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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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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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治理的制度逻辑——基于风险转化的理论视角

  向静林

  《社会学评论》. 2017, 5(3):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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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风险转化的理论视角出发，以社会博弈论为基础分析框架，解释市场治理过程中的一组颇为反差却又稳定重复的现象，即地方政府市场角色的多重面向、政府-市场边界的变动不居和经济风险分担规则的不确定性等。研究表明，市场转型与法律缺失的内在矛盾、经济治理与政治稳定的任务压力、契约原则与官民关系的观念基础，是地方政府治理市场所面对的三维制度环境。这些不同维度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衍生系列后果：（1）市场交易的经济风险容易向政府面对的政治风险转化，地方政府需要在经济治理激励和政治风险约束的作用下选择对于市场的治理结构；（2）政绩信号发送机制、经济风险转移机制、政治风险弱化机制的搭配组合影响着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变动；（3）多元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利益博弈背后的多重制度逻辑，是经济风险分担规则不确定状态的结构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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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他性与联通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

  刘长喜 陈心想

  《社会学评论》. 2017, 5(3):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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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2007年国际社会调查组织“闲暇娱乐时间”课题中的美国数据，本文检验了五类自愿组织的社会参与对人们普遍信任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包容性的组织和排他性的组织，不同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均表明，参加包容性社团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且参加此类组织活动的频率越高，形成的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与此同时，参加排他性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没有明显影响。只有在包容性组织中，个体的联通性才对普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发现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意义在于，为了促进普遍信任的产生，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有益于包容性组织及其组织活动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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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治态度——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的实证分析

  赵晓航 李建新

  《社会学评论》. 2017, 5(3):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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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本文从社会结构视角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治态度（包括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以及贫富差距感知对干部信任水平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社会阶层来看，中产阶层内部各群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存在着分化趋势，而体制差异是引发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分化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并不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器”；（2）随着贫富差距感知的加剧，人们的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相应降低；（3）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可以调节贫富差距感知对干部信任水平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边缘中产阶层和高学历群体的干部信任水平的降幅更大、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的降幅更大。
传承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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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学术与国家的关联——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及其启示

  王建民

  《社会学评论》. 2017, 5(3):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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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的系列“江村调查”共计二十六次，时间跨度六十六年，从中可以管窥他的学术心态史。这一学术心态史深受绅士阶层、时代变局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体现出个人、学术与国家的互动关联。从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一系列“江村调查”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上，费孝通晚年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的学术转向有其内在连续性，是对燕京学派“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提升和深化。探析“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有助于认识新时期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内涵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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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社会”关系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郑杭生生态环境思想探微

  童志锋

  《社会学评论》. 2017, 5(3):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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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郑杭生具有中国风格的宏大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环境-社会”关系始终处于整个理论框架中的核心位置。通过对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重新检视，他的生态思想日渐清晰。首先，在西方主流学者排斥生态环境因素的背景下，郑杭生基于本土实践，创造性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说的社会学定义，把生态因素纳入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其次，郑杭生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因素是社会运行的重要条件，并对社会运行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做出了提纲挈领的阐发。再者，在社会互构论的构建中，郑杭生从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回答了国际生态环境危机和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制度性根源。
领域开拓·日常生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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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麻烦：对脊髓损伤者日常生活中残障经验的考察

  鲍雨

  《社会学评论》. 2017, 5(3):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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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身体作为关注点，旨在考察日常生活中脊髓损伤者关乎自身残损身体的残障经验。当脊髓损伤后，损伤平面以下的身体的客体性显现出来，成为了个体需要关注和保护的对象，给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限制。作为主动性的个体，脊髓损伤者会通过护理肉身性身体和培育延展性身体等系列身体管理的实践以适应一个残损的身体，重塑一个常态化的日常生活。然而身体本身的残损问题和身体管理的麻烦严重挤占了他们本可用于社会参与的时间与精力，进一步导致了个体与社会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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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游戏作为约会平台：对QQ炫舞的批判性分析

  刘亭亭

  《社会学评论》. 2017, 5(3):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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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检视一款深受当代年轻人喜爱的网络舞蹈游戏，QQ炫舞。笔者在珠江三角洲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显示，对于年轻的玩家而言，QQ炫舞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舞蹈游戏，更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约会平台。笔者收集的民族志材料，既包括QQ炫舞本身丰富的电子文本，即其系统规则、游戏模式、数码仪式、美学符号等；也包括基于面对面访谈和线上观察收集的对玩家经验的理解。本文对民族志材料的分析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路径，尝试将游戏放置进社会情境中，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关联性的解读：1）游戏文本和玩家经验；2）文本和经验的生产、消费、流通的过程，以及3）形塑这些文本和经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更广阔的性别权力关系和层级制度。本文总结：无论是游戏本身的设定（规则、替身人物设计、仪式），还是玩家基于游戏规则付出的努力和再创作，都深嵌于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关系脚本当中；但游戏玩家不纯粹是这个性别关系脚本被动的载体，玩家可以通过性别逆转、不顾部分游戏规则的方式来重新书写适合自己的游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