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8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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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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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解释的诠释学挑战和回应

  赵鼎新

  社会学评论. 2020, 8(6):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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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在面对机制解释弱点时发展起来的各种补救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其次介绍笔者提出的“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本文想让国内学者了解在面对机制解释的各种弱点时西方学者并不是无能为力，同时也想强调所有的试图克服机制解释弱点的方法，包括本作者提出的“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方法，都只是缩小诠释圈，并不能消除诠释圈。这应该说是社会科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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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治理的道德基础构建

  王处辉 朱焱龙

  社会学评论. 2020, 8(6):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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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到西方理论依赖性和国内政治驱策性这两个特点的影响，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在理论阐释、模式探索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多有成就，然而却相对忽略从中国社会语境出发构建社会治理行动的道德基础，而后者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对社会治理实践具有多重而潜在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道德基础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功能之上，而且道德基础的构建亦可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基础的行动环境，再者道德基础还可为社会治理的正式制度建设提供原始理据。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之构建，一方面应坚持对本土伦理的接续与自觉，从社会的传统秩序逻辑出发探寻该道德基础的构筑之路；另一方面也须重视公共规约的整全和实践，在具有“法”性质的正式制度之外构建并践行与现代社会运行匹配的“习惯法”。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践履状况以及社会本身的发展阶段而言，这一道德基础的构建过程需要遵循“由外而内”的推进理路，以突破道德基础构建中正在遭遇的“自觉悖论”困境。
专题：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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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民主”与“有效”治理的匹配问题

  王春光

  社会学评论. 2020, 8(6):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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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治理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乡村现代化难题。这个难题的核心问题是“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匹配关系。从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一问题主导着乡村治理的演变过程。这里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和人口流动两个维度，透视民主与有效的关系在乡村的演变过程和机理。具体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目标之一是“民主管理”，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目标则改为“治理有效”。在公共服务不断向乡村下沉延伸过程中，“治理有效”似乎比“民主管理”更重要，同时，大量人口外出流动进一步强化了“治理有效”的重要性。“治理有效”与民主管理之间虽然一定的张力，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取决于对“有效”的界定。就公共服务而言，如果忽视了“民主”原则，就会出现供给与需求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有效”，而真正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契合从而真正让村民获得民生和福祉改善，没有村民的民主参与和表达，是做不到的。从过去四十年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寻找乡村治理如何达成民主与有效的紧密匹配的可能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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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政策调整的民情基础

  狄金华

  社会学评论. 2020, 8(6):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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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政策的调整是体制与民情博弈的结果，体制一方面需要顾及农民对农地利用的诉求，同时也必须超越农民、农村的“局面性诉求”来考虑公共安全等“整体性诉求”。民情作为农地政策变动中的重要支配性力量，它既不是一个“单数”，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既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诉求；同时体制内部自身的张力也构成了民情得以实践的空间。本文以农户在农地占有、经营过程中的公平性与便利性为主要线索，分析在分田到户之初，农民对公平性占有农地的追求胜于对耕作便利性的偏好，导致了地权在分配之初呈现出细碎化的特征；随着外出务工增多，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农户对耕作便利性的诉求增长并逐渐胜过占有的公平性，这使得农地政策需要调整以回应民情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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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复兴与乡土社会重建——学术回应与研究反思

  李文钢 马良灿

  社会学评论. 2020, 8(6):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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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村面临着经济发展和乡土社会重建的双重困境，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围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中国乡村全面复兴的问题解决路径。通过回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发现在有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和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过度关注了经济目标，忽视了社会目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严重缺席，导致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土社会重建呈现了一种共时性关系，在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和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就应纳入乡土社会重建的目标。从理论上来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中国乡土社会重建要处理的是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两者呈现的共时性关系可以用“社会经济”这个概念来解释，其理论追求是将经济发展重新嵌入到社会中思考。因此，围绕着“社会经济”展开探索，将成为未来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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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整合机制研究

  董磊明 欧阳杜菲

  . 2020, 8(6):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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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面临突如其来的超越社区的新冠疫情蔓延之势，乡村社会的陌生化、去集体化与内生性权威的削弱使得仅凭社区性治理资源远远无法应对流动性社会中的风险治理。乡村日益被纳入国家权力的集装器中，需依赖国家确立理性的防疫规则、以庞大的技术装置来实现对流动的潜在传染源的排查并建立超越地方性的联防联控体系。然而，看似强大的技术性治理却存在悬浮于社会之上空转的隐忧。在现实运作中恰恰是话语转译、信息拼接与社会组织化等机制，将技术性治理与社区性治理有机整合起来，才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合共生。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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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的社会学想象：文明化进程下的反思性展演

  徐律

  社会学评论. 2020, 8(6):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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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作为日常生活重要的符号系统，不仅发挥着协调社会运行的制度性功能，同时作为社会化的重要路径，个体也通过对这一制度性符号系统的习得，不断形塑着个体社会认知与想象。借助埃利亚斯社会文明化的发生学视角，一方面，宏观社会关系结构变迁造成了个体时间经验的抽象化，并形塑出普遍“线性的”理性时间认知机制。另一方面，于日常生活的时间运作中，基于个体“现在的”主体经验形塑出特殊的微分时间认知机制。进而，在两种认知机制相互作用下，时间成为日常生活中即熟悉又陌生的个人惯习一部分，时间迷思由此产生。而在当代社会加速的现代化境遇下，基于对“现在的”时间性社会想象的反思将为当下社会学反思及想象力拓展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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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联通社会的环境机遇和环境风险：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王琰

  . 2020, 8(6):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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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时代，交通和信息的联通革命性地重塑了人类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高度联通的社会。在环境影响上，高度联通社会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联通性一方面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在消耗大量能源资源的同时排放出废弃物，将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但同时也蕴含着社会动力，推动了资源和信息交换，有助于减少排放。基于73个国家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研究分析了交通联通手段和网络信息联通对三种主要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在不同类型国家中联通性都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在控制了经济发展后，仍然可以观察到交通联通性给高收入国家带来了较强的环境机遇，但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环境风险；信息联通性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遏制了温室气体排放。因此，高收入国家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中低收入国家应发挥信息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的关键作用，以改善固有交通方式，转变交通发展政策。本文探讨了联通性包含的物理过程和社会建构过程及其环境效应，同时也提示我们要综合看待“一带一路”等互联互通进程中可能遇到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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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研究的概念谱系与未来议程：百年进展的反思

  高恩新

  . 2020, 8(6):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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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灾难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百年”之际，本文运用知识谱系学的方法，回顾、梳理了灾难研究的概念谱系以及范式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致灾因子、脆弱性、韧性作为构建研究范式的基础概念影响了灾难研究的问题定义、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理论框架。在100年的发展历程中，灾难研究逐渐形成了灾害范式、社会现象范式、生态系统范式。三个灾难研究范式不是“革命性”替代关系，映射了灾难研究面临概念繁杂、学科分散、知识碎片化的现状。未来的灾难研究应该继续追寻普遍性的灾难理论、构建灾难学科知识体系、建立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学科价值规范，推动灾难研究走向科学化和学科化。