN 10-1098/C

2015年, 第3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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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 杨春宇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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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民间教门迅猛发展,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社区研究却对此鲜有关注,这一反差背后的原因值得学界思考。许烺光在西镇的研究为破解这一谜题提供了一个良机。根据田野回访和在当地发现的鸾书,他在西镇未能深入考察的圣谕坛其实是一个有着独特源流的民间教门组织,是宗族之外的重要社区力量。田野工作中的不足为他后来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形态与变迁的理论失误埋下了伏笔。这一案例提醒我们,以往人类学和社会学社区研究局限于宗族组织和社区自身的视角亟待改变,而且需要更加重视民间教门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如此方能更有效地表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解释它在近代以来的变迁。
  • 李宗克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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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都屡屡提及的学术主张,在诸多方面构成了与主流科学观的冲突,从而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论题。考以社会科学史,可以发现在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之初,西方社会科学内部以“历史主义”为标志的学术运动就触及了类似的命题。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哲学诸领域,各种历史主义思潮从不同的角度都发起了对普遍主义社会科学观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学历史主义和人文科学历史主义两条理论进路。“历史主义”思潮所蕴含的知识论逻辑,可以对当下语境中讨论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 焦玉良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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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杰教授在近来的文章中指出:市场化改革以来,陌生关系的增长并未改变中国熟悉社会的性质;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支配着市场交易行为;在目前条件下,“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可以作为“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而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就概念本身而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应作为界定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标准;第二,从经济形态和交往形式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或者至少正在快速进入生人社会;第三,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生人社会,由于“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存在约束力困境,因而就要求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来维持其经济生活中的交易秩序。
  • 张乾友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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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熟悉走向陌生,从陌生走向匿名,这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历史演进中呈现给我们的基本趋势。熟人间的关系是可见可及的,所以,熟人社会天然地具有自治特征,而不需要外部权威和规范的在场。陌生人间的关系是可见不可及的,所以,陌生人社会要求外部权威和规范的在场,只有这样,正义才是可能的。匿名社会让人们间的关系失去了可见性与可及性,也让外部权威和规范的存在失去了意义。匿名社会的出现预示了个体自治的时代的到来。
  • 苗大雷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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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它构成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对M学院中层干部竞聘上岗实践的分析表明,当前事业单位的现实运行中有着稳定的制度安排和行为机制。国家赋予事业单位自主权、由其进行自我管理,同时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又在事业单位中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基层民主制度,事业单位中形成了上下分际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领导和群众之间呈现出合作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这些共同塑造了事业单位的内部秩序,形成了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对国家治理的深入研究应重视对单位组织进行持续关注。
  • 王琰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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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细颗粒物污染(PM2.5)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分析框架,在世界范围内解释细颗粒物污染现象的影响机制。对114个国家的分析结果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细颗粒物污染的解释得到较好的支持,PM2.5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得到有效治理,其中城市化水平和PM2.5质量浓度呈倒U型曲线关系,国家科技水平和政府环境治理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降低PM2.5质量浓度。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的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线性负面影响没有得到支持。研究还发现对细颗粒物浓度的环境风险转移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世界体系理论得到部分支持。
  • 黄嘉文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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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促使个体间经济地位出现分化与分层,这种生活际遇的变动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产生“断裂”的心理体验。基于此,本研究延续“伊斯特林悖论”的讨论,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中国情景下分析与验证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个体幸福感呈现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虽然资源匮乏产生的贫困状态诱发他们的不幸福感,但由相对收入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优越”心理体验却起到“补偿性”的修复功能,有利于缓解他们的负面情绪。对比之下,高收入群体对幸福的追求摆脱“生存—经济”的满足诉求逐步转向其他非物质层面,收入因素对于提高他们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变得十分有限,社区参与通过给予个体情感支持、社会联系以及责任义务的内在价值,成为高收入群体幸福获得的重要来源。
  • 魏万青
    社会学评论. 2015, 3(03): 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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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集体行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集体行动的三个视角:情感、理性与阶层。基于情感视角,本文选取了不公待遇与总体不满意程度等与情感能量密切相关的变量,理性视角主要讨论国家与网络的作用,阶层视角本文主要关注中产阶级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并运用CGSS2006数据,并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展开理论对话。结果发现:(1)有具体利益指向的不公平待遇并不能促使个体参与集体行动,而目标模糊的总体不满意程度促进个体集体行动的参与以及参与程度有着显著影响。(2)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工具的单位制,受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其影响逐步弱化,无论是体制内单位,还是组织级别,都不能显著降低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即便如此,政府力量依然显著影响个体对集体行动的参与,如果集体行动指向是针对国家(政府某项具体政策、某国家工作人员、政府),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会显著降低。另外,个体网络也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3)作为中产阶级代表的业主阶层、以及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个体,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更高,参与程度更深。本文认为,诸多并无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卷入集体行动,使得集体行动缺乏明确冲突目标,破坏性性升级,而单位制等传统控制手段的弱化,使得国家应付集体行动的手段缺少柔性,会削弱政府权威。这都需要我国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合理机制,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其一是需要中产阶级引导的社会组织的发育,即理性化的社会组织而非底层聚集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其二需要倡导理性、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三是需要政府加强制度建设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